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新文化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國際史學主要是西方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指出：「在20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期間，歷史研究的重點繼續是從分析的社會科學轉移到更加強調文化因素的方面。」伊氏所說的，正是西方新文化史在當代的興起與發展。

  是的，在當今西方學界，正如當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的彼得·伯克所言，它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流行過。在新文化史琳琅滿目的背後，不由得令人感嘆「還有什麼不是文化」嗎，甚至可以發出克羅齊式的「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的驚世之言。

  當代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向，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下，史學內部的諸多元素與時俱進且相互作用，不斷促進史學的發展，也促進了當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興旺發達。

  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由近溯遠，當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現，有其歷史的淵源關係。在西方史學史上，近現代自伏爾泰、基佐、布克哈特至赫伊津哈等史家的「古典文化史」的研究，自然與當代新文化史有著密切的關聯，如彼得·伯克、羅伯特·達恩頓等新文化史名家對上述他們前輩的研究成果都十分注重，並持讚賞的態度。倘由此上溯，當今的西方新文化史不也是古希臘時代的希羅多德奠定的社會文化史范型的一種遙遠的迴響嗎？

  從共時性來看。當代西方新文化的興起也與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走勢與史學取向等休戚相關。比如，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泛濫、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的風行以及歷史學的跨學科發展趨勢等等，上述諸多因素，相互影響，互相呼應，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於是就支撐與促進了新文化史的方興未艾，那就是如李劍鳴教授所說的那樣：「重視歷史中的下層階級和邊緣群體，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著眼，描繪過去世界豐富多彩的畫面。」果如是，在他們筆下的英國勞工、山區村民、學徒工匠、磨坊主人等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就構成了一種風生水起的和令人稱羨的文化景觀嗎？

  新文化史在當代西方的興盛，顯示著西方史學的「文化轉向」，將預示當代西方史學的重大變革。青年學者周兵在其論著中稱：「新文化史：西方史學的第六次轉折」，以回應筆者多年前就提出的「西方史學五次轉折論」。這就說到了新文化史之「新」的這一問題。對此，自然是見仁見智，眾說不一。在我看來，與20世紀前期赫伊津哈等「古典文化史」研究者相比，他們體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究其大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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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歷史觀而言，新文化史家並不排斥社會精英，但更多的史家將筆墨落在普通民眾身上，更具親和力，也更拉近了與大眾讀者的距離。歷史觀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史學范型的更新，新文化史之「新」，於此至關重要。

  以史學研究內容而言，在新文化史家裡，可謂是無所不包，以致真的到了如上面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的地步了。

  以歷史書寫的形式而言，新文化史在他們那裡成了一種「講故事的文化史」，林恩·亨特認為「歷史學家工作的本質就是講故事」，在他們那裡，史學也就是從「宏大敘事」轉向了「微觀歷史」。

  林恩·亨特

  以史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歷史學的開放性與寬容性不斷延伸，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深入，以致史學的同盟軍一再擴容，尤其要提及的是歷史人類學已經或將要對新文化史產生越來越多的影響。

  當代西方新文化史，自新文化史「旗手」林恩·亨特在1989年那本由她主編的《新文化史》一書首先冠名以來，已有十多年過去了，包括林恩·亨特、彼得·伯克等新文化史學家在內，都對「新文化史」作出了反省，前者提出了「超越文化轉向」，提出以「文化轉向」代替「新文化史」，後者則提出了「回歸布克哈特」之說，並預測了未來文化史的可能的走向，這就不容在這裡贅說了。

  晚近三四十年來，新文化史研究不僅在西方，而且在東方，都是風行不衰，似乎釀成了一股國際性的史學潮流，我這裡要說及當代中國的新文化史研究。從中外（西）史學交流史的角度而言，正如論者所說，兩者「總有縷縷思緒縈繞，覺得新文化歷史學和我中華文化有諸多共通之處」。（蔡玉輝語）

  眾所周知，中國內地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伊始，西學以強勁的勢頭在中國學界縱橫馳騁，而此時的西方新文化史之風尚處於青苹之末，當時引入中國更多的是當代西方新史學流派諸如年鑑學派等等，還說不上新文化史諸家在當時所產生的影響。說來有趣，當代西方新文化史在中國的流傳，還得歸功於上個世紀末彼得·伯克在中國的學術之旅。這位國際著名的新文化史家在中國一路走來，宣傳他的新文化史理念。1999年秋日，他在黃浦江畔也留下了他的足跡。伯克曾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作學術報告，筆者曾有幸在復旦聆聽過他的精彩演講。在兩校演講的內容，已在2000年第4期《歷史教學問題》上發表，題名《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此處不再複述。

  在此前後，大量的西方新文化史作品，比如坊間流行的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等名作，還有那些「另類」文化史作品，從人的喜怒哀樂、身體器官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成了此類圖書津津樂道的對象。在當今國內書肆或網上選購，它足以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上述情況，真是良莠不齊、精蕪混雜，當代西方新文化史作品之東傳，同上個世紀80年代西方史學的引進一樣，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從當下情況來看，中國內地的新文化史研究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如張仲民所歸納的那樣，研究者在醫療史、衛生史、身體史等領域均有不少實踐，在與新文化史密切聯繫的日常生活史、歷史人類學與微觀史學的研究方面，一些學者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近年來，新文化史聽到了更多的「友聲」，一些研究論文與專書不時湧現，在高校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也不少見。此外，對當代西方新文化史之史的研究，令人注目，這裡注文提及的周兵、蔡玉輝等新書，於此可見一斑。

  在新文化史研究方面，與海峽對岸的台灣學界相比，大陸學界似乎總是慢了一拍。目前，新文化史研究在台灣史學界已居主流，曾為台灣新文化史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盧建榮教授指出：台灣引進的新文化史研究風潮，較之曩昔七十年來兩波的移植西學運動，成果顯得輝煌，大有與國際史壇同軌、或同步發展的況味。不是嗎？從物質文化史、商業文化史到表象史、身體史、閱讀史、性別研究等等，碩果纍纍，令人耳目一新。

  總之，不管是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還是台灣學界同行，在這一領域都留有開拓與創新的廣闊空間，尤其在面對西方學界新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的挑戰，確立自身的主體意識，如何將西方新文化史范型同中國本土問題結合起來，還是大有文章可做。我們期盼，海峽兩岸學者攜手相向而行，寫出漢語學界新文化史的扛鼎之作，為國際史學做出中國歷史學家的應有的貢獻。

  最後，還是回到當代西方新文化史上來。倘要問，它會發展到何種面貌？考慮到時代與社會變化的因素，史學自身的變化因素，還有其他的變化因素，總之，其發展進程充滿了變數，今日恐難以作出精確的預測，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本文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