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育與現代影視

  「歷史是民族的史詩」，19世紀歷史學家米細勒如是說。確是這樣，米細勒的學生歷史學家杜羅伊任法國教育部長的時候，在各級各類學校中大力加強歷史教育，把歷史課作為公民教育的基礎課。其實，自19世紀中葉歷史學專業化以來，歷史教育都普遍地得到了重視。進入現代社會，由於現代影視技術的發明及介入，使歷史教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本文主要談論以影視促進學校與社會歷史教育的問題，兼及他國的經驗與歷史重要性。

  一

  當代中國正以迅猛的步伐在不斷地前進，但歷史與歷史教育卻遭冷落，止步不前。且看近來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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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零點調查公司採取多段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北京、上海、武漢與深圳四座城市14～28歲的1065名常住居民進行入戶訪問調查，結果顯示：倘以滿分100分計算，受訪者平均得分27.69分，超過60分（及格分數線）的僅占1.5%。

  這一調查結果說明，我國青少年歷史知識的貧乏與淺薄，不由令世人震驚。

  調查結果還顯示：25～28歲的青年對歷史了解的程度卻低於17～24歲的青少年。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前一群體離開學校不久，且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高於後一群體，為什麼歷史知識反而要少於後者？在我看來，其原因不外是，或是我們學校的歷史教育有問題，那種習慣用滿堂灌、填鴨式的教育方法傳播的歷史知識，最易讓學生遺忘；或是我們的歷史教育正在退步；或是方法不當與教育忽視兩者皆而有之。

  記得我在上個世紀50年代念中學的時候，初中與高中都設中國史與世界史課程，雖有循環但卻在深化，高中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國統編教材是很深的，現在回想起來，它確為我日後成為一名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奠定了基礎。

  人們不禁還要問：我們的歷史教育究竟怎麼啦？難道經濟的繁榮要以歷史的式微作犧牲，商品的豐盈要以歷史教育的冷落作補償，克麗奧（Clio，歷史女神）的當代形象竟會是這樣？

  歷史是一種以事實為訓的哲學，為了創造歷史，那麼對歷史創造來說，它就是一門必修課了。事實上，總結歷史發展過程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筆無形的精神動力與精神財富。因而，歷史教育，旨宏深遠，豈可等閒視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並進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歷來重視歷史、歷史知識，對此我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有過精闢的論述，不再引述。在這裡，我只談及兩點，這對旨宏深遠的歷史教育而言，不免是掛一漏萬的。

  第一，從大的方面而言，學習歷史，可以了解過去，認識現在，推測未來，揭示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

  從表面看來，歷史千變萬化，紛紜複雜，似一團亂麻沒有頭緒。特別是歷史的結局，有時又令人目迷五色，百思不得其解：戰爭爆發於和平條約墨跡未乾之時，陰謀起於談笑風生之中，百姓受煎熬，暴君任逍遙；不是嗎？蘇東劇變，改變顏色，似乎發生在旦夕之間。

  但是，歷史又是有序的，有道是，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說的正是人們可以通過外表似乎無序的歷史現象，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悟出人類歷史發展的未來方向，從而達到「理有固然，勢有必至」的境界，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歷史發展的「規律」了。這個「規律」，大體是人類將沿著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方向前進，人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已逐步擺脫了蠻橫、愚昧和黑暗，向著公正、理性和光明的社會前進。不管它在今後的發展進程中還會發生多麼大的曲折與坎坷，但黃河九曲，最終將流向大海，由此看來，對人類前途持悲觀的態度，人類只能永遠受制於歷史束縛的觀點，都是不足信的，認為歷史不能有預見的作用，不能在歷史教訓中推測未來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

  我們篤信，歷史可以鑒誡當代，可以教訓後世，可以察古知今，可以展望未來，歷史的功用大矣！

  第二，從具體的個人方面而言，學習歷史可以增長知識，陶冶情操，成為服務於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歷史是知識的海洋，歷史是智慧的結晶。它讓人們悟出，怎樣處世，怎樣行事，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符合於現代社會要求的智者。是的，正如西儒培根所說，歷史使人明智，歷史教育對培養與開發人的智力關係密切。所謂「智力」，它大體包括一個人的想像力、判斷力、記憶力、表達力，現代教育科學證明，歷史教育在培養與開發人的智力上，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歷史教育，不僅通過傳授歷史知識，達到開拓眼界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歷史知識的教育，可以培養人們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透過現象，洞察事物本質，這就可以使人們以高屋建瓴之勢觀察事物，以赤誠純樸之心敦風化俗，以振聾發聵之情敏于思考，無疑有益於人的智力與智能的增進。

