我與京城四老的書緣

  京城壽者，夥矣。我這裡說的「四老」皆史林鴻儒，倘以年齡高低為序，他們是：何兆武（93歲）、齊世榮（88歲）、劉家和（86歲）、金沖及（84歲）。這四老中，我最早認識的是金先生，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繫念大三，他教我們中國近代史，白駒過隙，物換星移，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其餘三老，均相識於「科學的春天」之後，也各有三十多個年頭。我與這幾位前輩歷史學家的結緣，竟是出奇的一致：緣於書，傳於書，情於書，任憑風雨無常，時間流逝，唯書香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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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過去，其實我很早就讀過何兆武先生的譯作了。檢點蘭克史學東傳史，我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從一本當時專登譯文的雜誌中，讀到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的出色論文：《美國與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當時還在念大三的我，對蘭克史學之真諦雖只是懵懵懂懂，但對它的博洽與精深卻充滿了好奇與敬意，並由此對西方史學產生了歷久不衰的興趣與進一步求索的渴望。不過，我當時注意的是蘭克，而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伊格爾斯（當今美國史學史名家），也沒有留意譯者何兆武先生。當我再次讀何先生譯作，已是改革開放之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在讀西方學術名著《西方哲學史》時，不僅知曉作者羅素，也記住了譯者何先生的大名。

  此後，我入行漸深，多種何氏的譯作，比如英國史學家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伊格爾斯的新作《二十世紀的歷史學》等，都成了我教學與科研的必備參考書。作為翻譯家的他，我手頭還存有他親筆題簽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梅尼克的《德國的浩劫》等等。先生譯風秉承嚴復的「信達雅」之原則，力求「信達」，精益求精，不妨在此舉一小例證之：翻開先生贈我《德國的浩劫》一書，在扉頁題款「廣智先生教正，兆武謹贈」，換行另寫：「本書印刷錯誤百出，未及改正，致歉。」書收到後不久，他寄來一份勘誤表，共有70處，在附函中，又云：「Meinecke中譯名似以邁納克為近，編者改作梅尼克，亦無可如何也……」，對於先生的「無奈」，作為《德國的浩劫》一書的讀者，也只能徒喚奈何。

  作者與何兆武先生合影

  何老於當代中國史學的貢獻，在於他對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業績，要研究它那是不能繞開他的。自20世紀80年代迄今，兆武先生寫了系列探討西方歷史哲學的個案之作，篇篇有創意，字字如珠璣，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過這樣的話：「何氏對西方歷史哲學的探究，於細微處見精深，在平實處藏宏論，他在這方面的學術成就代表了當代中國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最高水平。」後來這些單篇佳作已結集成書《歷史批判散論》，在學界廣為流傳，不僅施惠於我，而且澤被有志於此的諸多學人。先生今已九十有三，盛譽遐齡，功業昭昭，我們在此遙寄一片懷念與景仰之情。

  說起齊世榮，我想許多年輕人都熟悉這個名字，他曾是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過世界史的最頂尖的歷史學家，作為中國世界史學科泰斗級大家，在史界德高望重。在全國性世界史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們總可以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齊先生正襟危坐，一臉嚴肅的樣子。不過，我還是喜歡聽他的報告或發言，尤其是即興發言，針砭史風，譏彈時弊，聽了之後真是覺得痛快，不像有些演講者，故弄玄虛，講了半天，好像是鈍刀子割肉，許久也割不下來，聽了直叫人難受。其實，先生在台下還是很平易近人的，我曾多次與他閒聊，放言無忌，甚是愉悅。此時他笑時，看上去真像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與鄰家的老爺子沒什麼兩樣。這不，他給我來電了，用徵詢的口吻邀我參加他主持的「世界史學科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那是兩年前的事了；眼下又通話了，渾厚的京腔從電話里傳了過來：「廣智，我半月前寄你的小書《史料五講》，收到了嗎？」「沒有呀？」時值暑假，我已經好久沒去系上取信件了。稍傾，他又道：「倘沒有收到，請儘快告訴我，我可以給你再寄嘛……」隔天，我趕緊從系上拿到了他的新作，信封同過去給我寄書時一樣，他書寫的字體灑脫而又特大號，占滿了整個信封正面，生怕人家字看不清楚，這是「齊體」；更令人吃驚的是，作者書中論史料時所舉的例證，充盈在中國史書（古典的與近代的），迥異於世界史學者之況味，而華麗轉身為一位像顧頡剛或白壽彝這樣的中國史學專家，他壽登耄耋，仍孤燈熒然，不理朝市，潛心著述，推出新著，令晚輩後生能不肅然起敬而遠離慵散耶！

