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西方史學之鳥瞰

  20世紀已向我們告別，成為歷史，成為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了。20世紀的確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變革時代，它的行程，激烈動盪，曲折坎坷，稱之為天翻地覆，並不為過。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這樣描述：20世紀是在全球動盪不安中落下帷幕，世紀末的人類，只好在瀰漫全球的一片迷霧中摸索前行，透著朦朧的足音，跌撞入第三個千年紀元的開始。

  這是出自西方史家對20世紀行程歸納的一種聲音，姑妄聽之。常言道，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因此，回顧與總結20世紀的世界史，將有益於人類在新世紀的前行。於是，了解與認識20世紀的西方史學及其走向，也成了史學工作者的題中應有之義，我今天要講的是後者。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學史上，西方史學也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從古迄今也經歷了2500多年的歷史進程。行至20世紀，西方史學更是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溯源與蘊藏於西方史學的傳統中，又對今後的史學發生著深刻的影響。為時間所限，我下面所講，只能就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之大勢，略說一二。

  就其大勢而言，從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這是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總的走向。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讀這句話。

  一、從西方史學所歷經的五次轉折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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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的西方史學，流派紛起，諸說風行，史家輩出，佳作成林，呈現出一派互爭雄長與此消彼長的多元格局，如同兒童手中的萬花筒那樣，精彩紛呈。然而，20世紀西方史學的壯觀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它當然是歷史的延續，就是說，它也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在這裡，我用「五次轉折說」來概括這一行程。

  第一次轉折，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古希臘的神話和史詩，蘊含了先民歷史意識的最初萌芽，社會的進步促使神話色彩日益淡化，多彩的世俗生活取代了浪漫的神仙世界，呼喚從神走向人，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誕生，不管怎麼說，他的傳世名篇《歷史》終究是一部「人曲」，批判方法的初步運用，記敘體史書的奠定，在西方史學史的路標上寫下了最初的文字：西方史學的創立。

  第二次轉折，發生在公元5世紀前後。西羅馬帝國的崩潰，激起了廣泛的歷史迴響，初興的基督教因而在帝國境內蔓延，聖奧古斯丁以他的《上帝之城》，不僅對風雨飄搖與多事之秋的羅馬世界作出了回應，而且由此也開創了基督教史學的新天地。經過重新構建的基督教歷史觀念，顛覆了古典史學（希臘羅馬史學），支配了西方中世紀史學的歷史進程，並對後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三次轉折，發生在西歐文藝復興運動發軔的年代。大約從14世紀以來，文藝復興運動之火由義大利發端，終在西歐大地燎原，人文主義思潮瀰漫，歷史給其時的人文主義史家一項任務，那就是如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所言，「史學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畫面上的中心地位」，在他們高揚的史學旗幟上，人們看到一個大寫的字：人。

  第四次轉折，發生在19世紀末。在西方，19世紀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而這個世紀中的「皇冠」，戴到了德國史學大師蘭克的頭上，但獨霸的蘭克及其學派終由巔峰下落，至19世紀末發生了德國「新史學派」與以蘭克史學為代表的傳統史學的論爭，「新史學派」的代言人蘭普勒希特成了從西方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最早的一座橋樑，在橋的這一頭是西方傳統史學，在橋的那一頭是西方新史學。

  第五次轉折，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前後。在20世紀上半葉，新史學如同冰層下的激流，正在蓄勢待發，而此時傳統史學仍有雄厚的實力。不過，這一情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到了50年代前後，西方史學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新史學在六七十年代，發展到了它的全盛時期，至70年代以後，西方新史學又發生了若干新的變化，於是有不斷出現的「結構性調整」與「轉型」，新的力量又出現了，對新史學的挑戰也更激烈了，比如後現代主義史學什麼的。

  由上述西方史學「五次轉折說」，可知史學的新陳代謝同大千世界一樣，也是不可抗拒的，史學的傳承離不開變革，它是史學發展的源頭活水，使史學永葆強勁的生命力，因而史學的轉折也就應運而生了。

  二、從20世紀世界史學的三股主要勢力來看

  縱覽20世紀的世界史學，概括地說來，主要有以下三股勢力（或史學流派），這就是：西方新史學，從階級屬性而言，即為現當代的西方資產階級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這裡主要說的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及五六十年代追隨前者而在中國新時期仍勃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西方傳統史學，即沿著從古典史學到近代西方史學路數而延伸至20世紀的西方舊（或傳統）史學，而這主要又是指蘭克學派。

  一般說來，由於上述這三股勢力的角逐，推動了20世紀國際史學的前行。不過，這三股勢力的博弈，不是像中國古代魏、蜀、吳爭鬥，最終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20世紀的世界史學沒有「三國時代」。因此，對這三股勢力的流向及表現還得作點具體分析。

  西方新史學的概況已如上述。需要稍作補充一點的是，它在20世紀上半葉還很弱小，還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西方傳統史學的「夾擊」之中，但它畢竟有後勁，越是這樣，就越加發展。一方面，它很聰明地回應了仍有強大實力的傳統史學，在創建新史學的同時，又不忘繼承傳統史學優秀的史學遺產；另一方面又理智地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接近，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者在逐漸消弭對立狀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從彼此接近到進行心平氣和的對話了。