  如此看來，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現代人要承擔社會重任，選擇各項專業工作，需要接受各方面的專業知識的教育與專業技能的培訓，但在諸多教育中，我以為，歷史教育應為首務，並且是一種最基本的素質教育。

  不管從哪一方面而言，歷史教育的意義都是無與倫比的，在實現現代化事業的今天，歷史不應該成為一個被人們遺忘的角落，須知，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它最終也將被歷史所遺忘。

  二

  現代社會的歷史教育，是應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的。在這裡，我們用得上當代德國歷史教育家西格弗里德·匡特（Siegfried Quandt）所提出的「歷史溝通」（Historical Communication）一詞的說法：

  歷史溝通這個概念包括所有的活動和機構組織內，只要它們參與社會（或社會與社會之間）的溝通且有助於歷史意識的產生，都屬於這個範圍。

  依匡特氏之見，歷史溝通的含義相當廣泛，不過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各級各類學校所進行的歷史教學；另一是向全體國民所進行的歷史教育。前者主要是在課堂上通過老師的傳授進行的；後者的歷史教育實際上融匯在一個社會化的大課堂中。但不管是哪一類，藉助大眾影視媒體，則是進行歷史溝通最有效的一種方法。這裡先說影視與歷史教學的問題。

  傳統的歷史教學，在傳統的歷史觀的制約下，講授的是政治軍事史，內容多是統治階級中的「精英人物」的行動史，正如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所揭示的，「在那份歷史中，僧侶們進行欺騙，朝臣們玩弄陰謀，賢明的帝王則想出並實現良好的制度，那些制度由於別人的惡意和人民的無知而受到攻擊，幾乎歸於無用」。

  傳統的歷史教學，不僅範圍狹隘，內容枯燥，而且傳授形式單調，基本上是採用滿堂灌的方式進行的，筆者在高小讀歷史時，現在回想起來，老師穿插歷史故事，講得還傳神生動，隨著讀初中、高中乃至大學歷史系本科，無論是中國史還是外國史的教學，「理論」越來越「深」，歷史的趣味與韻味則日漸減少，可回味的東西實在是太少了。這正是，傳統的學校教育與正規的學院，的確能扼殺許多學生的想像力和他們那活潑的心靈。

  傳統歷史教學在內容與形式上的單調，必須革新，必須把原本內容豐富的「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內容的革新與方法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但藉助現代影視媒體為課堂的歷史教學服務，這是富於形象、易於接受也易於實施的教學方法。論者云：「至於好的歷史劇對於歷史教育或歷史教學所產生的作用，往往勝過好書，視聽媒體所帶來的感官和心靈之感動是空口白話或白紙黑字無法比擬的。」此外，嚴肅的歷史劇不會虧待歷史學，反而刺激或迫使歷史學家思考一些嚴肅的學術課題。這裡所言，當然涉及另一個論題了。

  以影視促進歷史教學，可以運用多方面的材料，歷史題材影片無疑當屬首選。歷史影片可分為歷史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和歷史劇情片（歷史故事片，historical drama）。關於歷史劇情片，筆者曾以中外歷史題材的影片，如《紅櫻桃》、《鴉片戰爭》、《辛德勒的名單》等為例，探討了歷史劇情片在歷史教育中有書寫史學所難以企及的優點，探討了歷史題材影片藉助現代媒體技術重現歷史並進而達到符合歷史本質真實性的可能性。限於篇幅，這些不再展開。這裡就紀錄片作為歷史教育的價值以及它的表現手法等略說一二。

  紀錄片作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的輔助價值是不可忽視的。粗分一下，這種紀錄片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當時拍攝的「新聞紀錄片」，它追求的是時效性，我們年輕時看電影正片前加映的《新聞簡報》就屬這類；在國外，如在當時拍攝的美國前總統里根1981年3月30日遇刺案等。這些東西在那時放映，是為「新聞」，但現在看來，它已成為「舊聞」（歷史）了，正如賓·布德利的「名言」所云：「新聞是歷史的第一步初稿」，這類資料可謂是浩如煙海，這就為後人提供了各種各樣不同的史料來源，豐富了歷史研究。

