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無止境——朱政惠著《美國中國學史研究》讀後

  探索猶如登山，我以為只有那些不畏艱難險阻，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登上峰頂，才能領略這創造性成果的來之不易。在歷史研究領域，探索艱辛，創新更難。但志在攀登歷史科學高峰的當代中國史家，不能以其難而畏步不前，而放棄了自己的追求，而忘卻了自己的使命。

  這是八年前，讀朱政惠教授大作《史之心旅》後我在一篇文章中寫下的一段話。的確是這樣，政惠兄就是這樣一個在歷史科學領域中，沿著陡峭懸崖，不畏艱險的「登山運動員」，從他早年的博士學位論文《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到這部新著的問世，艱難跋涉，志在攀登，一步一個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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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之路艱辛。政惠的新作，為這種探索留下了新的足印。且看這裡所輯集的文章，或理論闡發，或個案分析，或研究綜論，或史家掠影，或學術考察，一言以蔽之，其字裡行間，不時迸發出來的就是兩個字：探索，一種艱辛的探索，一種永無止境的探索。

  中國新時期以來，思想解放的潮流促進了學術上的探索與爭鳴，改革開放的春風又極大地催發了學術研究的深入與新的研究領域的開發。政惠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正是從一個側面映襯著社會深刻的變革，顯現出學術革新的時代印記。

  還是在八年前，記得在1996年的初春時節，我應邀參加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會議，作為中心主任，政惠在會上的講話，我至今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謙中透著自信，困難中充滿信心。不管怎樣，他又開始了一次新的「史之心旅」，一次新的探索。

  披覽全書，發覺政惠對海外中國學的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書中首輯「從接受研究和比較研究說起」諸文，可見其蹤跡。作者從「接受史學」、「比較史學」的研究出發，提出了「從接受角度研究史學」，並對「比較史學」與「比較歷史」概念正名，在當時頗具創新意義，引起了學界熱烈的回應。不僅如此，他由此而產生聯想，其思想觸角很快地延伸到了他所要探索的下一個目標：海外中國學。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以恆，集多年之辛勞，終成大器。

  誠然，海外中國學研究，並不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一門新學問，或許可以說，它即是我們習稱的傳統的「漢學研究」。

  追溯歷史，西方學者掀起第一次「中國熱」，興起「漢學研究」的熱潮，是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年代裡。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等人對中國古代文化十分仰慕，如他據《趙氏孤兒》法譯本而改寫成的詩劇《中國孤兒》，全劇處處洋溢著中國哲學智慧的靈光，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總之，在18世紀西方哲人那裡，他們所「發現」的東方——中國，是一個由一群理性的哲人治理的「模範國家」和「模範社會」，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理性的完美體現。當然，這種經過他們改鑄過的東西未必精當，那是為他那個時代反封建反神學的主題提出「救世良方」，但啟蒙思想家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關注，其積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19世紀，西方學者在對中國的「再發現」中，似乎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越來越多的學者對中國文明與中國文化採取了一種貶損的態度。如在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歐洲思辨的歷史哲學體系中，中華文明所反映出來的東方精神實際上已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西歐中心論」的偏見窒礙著他們的視野，禁錮著他們的思想，以致使他們（不管是「書齋型漢學家」、「傳教士型漢學家」，還是「外交官型漢學家」）不能正確看待中國文明乃至整個東方社會和學術文化。

  至20世紀，特別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西方的漢學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已日益精細與高度綜合，因而，成果亦豐。對此，論者多有闡發，茲不再述。

  我們這裡所稱的「海外中國學」，更多地體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現當代社會的時代特徵。於是，學界有人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這種研究稱之為傳統的「漢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稱之為現代的「中國學研究」。不過，時下學界對何為「漢學」，何為「中國學」；是將兩者等同，還是把它們視為兩個發展階段，還是別的什麼，爭論不休，迄無定見。界定這兩者的內涵與外延，探求這兩者的來龍去脈，無疑將有助於我們研究工作的深入。但學術研究畢竟不能從概念出發，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政惠兄的意見，為了更有助於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可以把傳統的漢學研究和現代中國學研究統稱為「中國學」（本書43頁），這是頗為明智與可行的。不管怎麼說，政惠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尤其是近十年所作的海外中國學的探索，頗具新意，因為它體現出現時代的特點；頗具意義，因為它蘊含著深刻的學術價值。

  為了回應政惠的海外中國學研究，就前述的後一方面，即它的學術價值，我在這裡略陳陋見，說些外行話，以求教於學界同仁，更求教於政惠兄。

  其一，深入開展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是進一步發展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需要。

  中國新時期以來，由於國際格局的變化，尤其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國際地位的明顯變化，海外中國學逐漸升溫，並趨於熱矣。據本書所透露的數字，當今海外從事獨立研究的中國學家其總數不少於一萬人，且這支隊伍目前還在不斷增長，真可謂是氣勢恢宏（本書42～43頁）。相對於蓬勃開展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的「反研究」（即「研究的研究」）還是舉步維艱，不免遜色，這就非常不利於我們學術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

