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國年鑑學派走向世界說開去

  中國史學如何走向世界？這自然是一個「宏大話語」式的論題，需要匯聚各方志士仁人之識見，我個人多年從事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由這個題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國年鑑學派。

  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國年鑑學派走向世界的歷程可為證明。1919年，年鑑學派的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赴法國東北部邊陲地區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任職，10年後他倆創辦《年鑑》雜誌，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立意要「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是為年鑑學派的創立。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即在年鑑學派創立的初期，他們還只有默默無聞的幾個人，遑論走向世界了。在傳統史學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們所形容的那樣，只不過是一隻「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後來卻成了改變世界史學發展方向的「航空母艦」。

  風靡當今國際史壇的年鑑學派的一些著名的史學理念，如總體史理論、長時段理論，以及重視精神狀態史的研究等，稍加考察，就不難發覺它們都是深深紮根於法蘭西的學術文化傳統的，這至少可以追溯到新史學的「近祖」伏爾泰那裡。我們不是可以從布羅代爾的宏著《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找到伏爾泰的名著《風俗論》、《路易十四時代》的深刻影響嗎？這正如當代最負盛名的史學史家伊格爾斯所說：「它（年鑑學派）始終保持一種獨特的法國現象。」但年鑑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迅速地走出了國門，並迎來了輝煌時期，在國際史學界產生了與日俱增的世界性影響，在當下中國，更成了學界引進西方史學的一個熱點。由年鑑學派所奠定的史學新范型，也無疑成了20世紀西方新史學發展的主流。

  布羅代爾

  年鑑學派史學之走向世界，令人不勝歆羨。回顧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壇，不管是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國的「蘭克學派」，還是活躍於40年代前後的「戰國策派」，乃至一時很顯揚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有哪一個學派可與法國的年鑑學派相比，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派呢？可以說一個也沒有。這實在是很令人深思的。年鑑學派之成為世界性學派，啟示我們：一個民族真正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足，應當在全球意識下發展體現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越是發揚這種具有個性特點的民族新文化，就越能為多樣性的世界文化作出貢獻。對於一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關係，也應當作如是觀。年鑑學派實現了它最初的史學旨趣，把「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發揮到極致，在這一點上，對時下要走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和中國歷史學家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我個人覺得，當下中國史學走向世界，其社會大背景非常有利，這要比當時年鑑學派的處境還要好一些。自晚清至民國、至新中國前期（1949—1978），迄至中國新時期，再也沒有比晚近二十多年來的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偉大變革更令人意氣風發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極大增強，有力地提升了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國際地位，這都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史學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經濟的綜合實力常常與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相掛鉤，而其國際政治地位之高低又往往與它在世界上的學術聲望有關聯。如果稍稍了解一下中國學者自1980年及這之後（第16、17、18、19、20各屆，每5年召開一次）參加的歷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雖則它依然是歐美史學界一統天下，但情況也悄悄地在發生變化，並給我們傳來這樣的信息：（1）國外學者（主要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史和中國史學呈加強趨勢；（2）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的宏觀體系，並逐漸成了一種新的學術趨向；（3）在西方學界的那些「頂級理論」中，中國不再是一個「想像的異邦」，而是日漸成了他們敘述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是否就此對中國史學之走向世界作出很樂觀的判斷，從而放棄自己的努力呢？顯然不能。我個人以為，中國史學要走向世界，不妨借鑑一下年鑑學派的經驗，應當充分發揚本民族的史學特色，並為此矢志不渝而又代代相沿。下面我想就此略抒淺見。

  其一，為了發揚本民族的史學特色，就必須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這自然是老話新議。