  在20世紀的世界史學中，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曾擁有過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對西方史學還是對我國史學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就後一點而言，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我們，並不全是負面的，也有不少積極的東西，這就需要我們對它的史學發展史作出認真的總結，以吸取其經驗教訓，雖則這個國家已解體，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一份遺產，是不可能隨之消失的。我曾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沉浮》中，說過這樣一段較為形象的話，也許對了解與認識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衰有點幫助，大意是：史學的成長與發展，需要適宜的氣候和土壤。但是，在蘇維埃的國土裡，老是陰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幾番疾風驟雨，摧落花枝凋零，遑論於風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來，那裡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種「陰晴不定，冷暖失常」的環境中，備受折磨，艱難生存，苦苦地在尋求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自身價值和自身地位，痛苦地掙扎，坎坷地前行。這種教訓難道不應為我們所吸取嗎？

  至於說到西方傳統史學，它行之有年，垂垂老矣，似乎總該退出史壇了吧？然而，20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史證實，老樹發新枝，不僅在20世紀上半葉它仍呈現出強大的實力，卷帙浩繁的「劍橋三史」問世（即《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和《劍橋近代史》），是為顯例，即使到了20世紀下半葉，甚至在新史學運動蓬勃發展的美國，仍有像恪守傳統史學的「頑固分子」，如希梅爾法布之流，在1988年美國歷史協會的年會上，「短兵相接」向新史學發起了正面的衝鋒。其實，從史學發展的相聯性而言，西方新史學總是跟傳統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法國年鑑新史學派總是深深地紮根於法蘭西的史學傳統之中。

  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真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西方新史學揖別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又攜手經過革新的傳統史學，終而成了「霸主」。試看今日之史壇，竟是誰家之天下？答曰：現當代西方新史學。這說起來，還真的讓我們有點不爽，但這有什麼辦法呢？不管人們承認與否，能引領當代史學潮流者，非西方新史學莫屬。

  三、從西方史學發展中心的國別轉移來看

  西方史學的發展，邁入近代門檻以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史學發展中心。從國別來看，大體說來，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文藝復興運動最先在義大利發生，因此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學中心在義大利，尤其以16世紀前後的佛羅倫斯史學為其發源地，馬基雅維里和圭昔阿狄尼都是生活在這一時代、這一地區的著名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大概到了17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中心逐漸轉移，轉移到法國，至18世紀伏爾泰史學，法國儼然成了新中心，一個領導當時西方史學潮流的理性主義史學的「大本營」。19世紀是蘭克史學及其所標榜的客觀主義史學的天下，因此德國理所當然地成了西方史學令人矚目的「霸主」，不僅向歐洲，而且向美國，發射出它的影響。

  進入20世紀，從表面看來，西方史學如同各路諸侯爭霸，沒有哪一個能稱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如文化形態學派顯威於前（20世紀30年代前後），年鑑學派稱雄於後（20世紀60年代前後），此後新文化史紛起、後現代主義史學挑戰等等（20世紀70年代以後），都似乎是超越國家和地區的史學景觀，但真的要問，這個時代的史學的國別中心在哪裡？個人以為，還是選擇美國較為適宜。

  說起美國史學，它其實起步很晚。正當19世紀歐洲史學的發展如日中天的時候，美國史學仍比較落後。歷史學家赴歐、尤其是到德國蘭克那裡「朝聖」，是當時的一種時尚。但到了19世紀末，隨著美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國際地位的上升，也促進了美國史學的發展，1893年，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提出了「邊疆論」，從此開始，現代美國史學的發展走上了坦途。

  不過，由於美利堅民族的開放性與實用性，20世紀以來美國史學色彩斑斕，內容宏富，其發展趨勢是趨向於多元的，這種形勢為現當代美國史學的發展開拓了無限的空間。我個人之所以選擇美國為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的國別中心，大致還基於以下一些理由：

  其一，把異鄉的種子移植到本土開花結果。美國史學在成長與發展進程中，處處顯示出它的根在歐洲，這種歷史的姻緣關係，歐美史學的合流，對雙方來說都是「雙贏」的。不過，20世紀歐洲史學的發展得仰賴於美國，沒有後者的支撐，它也許就會淪於平庸，而失去在國際史壇上的影響力。比如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所做的「心理史學」，只有到了美國人的埃里克森那裡，才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又如，現代計量史學的「排頭兵」是法國，但它只有到了美國，才在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社會史那裡獲得了全面而又充分的發展。於是，心理史學、計量史學才成為20世紀5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的「亮點」。