  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由於從相異於中國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出發，他們的視角、方法及理念，往往與我們相悖，讀他們的作品，常有一種驚喜或意外的發現，例如，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而言，閱讀美國學者何偉亞的《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或閱讀美國學者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其書所揭櫫的寫作旨趣、史學理念、研究方法與文本敘述等，平心而論都是可供我們借鑑的，更不必如論者所說的那種閱讀時的「興味盎然」、「思如泉湧」與「峰迴路轉的驚喜」了。又如，在本書中，作為個案著重介紹的「他鄉夫子」史華慈，無論是他的扛鼎之作《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還是他對中共發展史和毛澤東思想在美國學界所做出的開拓性的研究，都是可供我們參考的。正如政惠所指出的，「對他（史華慈）的研究，不僅是對他個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們對整個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需要，了解其研究方法和進程。這對我們自己的中國問題研究是必要的，也有利於我們對世界文明的總體研究。」（本書197頁）

  誠然，「他鄉夫子們」——不管是史華慈也好，還是他的學生孔飛力也罷，他們的研究也有其難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可貴的是，他們所提出的種種範式理論或研究方法，似可為我們提供一個可資借鑑的參照系，其學術價值是不可泯滅的。「能以別人的眼光來審查自我」，這是蘇格蘭詩人彭斯早就期盼的。說得多好啊，「能以別人的眼光來審查自我」，亦即從對方的視角去觀察與思考問題，這對我們學術研究工作來說，意義非凡。從己方立場出發，加之從對方視角思考，也就是說，從兩個方面觀察，總比僅從一方（己方）出發要全面些，要深刻些，或可少些那種「身在此山中」的感嘆，由此我聯想到，這種多中心、多元的後現代主義的格調，不也是一種值得我們期盼的文化景象嗎？

  其二，深入開展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是進一步發展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需要。

  談及這一點，使我又想起了文學家柯靈所說起過的一個掌故：1936年日本文學家島崎藤村從南美歸國，途經上海，適值魯迅先生逝世不久，這位日本作家特地到魯迅故居憑弔，在魯迅生前常用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島崎歸國後乃撰文追憶，說起他坐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間，仿佛感覺到魯迅的體溫傳到了自己的身上。這則文壇軼事也許鮮為人知，不被人所注意，但卻值得我們細細品味。這裡雖然說的是中外文學交流所能引起的溝通作用，那麼史學交流呢？抑或其他學術文化之間的交流呢？我想也是能的。政惠所做的是史學方面的交流工作，倘若缺少了這種學術上的交流，那麼，現代人類也會感到蒼白與淺薄的。

  面對新世紀，中國史學要進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這是毋庸置疑的發展方向。為此，當然要讓國際史學界了解中國，也要讓中國史學界了解域外。當今世界已發展為「地球村」，以海外中國學為例，如果我們對他們的研究，亦即他們對我們歷史與現實的研究漠然無知，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那麼在這方面的交流不就會成了「聾子的對話」嗎？為此，我們要花大力氣對海外中國學進行「反研究」，這是為了發展中國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為了發展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需要。

  總之，為了發展21世紀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發揮其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我們應當摒棄那種或盲從或封閉的文化心態，積極而又認真地引進海外中國學，譯介其中優秀的作品，並以中國學者的主體意識做出學術上的回應；唯其如此，才能日益融匯於頻繁的國際史學交流中。這正如智者所言，「從而使我們既不喪失自我認同的堅實前提，又能跟現實世界構成良性的互饋」。

  其三，深入開展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是進一步發展中國的史學史研究的需要。

  我與政惠都是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研究工作的，雖則側重點有所不同，政惠比較多地關注中國史學史，而我則偏於西方史學史，但海外中國學研究卻使我們走到一起來了，那就是姑且被我稱之為的「影響研究」，這也是我近年所關心的課題。

  我這裡所說的「影響研究」，指的是史學史研究，不應只局限於各自史學自身發展歷程的研究，還應當研究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史學文化的相互交匯與相互影響。我個人以為，海外中國學是一種「研究的研究」，也是一種史學上的「影響研究」，即是說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在域外學者中引起了多大的迴響（這集中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而這種學術著作又是如何引入中國，並對中國學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既是相互交匯，更是相互影響。可以預期的是，中國的史學史研究，因當今中國學界的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可望成為我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這也是政惠所說的比較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參見本書19頁）。在這方面，政惠既有理論，又有實踐。尤其要說的一點是，他在學校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下所設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方向，吸納了不少有志於此的莘莘學子，每年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都有這方面的佳作問世。他的高足陳君靜於近期出版了這方面的專著《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史研究歷史考察》，這足以令他欣慰與自豪。

  探索之路漫長，海外中國學的探索也將是漫長的。在這一行程中，政惠不是「獨行俠」，但他卻是一位在眾多登山者中的佼佼者，一位勇往直前、不畏艱險的探索者。探索，發現真理，再探索，再發現，以至無窮。探索之路無窮，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探索之路亦無窮。我們期待政惠在這種永無止境的探索中取得新的成績。

  本文是為朱政惠教授的《美國中國學史研究》一書所寫的序言，刊發在《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