  先賢梁啓超曾云：「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最近，筆者在台灣講學，見到各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都在醒目的位置放著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與在世界各大圖書館見到的情景一模一樣，這不由得令人欣喜。當然，在這宏富的傳統史學遺產中，其中有一些已不適用於今日，但重要的是，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卻蘊含著豐富的智慧、特有的思想，這些智慧不會因時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會因時而廢，值得我們史學工作者去認真地發掘。比如瞿林東教授近年來致力於發掘中國傳統史學中的理論遺產（歷史理論的、史學理論的），發覺它成果豐碩，一改人們對中國古代史學在認識上的偏見。這種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且不盲從習見而又一意創新的例證是不勝枚舉的。只要我們的史學工作者具有這樣的信念，中國的傳統史學不僅會面貌一新，而且這種創新的民族史學的個性特點，必將在國際史壇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這樣認為，中國史學之進步，需要藉助內外兩股力量的推動，這裡所說的「外力」，即是要藉助與吸納域外的一切優秀的史學遺產；這裡所說的「內力」，即是中國史學自身的優秀遺產。對於老祖宗的東西，墨守成規是沒有出息的，那麼丟掉它而數典忘祖就對了嗎？也不對。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重提年鑑學派的經驗。當費弗爾和布洛赫在創建年鑑學派的時候（1929—1945），他們在猛烈批判傳統史學的同時，恰又批判繼承並超越了這種傳統，從而萌發出體現法國史學個性特色的總體史理念等富有創意的新見。年鑑學派以後的發展或轉型，也都體現出這樣的特徵。為此，我們需要的也是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繼承傳統是為了給史學發展以信心，超越傳統是為了給個性創造以空間，舍此別無他途，除非你排斥創造，孤守閉塞。

  其二，為了發揚本民族的史學特色，就必須正確對待域外史學，我這裡主要說的是西方史學。

  毋庸置疑，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尤其是現當代中國史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史學自19世紀末以來的交匯，也對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且看：中西史學的直接碰撞發生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伊始，藉助東鄰，給我們傳來了域外（西方）史學的最初信息，並由此激發了世紀初中國的新史學思潮。「五四」以來，中國學人跨出國門，留學歐美成為時尚，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下接受洗禮。30年代前後，隨著歐美留學生的歸國，西方史學競相東來，而西方史學名著、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直接輸入中國，並在30年代前後出現了中西史學交匯的第一次高潮。平心而論，當時的中國史家，對世界史學尤其是西方史學並不隔膜，有的還很熟悉，如何炳松、傅斯年、姚從吾等一批留學歐美的學人。即便在戰火紛飛的40年代，西方史學依然與中國史學交互錯雜，互有牽連，這種在特殊歲月里出現的「開放性學術氛圍」，導致「戰國策派」學人群對西方史學理論的直接引入，他們對當時西方史學的前沿理論（如斯賓格勒、湯因比所倡導的文化形態史觀）一點也不陌生。50年代開始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國外史學的引進，不過此次路標轉換了，前方的標識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而對西方史學則採取一概排斥與粗暴批判的態度，這種做法最終進一步疏離與拉遠了與西方史學乃至國際史學的距離。「文化大革命」的來臨，則徹底地關上了中西史學交流的大門。從1978年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迎來了20世紀中西史學交匯的第二次高潮，中國史學又一次與當代西方史學「牽手」，開始步入國際史壇，自此不斷地發出中國歷史學家的聲音，儘管這種聲音還是比較微弱，與我們這樣的一個「史學大國」的地位還不相稱。

  通過以上簡略的敘述，我旨在說明現代西方史學與中國史學的互通、互介、互學、互訪是不可或缺且意義深遠的，並從中可以看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激勵或制約後者走向世界的一種力量，當不可小覷。毋庸否認，現當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與趨勢，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國際史學發展的前瞻性與典範性，無疑對我們史學的發展及其走向世界具有借鑑意義。但是，正如我多次說過的那樣，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總之，對西方史學的亦步亦趨、盲目崇拜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採取的一概排斥、簡單粗暴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在這裡，絕不能丟棄中國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對此，不容贅議。

