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歷史、現狀與展望

  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就其學科意義上而言，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如果從20世紀60年代初奠立開始，也就半個多世紀吧，但倘若追溯其歷史，其源頭可以從20世紀20年代說起，也有將近百年的歷史了。

  關於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我曾做過多次的歷時性考察，這些近期可見我主著的《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第三版導論篇）、論文《西方史學史學科在中國的歷史進程述要》（《福建論壇》2010年第1期）等。歸納起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倘從20世紀20年代算起，大體經歷了如下四個時期：

  1.萌芽時期：20世紀20～50年代。

  2.奠立時期：20世紀60年代前期。

  3.停滯時期：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4.發展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

  眾所周知，這停滯時期的中國文化尚處於困境之中，遑論西方史學史。倘若如此，近百年西方史學的發展進程可概括為萌芽、奠立、發展三大階段，經歷了從不自覺——比較自覺——自覺這樣一個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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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不再詳述以上這幾個時期的情況。這份綱要旨在從中國西方史學史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捕捉幾個要點，另列子題，集中敘述，或許會讓讀者多少對它留下一點印象，果如是，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一、在搖籃中

  在我國，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來是20世紀的事。「中國史學史」一詞，最早是胡適於1924年提出的。然而就這一學科地位的貢獻而言，則當數梁啓超居功至偉，自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明確提出了「史學史的做法」，並為中國史學史給出了初始方案後，中國史學史的作品紛出，30年代前後正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立時期。反觀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此時尚在搖籃中。

  西方史學史（或說西洋史學史）一詞最早始於何人，待考。大約在1919年之後，北大史學系所設置的課程中有歐美史學史，或有西洋歷史研究法之類的課。1920年起，李大釗撰《史學思想史講義》，並在北大開設《史學思想史》等相關課程，著力傳授的是近代西方史學史，雖然他並沒有標上這樣的名稱。在此需要加上一筆的是，《史學思想史講義》可稱得上是我國史學史上第一本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西方史學史作品，它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作出了先行者的貢獻。這之後，何炳松與郭斌佳譯美國歷史學家紹特威爾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譯者把中文書譯名定為「西洋史學史」，此書由商務印書館於1929年出版，也許他們是在學界較早提出此詞的人。1930年北大史學系在開設的課程中，已明確有「西洋史學史」一課。此後，清華大學的劉崇鋐、暨南大學的朱謙之都開設過這樣的課目。於是，在30年代，「西洋史學史」一詞就逐漸流傳開來了。然而，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仍在搖籃中。

  的確，此時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仍在搖籃中，這是因為：儘管有西洋史學史之類的譯作流傳於坊間，但還沒有像中國史學史學科那樣，產生如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之類的典範作品；國人關於西方史學史的著述，也只在《史學概要》這類書中，有簡略的介紹，未成系統；至於像周予同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之類的研究型論文，也尚未問世；在大學開設西洋史學史，猶如寥若晨星，不成氣候，故還談不上此類人才的培養——總之，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在中國史學史學科有所發展的三四十年代，還不成熟，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二、徘徊於兩股史學思潮之間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深受域外史學的深刻影響，在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更是這樣。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一方面是由於它的根底相當薄弱；另一方面是這門學科的自身特點，因而在它建立的過程中，較中國史學史更是受到域外史學直接的、乃至無法擺脫的巨大影響，因此需要中國學人鍥而不捨的努力與探索，故只能步履蹣跚地行進。這裡的域外史學，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萌芽時期發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有兩支，它們是：

  一是30年代前後輸入中國的西方史學。說起西方史學之直接東傳（不是藉助東鄰日本），大體說來，在20世紀有兩次高潮：一次為本階段；另一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這裡說前者。此次高潮最重要的標誌是大量輸入西方史學原典作品，它包括兩類，一類如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馬基雅維里的《霸術》（現通譯為《君主論》）等歷史著作；另一類則數量眾多，屬於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比如魯濱遜的《新史學》、朗格諾瓦、瑟諾博斯的《史學原論》、斑茲（現通譯為巴恩斯）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等。