  齊老於中國世界史學科，尤其是中國的世界現代史學科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和吳於廑先生共同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他主編的六卷本《世界現當代史資料》等，嘉惠史林，不知有多少人從中得到了教益，而於我尤甚。必須要提到的是，他既重專業的精深研究，亦關注歷史知識，尤其是世界史知識的普及，其主編的《精粹世界史》（20本），大型辭書《世界五千年紀事本末》，出版後廣受社會大眾的歡迎。後者200多萬字，從人類起源起至20世紀末的日本金融風波，列1100餘條，采中國史書的「紀事本末」體，把世界五千年所發生的大事說了個明白。這本辭書我也應邀作為編委會成員，參與編撰古希臘部分的條目，從中也與世榮師結下了一份濃重的學術情緣，都是這本書「惹」出來的，不過那是福，以書結緣，然也。

  我常去北京開會，最多的是北京師範大學，該校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每年要舉行一次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赴會時必會遇到劉家和先生，會議安排大會發言總是劉先生領銜，我緊隨其後，這種零距離的接觸，使我受益匪淺。先生治史，注重比較研究，中西貫通。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史不能放入世界史中進行研究，世界史研究沒有中國人的考察視角，都是偏頗而不足取的，他的諸多學術成果都體現了這一特點。就世界史而言，他主編的《世界古代史》，另闢蹊徑，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版後，對我及同道的教學科研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不過，在我與劉先生的交往中，還是以書結緣，最令我難忘，這裡要說到1995年9月在武漢的一段往事，現在回想起來，也還是覺得蠻有滋味的。當時家和師的大作《古代中國與世界——一個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於1995年問世，是年9月25日出版者召開了一個新書發布會，邀學界名士共話劉氏這部新作的學術意義與影響，我也有幸應邀參加，並以「繼承傳統，超越傳統」為題作了發言。會議開得熱烈且成功，且不多表，要記的是會外趣事。是日晚餐畢，劉先生還有與會的南京大學歷史系張樹棟教授，在我房間敘談閒聊。家和先生新作獲得了與會者一致的高度評價，自是高興，樹棟也誇了我的發言，我頓時來勁，說「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呀」，劉先生聽後也來勁了，他隨即唱起「祝你生日快樂」，樹棟與我應和，像小青年生日派對那樣「鬧」了一陣，當然不吹蠟燭，也無生日蛋糕，只有清茶一杯。我本來以為就可收場，但劉先生意猶未盡，又出了新點子，說今晚是廣智兄生日，各人包括壽星各出一個節目賀之。他說自己先來，說時遲，那時快，他馬上吹起了口哨，蘇聯歌曲《一條小路》，委婉動人的旋律從他口中徐徐吐出，真是才藝驚人，我與樹棟驚呆了，竟不知曉這位史學前輩還有這等本事，真是了得。一曲既罷，掌聲響起，先生又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歌曲，待至一半，在他那圓潤的口哨聲伴奏下，我與樹棟都情不自禁地唱了起來，「長夜快過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願從今後，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作者與劉家和先生（右）、張樹棟教授（右）在武漢合影

  多少年過去了，去年冬初，我又去北師大開會，劉先生又說起了這則往事，我們都笑了，我想這不再重現的一幕，都是源於書。隨之，他說收到了我主編的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接下來他說的褒獎之語現在我都忘了，但他當時贈我的新版《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一書，卻從京城帶回了上海，這不啻是帶回了一本書，也帶回了一份厚重的學術情誼，所以行囊感到很重，很沉重。