  就當下的中國史學而言，有一點還須在此補白。為了進一步疏通中西史學對話的渠道，我們還應正確理解與攝納當今西方學界各種流行的「話語」（Discourse）和「范型」（Paradigm），比如軸心時代、核心與邊緣、構建與顛覆、文本與解讀等等。一方面，我們當然不必為了趕時髦，為了生搬硬套這些譯名、術語，刻意從中國本土史學中截取材料，削足適履，使史學研究變成一種新的「洋教條」，甚至弄成一副不中不西的樣子。但另一方面，為了積極參與國際史學間的交流或對話，我們又需仔細弄清西方學者這些「洋名」的本義。不過，當今重要的是，應當突破用西方史學中的「話語」或「范型」來宰制中國史學，在史學研究工作中，力求開拓與創新，走出我們自己的路子。比如令人困惑多年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經過多年的研究與爭辯後，終於覺察到不應套用西歐歷史發展的「范型」，而應另謀新途。這並不容易，但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國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一如當年年鑑學派為了創立自己的史學特色，而不懈世代努力那樣。

  其三，為了發揚本民族的史學特色，譯書仍是當今之要務。

  梁啓超說過：「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當然，在現時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穿梭東西，馳騁中外，熟知天下，但譯書的意義還是無可替代，就像電視不可替代廣播，圖像不可替代文字。因此梁氏之論不僅於今日中國之自強，而且於今日中國史學快步走向世界，仍是醒世之語。個人以為，人類正是憑藉譯書，可望建立一座通向「大同世界」的「巴別塔」（通天之塔）。

  我在這裡所說的「譯書」，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西書中譯」。對此，自新時期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不必在這篇短文里一一臚列。當然，即使這樣，這方面的工作也還有不少缺陷；一方面是一些並非名著的中譯，好像「揀到籃里就是菜」，找幾本洋書中譯就組成什麼「譯叢」，這種「濫譯」實際上是對學術資源的一種浪費。此外，有些已有很不錯的中譯本名著，也拿來重譯出版，這也是一種浪費；另一方面是有不少空白亟待有人去做，如近現代西方史學大師蘭克，迄今為止竟沒有一本德文原著的中譯本，這就為我們研究近現代西方史學帶來了困難。又如，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作品，其中譯本也有大量的空缺，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種參考系，如果將它們組合成一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文庫」之類「集體亮相」，這對於我們的史學研究是頗具參考與借鑑價值的。另一層意思是「中書西譯」。這方面的工作實在令人失望。這是我要借《江海學刊》一角大聲疾呼的。請問中國古典史學名著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有哪一部已全譯成西方學術界可以流暢閱讀的西文版，恕我孤陋寡聞，這恐怕是鳳毛麟角啊。而近現代中國大師級的史家（比如王國維、梁啓超或傅斯年、陳寅恪等）的名著，則就更少西譯了。

  以上所說的兩個層面，都與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緊密相關，後者（中書西譯）尤甚。我們通常說，西方學界對中國史學不很了解，有的是很不了解，這是事實。無論是19世紀的黑格爾以為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或20世紀的西方學者巴特菲爾德之類所認為的中國史學缺乏近代西方科學中的理論思維，他們的皮相之見實在是緣於他們對中國史學的不了解。事實上，從孔子到乾嘉時代的史家們，中國歷史學家的歷史理論完全可以與西方自維科以來的歷史思維相媲美。那個武斷的巴特菲爾德不是在了解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些情況後，也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嗎？我個人覺得，中國史學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讓國際史學界了解中國和中國史學，因為了解是交流的基礎，了解是對話的前提。當然，了解是彼此的，我不是說當下中國學者對國外史學就很了解了，但相較而言，國外（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更不了解。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人們往往樂於稱道18世紀西方學界的「漢學熱」以及中國思想文化對他們的深刻影響，但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不也歸之於中國儒家經典的西譯（有拉丁文、法文等譯本出版）嗎？

  最後，還是回到年鑑學派上來。我們回顧法國年鑑學派走向世界，是為了借鑑這一學派的成功經驗，努力發展與發揚本民族的史學及其特色，迅速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從而進入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前沿，在強手林立的世界史學界中擁有自己的位置，這真是任重而道遠啊！

  本文原載《江海學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