  與此同時，諸多西方史學流派也湧入進來。是時，以魯濱遜為代表的現代美國「新史學派」、蘭克與蘭克學派史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文化形態學派、新康德主義等都無須藉助其他途徑直接步入東土。

  西方史學的輸入在現代中國學界激起了廣泛的迴響，這以當時出版的國人著述可為佐證，比如有何炳松的《歷史研究法》、朱謙之的《歷史哲學》、盧紹稷的《史學概要》、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林同濟、雷海宗的《文化形態史觀》等等。通觀這些作品，多數著述是借鑑吸收西方的史學思想，有的是據西方史學原著改寫。不管怎樣，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輸入，在中西史學交流史上，乃至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曾起到過相當積極的作用，雖則也不可避免帶來食洋不化與生搬硬套的毛病。

  一是50年代輸入中國的蘇聯史學。1949年後，現代中國史學發生了「路標的轉換」，即從前一時期引進西方史學向引進蘇聯史學的轉變，從汲取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向學習馬克思主義史學（實質上是打上史達林印記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變，這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進程中，確可稱之為另一次新的史學革命，影響深遠，意義不凡。如今，蘇聯不復存在，但它的史學作為一份遺產，並未隨之消失，還需後人認真總結，批判繼承。這自然是史學研究的一個大題目，不容詳述，這裡我就題旨略說一下。

  「以俄為師」、「向蘇聯學習」，這是50年代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是時，中國史學界因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而「愛屋及烏」，對蘇聯史學也大加推崇與讚美。是時，有多種途徑輸入蘇聯史學：俄文史學著作紛紛翻譯出版、蘇聯學者來華講學、中國學者在學校課堂上的講授、中國留蘇學生歸國後的宣傳等。倘與30年代前後那一次西方史學的輸入相比，有兩點是共同的：一為譯書均占首要地位，就說此次吧，《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多卷本《世界通史》乃至很專業的康恩的兩本史學理論作品（《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窮途末路的資產階級歷史哲學》）等中譯本在國人或學界中曾產生了多麼重大的影響；二為留學生在引進域外史學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前一次的何炳松還是此次的「何炳松們」，都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其溝通與交流的作用均不可或缺。

  50年代蘇聯史學的輸入，對我國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自然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且不說烙上明顯教條主義與僵化印記的蘇式歷史理論，即便是具體的學科體系，也無不留下這種痕跡，康恩書名中的「危機」、「窮途末路」云云，很能代表那時蘇聯史學（具體到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認識等）的「主體意識」。因此，從讀中譯本相關著作，或通俄文的專家所見，所得到的也大體如此，食洋不化與生搬硬套的弊端，依然凸顯在這次大規模的域外史學輸入中。我們當然不能只看到蘇聯史學入華的消極影響，也應評估它的積極意義。歷史地看，在那個特定的時期，藉助蘇聯史學，竟成了中國學者了解西方史學的主要渠道。當然，這種從夾縫中瞭望到的東西，或模糊，或扭曲。總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此時的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還處於萌芽時期，尚在搖籃中。是時，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仍處在「自在的」階段，對這門學科的總體認識還不夠自覺。

  三、「史學史熱」催生了一門學科

  如上所述，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奠立，「全盤西化」不行，「全盤蘇化」也不行。這是因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在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構建中，藉助外力是必要的，但它終究不能起到支配作用，內力仍是一種左右這門學科的決定性力量。

  這種內力終於來了。60年代初，中蘇不睦，「左」傾思潮受阻，重申「雙百方針」，這種較為寬鬆的時代氛圍，使當時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出現了一種求新務實的學術思潮。哲學上的「合二而一」、文藝領域的「人性論」與「時代精神匯合論」等新論競相提出，無不對史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60年代初一度出現了科學思潮的勃發，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發展最好的時期，這就引發了對歷史學自身的反省，全國範圍內的「史學史熱」就這樣形成了。

  60年初發生的「史學史熱」，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至為鮮見。以1961年召開的文科教材會議為契機，史界頗活躍，學林多盛事，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濟南、西安等地，中國史學工作者就史學史研究的各個方面，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收穫甚豐。就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而言，正是這次史無前例的「史學史熱」催生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功莫大焉。