  說起金沖及先生，雖則與我已存50多年的師生情誼，但是我還是從最近說起，沒有別的理由，還是因為書，可謂「京滬之間書為媒，師生之間情更深」。兩個月前，即6月初，我驚喜地收到了先生的來信，信的一開頭就這樣寫道：「九年前校慶百周年時，你送了我兩本書。我本來想看完了那本《西方史學史》後再回信，書也看了一部分，剛好《陳雲傳》要定稿，這是一個很重的活，就把這件事放下了，等到現在想起，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心裡一直沒有忘記給你覆信，總覺得欠了個帳。最近收到你們64屆畢業50周年紀念冊，又勾起了我對那段歲月的懷念，於是，就下決心寫這封遲到的覆信……」收到這封情真意切的來信，真是令我感慨萬千，我的思緒不由延展開來……

  大學畢業後，我考取了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後來雖專注西方史學史，但我的史學的專業訓練，卻是在大學本科打下的，受金先生教澤多多，我是讀先生的文章、著作長大的。先生25歲時就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才華出眾，當時讀後的感受是我也要寫出這樣的文章，也要發表在《歷史研究》上。後來，他與胡繩武先生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不僅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更征服了我，在上世紀60年代，我就夢想有朝一日，也能合力打造一部多卷的西方史學史。

  金先生有濃濃的「復旦情結」。他自1947年入復旦歷史系求學，畢業後留校工作，在復旦待了將近20年的時間，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是喝黃浦江的水成長的，直至我大學畢業後不久，他奉調北京，「北漂」多個崗位，最後「落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常務副主任，一干就是20多年。但身在北京的他，常掛牽母校母系的發展。他一直是個「雙肩挑」的學者，在擔任各單位領導的50多年裡，他為國家奉獻甚多，尤其是在新世紀，他嘔心瀝血主編了《毛澤東傳》、《劉少奇傳》、《周恩來傳》、《朱德傳》。在正業之外，他一直沒有忘情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本職工作與史學之志，一身二任，而又渾然一體……

  桌上的信，止住了我的回憶，回到了當下，隨即我就寫回信，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的來信，與此同時給他寄去了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新作《克麗奧的東方形象》，再加上他一再覓求的希羅多德《歷史》（新版兩卷本），林林總總裝滿了一大紙箱。收寄的郵局營業員聞知原委，連聲說：「還是書好，書比錢好，贈書最能體現學生對老師的真情。」是的，但我們更應當記得列夫·托爾斯泰的話：「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沒有多久，先生來電說書收到了，還說「來而不往非禮也」。果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是先生的近作：《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四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接著又收到了他的覆信，足足有5頁，我再一次驚詫與被感動了。他在信中說到的治學心得，是作為學生我的精神財產；他在信中對學生的褒揚，是作為學生我的努力方向。在這封信的最後，他這樣寫道：「剛看完你送的書，我就拿起筆來寫信。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只當聊天，沒有推敲是否講得周全，只是表示給我的書是比較認真地看了……」我在「比較認真地看了」這兒停了下來，我想正是書讓我與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拉近了距離，書之於師生情誼，真是緊緊牽連而不可分離呀！

  行文至此，驀地，從窗外傳來了歌聲：

  讀著時間

  寄來的春天

  花兒漫過

  無邊的原野

  為什麼我總是想起你

  ……

  這歌聲大氣磅礴，感情真摯。噢，那是最近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片尾曲。

  演唱者孫楠動情地繼續唱道：

  你老了

  祖國年輕了

  在這生命怒放的季節

  為什麼我總是想起你

  我的人生和山河已經改變

  這首歌我聽了多次，每次聽罷，都會心潮澎湃，引起我的強烈共鳴：是偉人鄧小平指明了中國前進的新方向，也為我們捎來歷史科學那「寄來的春天」。

  掠美借用「你老了，祖國年輕了」這句催人淚下的歌詞，說及這裡的「四老」，隨著您們生理年齡的遞增，您們老了，但您們畢生致力的歷史科學將永葆青春。

  本文原載《文匯讀書周報》201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