  另一類是由專業史家與影視工作者合作，確定某一專題（人物或事件），對已有的紀錄片資料，進行剪輯與合成，重新製作成為一部（或系列）歷史文獻紀錄片。如前幾年放映的為紀念我黨領導人的百年誕辰而拍攝的許多專題片，是為範例。又如兩年前由中央電視台製作播出的大型文獻紀錄片《百年中國》，在1800分鐘內為觀眾展現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長卷。《河殤》也屬此類。

  在電影的草創時代，其作品多為紀錄片。一百多年前，即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了《火車到站》、《嬰兒的午餐》、《工廠大門》等短片，既是電影藝術，也是電影中的紀錄片的開山之作。人們通常認為，紀錄片具有紀實的性質，一般說來，這是不錯的。因為攝影的客觀性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眺望真實的窗口」，給觀眾以一種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即便是這種紀實性很強的紀錄片，它的取景、拍攝角度、光線以及後來的剪輯等都融入了拍攝者的主體意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觀，正如《百年中國》的製作者們所言，歷史是客觀的，但對它的認識、理解和描述都是主觀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各有所好。而所好不同，擷取的方式、敘述的手段，自然迥異；又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寫史者都是主觀的。「究竟能在紀錄片中展現幾成的真實，一切都將依據紀錄片製作者的知識水平及其立場觀點、政治觀點等，儘管紀錄片所『記錄』的真實性無可置疑，但它畢竟是一種藝術創作，它需要造型，它不是科學，它隨著時間的輪轉而擁有不同的面孔。」以為紀錄片放映出來的都是真實客觀的，這似乎也是一種幻覺，更不必說，有些紀錄片或電視新聞片為達到某種目的，當時就有導演製造出來的「偽影」。

  但是，上述兩類紀錄片，都是可以通過分析研究，結合文獻資料，用來輔助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如有人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新聞片資料，發現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攝影機和麥克風前，極善於演講，能夠說服廣大民眾，這是英國公眾相信他當時所提出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論調的一個重要原因，研究30年代英國政治和外交的歷史學家，如果只知道研究文獻、手稿而捨棄了此類新聞紀錄片，那就有可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其科研工作將是有缺陷的。

  在教學中運用紀錄片，需要注意的是：

  1.分析影片的內容、背景和創作意圖，這需要結合有關文獻資料來進行，這是總體分析。

  2.分析影片中所展示的某個人物或某個事件，這也需要結合有關文獻資料來進行，這是個體分析。

  3.從影視技巧角度，如鏡頭的運用、光線的明暗、剪輯的取捨等來進行分析，這需要學習有關的影視知識，請教影視藝術家。

  我們相信，只要選材得當，認真分析，紀錄片一定可以起到補充書面文獻史料的不足，並充分發揮這種影像資料的生動直觀的特點，在歷史教學（或歷史研究）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以影視促進歷史教學方面，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台灣學者周樑楷教授的貢獻，他是最早輸入海登·懷特「影視史學」概念的中國學者，他在這方面發表了系列文章，並在實踐中作出了榜樣，限於篇幅，這裡只說及一點，即：

  通過影視輔助歷史教學，尤其是在討論「歷史劇情片」（歷史故事片）的虛實與教學的關係時，周樑楷提出了「虛中實」和「實中實」兩個概念。

  歷史教師面對一部故事生動、細節逼真而情感強烈的歷史劇情片時，首先要關注它的虛與實的問題。所謂「虛中實」，即在歷史劇情片虛構的故事情節中要能表達出歷史、社會及人生中的真實面和普遍性；如果虛中還是荒謬，那麼這部作品就一無可取了。歷史劇情片雖說有較多的自由可以虛構情節，然而，其「虛」之中不能沒有「實」；而嚴肅的歷史作品，則要求「實中實」，在相當真實的史料證據及歷史解釋中，也應該能表達出歷史、社會及人生中的真實面和普遍性。但這類作品，也不能是空洞而無生趣的。周樑楷提出的「虛中實」與「實中實」這兩個概念至為重要，這正是影視史學中要著力討論的問題。

  在他那裡，歷史再也不是一種枯燥無味的說教，課堂也成了「再造真實與生趣得兼」的場所，我認為，這是值得海峽兩岸同仁學習與效法的。

  三

  對國民進行歷史教育，是實現歷史學宗旨尤其是體現它的社會功能的主要途徑之一，其意義更為重要，它關係到一個民族的整體素質，一個國家的精神風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歷史，背離了自己民族的優秀的歷史傳統，就會淪落為一個愚昧無知的民族，而一個愚昧無知的民族顯然是難以完成現代化的宏偉大業的。