  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基，大體說來，需具備以下一些條件：

  應當認識到西方史學史的重要性，並應把它列入高等院校歷史系的教學計劃；

  關於相關教材的編纂計劃及其實踐；

  關於該學科研究生的培養計劃及其實施；

  西方史學原著的譯介。

  國人研究西方史學史達到相當的水平。

  以上諸項，在60年代前期大體齊備了。總之，當時對西方史學史這門學科有了一種比較自覺的認識，這說明這門學科在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來了。

  四、「南耿北齊」

  這裡說的「南耿北齊」，指的是復旦大學的耿淡如師（1898—1975）與北京大學的齊思和（1907—1980）。他們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均留學美國，同在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耿師於1932年回國，齊於1935年歸來；

  他們在1950年後，皆以治世界中世紀史而享譽新中國史壇；

  他們都致力於西方史學的輸入，積極翻譯西方史學名著；

  他們都是「史學史熱」中的中堅人物；

  他們都是60年代初高教部籌劃的國家級教材《外國史學史》一書的編寫成員；

  他們都在60年代初發表了為創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作出貢獻的重要的學術論文。

  必須指出，前述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奠立所應具備的條件，無一不與耿齊兩位前輩有關，尤與耿師更有緊密的聯繫。在60年代前期，耿淡如師於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了許多奠基性的工作，現擇其要者，稍微具體化如下：

  1961年發表《什麼是史學史》一文，提出「需要建設一個新的史學史體系」。

  從1961年開始，在復旦大學歷史係為本科生開設外國（西方）史學史課程。

  1961年被高教部任命為《外國史學史》教材的主編，並努力付諸實施，這項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止。

  積極翻譯西方史學名著，成就出眾；又選譯西方著名史家與流派，輯成《西方史學史資料》，內部刊用；在《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持續發表譯文，介紹西方史學。

  1964年招收國內首名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開當今招收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研究生之先河。

  可以這樣說，耿齊兩人在那時困難的條件下，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奠立作出了開創者的貢獻。上述各項，因「文化大革命」而中輟，「革命風暴」無情地扼殺了搖籃中的幼兒，把尚處在奠基時期的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摧垮了。

  五、東隅已逝 桑榆未晚

  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步入了快車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終於從「自在的」階段進入全面發展的「自為的」階段。

  確是這樣，是那如沐春風喚醒了沉睡的學術大地，在那個年月，我國老一輩治西方史學史的學者，他們重新煥發出了青春的活力，返老還童，奮發有為，成了上個世紀80年代學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這裡我們姑且列出以下幾位，以見一斑。他們是：吳於廑、郭聖銘、朱本源、譚英華、張芝聯。1978年，我們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不過那時他們都已進入了花甲之年。東隅已逝，桑榆未晚。他們個個老而彌堅、精神抖擻地從事西方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業績非凡，竟成了他們個人事業的一個巔峰期。

  吳於廑（1913—1993），武漢大學教授。他在中國新時期，積極倡導整體的世界史觀，為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與周一良共同主編《世界通史》，影響深遠。他於西方史學史頗多精論，見其論文集《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等。他主編的《外國史學名著選》（上下兩卷）迄今仍嘉惠史林。

  郭聖銘（1915—2006），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他於世界史的諸多領域，多有建樹，著有《世界文明史綱要》古代與近代兩卷等。1983年，他出版了《西方史學史概要》，在學界影響深遠，迄今未泯。在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中，《西方史學史概要》是一個零的突破，乃我國學者所寫的有關西方史學史的開山之作。

  朱本源（1916—2006），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西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比較研究，西方史學史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著有《朱本源史學文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等。1978年，他開始了學求人生的新起點，一鼓作氣工作了二十年，成為他個人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譚英華（1917—1996），四川大學教授。1984年，他是當時國家教委組織的國家級教材《西方史學史》的副主編（主編張芝聯），撰寫全書導論，涉獵廣泛，立論精深，是一篇可以獨立成章的西方史學史專論。他於近代英國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尤有研究，《試論博克爾的史學》等文，堪稱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