  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翁肯這樣說過：

  歷史是民族的教師，國民教育的工具和激起愛國思想的武器。因此，在我們看來。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歷史教育應成為一個國家國民教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當然要重視各級各類學校中的歷史教學，並且日漸改進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們更要重視整個社會的歷史教育，讓歷史從書齋中與教室里走出來，走向大眾社會，使之與人們生活保持著某種不可分離的永恆聯繫。

  為了使歷史永久地與大眾社會保持著「歷史溝通」，在這裡，需要藉助大眾傳播媒介，以影視媒體促進國民的歷史教育則顯得尤為重要與可行，不是有「電影是一種鬆軟的歷史，是文盲也能看懂的歷史」之說嗎？請回顧一下歷史巨片《鴉片戰爭》1997年7月在大陸隨後在香港與台灣上映的盛況吧，其震撼力，其對整個華夏民族的震撼力，不必說任何一部同類的書寫史學的作品根本不能與之相比，也遠遠勝過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如廣播、報紙等）所能起到的社會效應，這可與歷史題材電視劇《根》在美國播映時所出現過的轟動相媲美。

  說起美國對歷史教育的重視，其經驗值得我們借鑑。儘管美利堅民族只有短短的二百多年的立國史，但對每個國民的歷史教育，尤其是美國史的教育歷來都十分重視，在大學各科，美國史是必修課程，理由很簡單：在每個學生成為各個專門家之前，你首先是一個美國公民，那麼，你就應該懂得美國的歷史。1890年美國歷史協會主席約翰·傑伊的「告別演說」即題為：「需要開展美國史教育」，這是19世紀末的事。步入20世紀，美國新史學派奠基者魯濱遜又呼籲：「普通人應該具有歷史知識」，並在《新史學》一書中，列專章縱論歷史教育與現代工業化之間的關係。進入9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路易斯·R.哈倫在年會的主席演講中。強調指出，應當恢復歷史課在中小學課程中的中心地位，從而有助於啟迪民眾，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在這篇演說詞的最後，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啟迪民眾，而歷史學將有助於這個目標的實現。因為它研究的是人類各個時期的天才和愚蠢，榮耀和卑劣，以便讓人們獲得一種能夠指導當今行為的綜合學識。」歷代美國的歷史學家，對國人呼籲要接受歷史教育，其教誨可謂是苦口婆心，不厭其煩。歷史學家對歷史學宗旨的敬意、對歷史學社會功能的敬重，與對國民歷史教育的敬業，不由令人讚嘆。

  在美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大眾化的歷史教育藉助影視媒介，又貼近社會，聯繫現實，因而受到了民眾的歡迎。許多歷史學家不僅寫作歷史傳記、歷史小說，而且也直接參與歷史電影劇本的創作，如歷史學家韋勃編劇的《德克薩斯突擊隊》被派拉蒙公司拍成電影，女史家格爾達·勒內寫了歷史劇本《像我一樣黑》。此外，美國的一些歷史學家走出課堂，向公職人員提供包括檔案管理、文物保護、資料匯總等在內的歷史素養的訓練，或向大企業、公司、銀行等提供歷史諮詢，幫助他們設立歷史科或歷史處這樣的機構；現代電訊聲像技術被廣泛運用於社會的歷史教育中，歷史影視片的不斷出品，激發了公眾的歷史感，以及他們要求了解過去的渴望；又如在博物館與一些歷史遺址採用聲像設備以逼真地再現過去的歷史，吸引了公眾對歷史的廣泛興趣；此外，還有群眾性的「全國歷史日」等名目繁多的全民性活動，也大大地激發了大眾尤其是青少年學習歷史的熱情。

  一個歷史很短的國家，卻對歷史教育傾注熱情，給予重視；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怎能漠視歷史，對歷史教育茫然置之呢？這是很令人深思的問題。不管怎麼說，美國的歷史教育能給我們一些啟示，尤其是他們大力運用現代影視技術促進全體國民的歷史教育的方法，是可供我們借鑑的。總之，我們應當進一步認識到，國民的歷史教育至關重要，並應該把它提高到為完成現代化而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高度來認識。唯其如此，才能進一步實現歷史學的宏旨，也才能順利地實現現代化的宏偉事業。

  本文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