  張芝聯（1918—2008），北京大學教授。他於法國史和西方史學史兩個領域均有建樹，成果纍纍。曾主編《法國通史簡編》，西方史學史和法國史研究的論文甚豐，結集的有《從高盧到戴高樂》、《從通鑑到人權研究》等。在中國新時期，他穿梭於東西，往返於中外，充當「學術交流大使」二十餘年，為中外史學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逝者如斯，風華不再，後來者唯有在這些前輩歷史學家的基礎上再出發，不斷進取，繼續耕耘，才不致愧對先人，不致愧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事業的前程。

  六、繁花似錦的新篇章

  回顧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的西方史學史，這三十多年的歷程，之所以稱為發展時期，這是因為與前面相比，表現出了明顯的進步，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裡略舉一二：

  20世紀80年代以降，發生了20世紀第二次引進西方史學的高潮，它要大大地超越了第一次。

  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史學的水平從介紹到評述再到深入，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尤其是人才培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在上述幾個方面繼續得到了發展，其發展趨勢總的是不斷趨向深入。

  晚近30多年來，在我看來，最能顯現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進展的當是國人撰寫的西方史學史著作的紛紛出版，這裡且不說西方史家或學派的個案研究，比如從李勇的《魯濱遜新史學派研究》（2004），到新近出版的陳茂華的《霍夫施塔特史學研究》（2013）等，也不說西方史學某個專題之作，比如江華的《世界體系理論研究》（2007），到周兵的《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等，新作如繁花似錦，層出不窮，在此不再一一臚列。

  下面我要說的是通史類的西方史學史，據我粗略的統計，從1983年郭聖銘首先推出《西方史學史概要》到現在，大約有20多種，這對比較薄弱的西方史學史學科來說，真是來之不易的。通史類的西方史學史作品的紛出，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動人春色不須多」，這裡列舉數種，以現繁花似錦之景觀。

  無須多加說明，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在「發展時期」的發展情況就盡顯其中了。

  七、在新的起點上再出發

  當今，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世界，方興未艾。全球化這一當代歷史發展的新潮流，衝擊著世界，也衝擊著中國，順時代潮流者昌，逆時代潮流者衰。這給中國帯來了不只是巨大的挑戰，也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自然也包括中國史學，中國的西方史學研究。這對志在快步邁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則更是如此了。總體看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發展，前路漫漫，但前景璀璨。當下重要的是，我們應在前人止步的地方再出發，從新的起點上前進，一步一個足印。

  由此，我首先想到了為了使中國史學躋身於世界史學之林，必須重繪世界史學地圖。如今，「世界文學」、「世界哲學」已成為現實，那麼「世界史學」也不只是一個烏托邦。為此，我們任務繁重，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加強翻譯，尤其要「外譯中」與「中譯外」齊頭並進，對於後者更要格外重視，為的是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史學；需要建立或舉辦一些能在國際學界發出中國史家聲音的平台、會議等，讓中外學界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互動；更需要中國學者拿出自己的「拳頭產品」、足以讓國外同行為之嘆為觀止的學術精品，而不再是為洋人洋說提供材料的「學術小工」——對此，不再贅述。

  在這裡，我特別提出一點，也就是為了重新繪製世界史學地圖，有一項實質性的具體工作，那就是要編纂一部《世界史學通史》。我們的前輩早就有此願望，1961年耿師就提出了「世界史學通史」，在當時猶如空谷足音，並沒有激起多大的迴響。到20世紀80年代，也有前輩又曾提及，惜未能付諸實施，非不為也，乃不能也，條件尚未成熟。如今，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已取得長足的進步，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已在學界流傳。當然，西方史學畢竟是世界史學通史的一部分（也許是主要部分）。但在我看來，編纂《世界史學通史》與編纂《西方史學通史》在貫徹「通史」皆趣上，兩者並無二致，故拙編《西方史學通史》為寫作《世界史學通史》仍有一些參考價值。當然，編纂一部《世界史學通史》殊為不易，因為它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照搬。我們不能坐等一切條件都已具備再來寫，應知難而上，為了重繪世界史學地圖，也為了讓國際史學界了解中國史學及其在世界史學地圖中的位置，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說放棄，任重而道遠，讓我們不斷前行，絕不止步。此其一。

  其二，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需要深化。對此，個人以為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引起注意。

  比如深化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內涵。自梁啓超在上個世紀20年代為「史學史的做法」創設了初始方案，以梁氏最初之設計方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人中國史學史的寫作，這自然會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寫作帶來影響。晚近以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超越梁氏之構架且顯示其深意的中國史學史新作不斷問世，這對深化西方史學史的內涵必定有參考價值。與此同時，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者也正在積極探索，尋求新的路徑。筆者近年來也作過一些探索與實踐，例如要重視中外史學交流史的研究，要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要重視史學史之史的研究等，我想這都有助於西方史學史學科的開拓與創新。倘如是，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內涵就可不斷地深化，這些新的研究領域的開闢，也同時會促使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外延不斷地延展。

  又比如，探求西方史學的中國特色。「西方史學，中國眼光」這一宗旨，正是國人汲納西方史學、發展中國史學時應有的立足點，也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未來發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立刻想起了比較研究的重要。世界史學之優劣，必須通過比較，方能顯現。在世界史學史上，只有中西史學互爭雄長，相互媲美，「所以將中西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是比較史學中最急要最能有發現的工作」（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5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不管怎麼說，「西方史學，中國眼光」應該是我們的正確選擇，更應當成為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一種上佳方略。

  又比如，在西方史學的專題研究中尋求新的突破。通史性的西方史學史作品，我們已見到不少。在我看來，當下更應該關注西方史學史專題性的研究著作，因為它是前者豐潤的基礎，否則通史性的西方史學史作品都流於一般性的介紹，還談什麼深化。在這裡，我特別看好以西方史學史某一個案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從那些經多年磨一「劍」的論文中，往往會發現佳作。我最近對已出版的以20世紀西方史學為專題的博士學位論文，作過調研，上述這個結論由此產生，且深信不疑。（參見：張廣智：《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中國聲音——以近十年來青年學者的相關論著為中心》，《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7期）

  再比如，加強西方史學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這一點筆者受到李振宏教授論見的啟發，他在談到開闢中國史學史研究新局面時說，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必須在學科領域中的重大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進展，用深度理論思考提升學科的科學化水平。此言甚是。繼而他談到了歷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歸納為下列三條：時代發展推進歷史學進步；歷史觀變革推動史學的發展和進步；個人修史創造傳世名作。（李振宏：《開闢中國史學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史學月刊》2012年第8期）既然說是歷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那一定得包括中外（西）。李氏的這一概括，是否適用或大體適用西方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呢？據我考察，個人以為也大體適用西方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不過，就我個人於西方史學發展的考察，除了上述三條，似乎還可增加兩條：西方史學史上每次史學的重大轉折都有力地推動著西方史學的進步；歷史學自身的反省是史學不斷開拓與創新的強大動力。這增補的兩條，是否符合中國史學的歷史實際，我也不敢妄下結論。其實，我與李振宏有同樣的感受，既感到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重要，又顯得非常不自信，生怕沒有說到點子上。不管怎麼說，加強對西方史學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一定會有助於西方史學史研究的深化與學科的發展。為此，我將與同道繼續進行探討。

  其三，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前途寄希望於年輕一代。2008年，隨著張芝聯先生的謝世，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接力棒，傳到了年輕一代。有道是，未來是屬於青年的。同樣，中國史學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作為張芝聯先生學生輩的我們，也都進入古稀之年，重任自然要落在更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在這裡，我藉此一角呼籲，為發展中國的西方史學史計，必須大力加強西方史學史人才的培養，重視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

  最後，寄語我國的年輕一代史學家，我想要著重強調的是：

  中國年輕一代史學家應該為彰顯中國史學的個性特色而努力；

  中國年輕一代史學家應該成為中外（西）史學交流的急先鋒；

  中國年輕一代史學家應該在重繪世界史學地圖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再過六七年，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發展歷程將整整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家，將不負眾望，努力耕耘，鍥而不捨，以出色的成就迎來第二個百年的開啟。且看，時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中國史學新時代的曙光已升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讓我們共同為之而努力奮鬥吧。

  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12月7日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