  其二，網羅世界各國之良史。在這方面，美國人也占盡了便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少歐洲史家亡命美國，尤其是猶太裔的歐洲史家更是棲身在那裡，戰後，許多歐洲史家留在了美國，舉一個與我接觸甚多的美國史家伊格爾斯，他頻繁地穿梭於中國各地，是我國史學界的常客和老朋友，他原是猶太裔德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了美國公民和美國歷史學家。中國之「良史」（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不斷地從大洋彼岸傳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史識與新見，常令國際史學界刮目相看。不過話還得說回來，大概在世界各國中，只有美國有這樣的本事把別人家的「良才」挖到他們那裡去。無怪乎，美國歷史協會的13000會員中，竟有5000餘名分別來自40多個國家的「異鄉人」。

  其三，史學的國際化趨勢。這裡就美國史學研究的內容而言。全球化時代深刻地改變了歷史學的觀念，歷史學的國際化就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這在20世紀、尤其到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史學那裡，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美國史家看來，「歷史研究沒有國界」。他們以一種比較開放的心態與宏觀視野，從事跨國界的歷史研究，留意從全球文明的角度選擇課題。美國史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等大作都可為之作注。

  四、從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特點來看

  從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的特點（或走向）來討論題旨，這應當是切中肯綮的。對此，學界從不同的方面，已作過一些論述。在諸多的論斷中，個人以為已故歷史學家羅榮渠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對美國新史學的發展及其趨勢所作的分析最為精到。他提到了「四個轉向」：

  1.從傳統的描述性歷史轉向分析性歷史；

  2.從注意研究個別的傑出人物轉向研究普通人、社會底層、默默無聞的勞動群眾；

  3.從政治史和經濟制度史轉向新社會史、新經濟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傳統史學忽視的領域；

  4.從研究方法上，從靠個人在文獻故紙堆中的爬梳資料的手工業方式轉向引用自然科學研究的計量分析方法。

  以上羅先生所論雖是當代美國新史學，但也從總體上反映了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以來的西方史學總體上的發展特點和趨勢。羅氏所言，第一點說的是歷史寫作的體例；第二點說的是歷史研究的對象；第三點說的是歷史研究的內容；第四點說的是歷史研究的方法。我這裡再補充兩點：

  一是從傳統的單一型的史學研究轉向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現當代西方史學中的多個分支學科就是由此而來的。

  另一是從陳腐的以西歐中心論為指導的世界史轉向從全球視界出發的全球史。這是全球化時代在歷史學家治史觀念中的一種深刻的反映。

  總之，以上六個「轉向」反映了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從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的歷史進程，也從中映照出20世紀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變革。

  以上，我從四個方面來闡釋「從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這句話，希望能對大家了解與認識20世紀西方史學的大勢有點幫助，至於當代西方史學將如何發展變化，我不敢妄自揣測，暫且拭目以待吧。

  答培訓班學員問

  報告結束後，我與培訓班學員們就講演內容以及講演內容之外的東西，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溝通，大家提的問題很多，現歸納成以下幾個，一併回答如下。

  問：我們都是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的，學生平時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歷史有什麼用？」這個問題令我們困惑，常常使我們陷入窘境。在中小學，歷史被當作「副科」，也常常被語數外「欺負」，為其讓道，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答：你的問題使我立刻想起法國年鑑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馬克·布洛赫，他在被學界譽為「年鑑學派的宣言書」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就以回答他的幼子「爸爸，歷史有什麼用？」作為開篇，然後以通俗的語言，從歷史學的用途說起，娓娓道來，敘述他的也是年鑑學派後來弘揚的史學思想。在說到歷史學的功能時，布洛赫指出它的魅力首先在於能觸發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繼而激勵人們有所作為，終而認為歷史的作用是至高無上的。我在這裡不贅述布洛赫的治史之宏旨，可以這樣說，這本僅7萬多字的中譯小冊子，卻包含有深邃的史學精義，這是西方史學大師為社會大眾所寫的「普及讀物」。

  「歷史有什麼用？」這的確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古人曾有「無用之學」和「有用之學」之說，歷史學似乎屬於前者，又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我沒有能力闡釋這一很玄乎的命題。在這裡，我想說一些個人的體會，我的學生們，經常要我「題詞」，我為他們題得最多的是兩句，一是「歷史是民族的史詩」；一是「讀史使人明智」。這兩句都是西儒的名言，前一句出自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之口，後一句是17世紀英國思想家弗·培根說的。

  「歷史是民族的史詩」，從整體的或抽象的層面，說到了歷史的重要性，它是人類社會的「集體記憶」，是民族或國家認同的共同基礎，是引領我們尋找精神家園的路標。換言之，它應當成為提高一個民族素質的最基本的國民教育的內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歷史決不應該成為一個被人們所遺忘的角落，須知，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它最終也將被歷史所遺忘。

  「讀史使人明智」，從個別的或具體的層面，說到了歷史的重要性，歷史於個人而言，則是一本人生教科書，讀點史吧，它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人文情懷、心智修養、審美意蘊等等，具有為其他學問所無可取代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大凡讀史者，對此恐怕都有一種收穫「明智」的感受吧，這就不多說了。

  由此說到歷史學科在中小學的地位，你剛才說到的這些情況，我們在大學裡當歷史老師的，也是時有所聞的，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能漠視自己民族的綿延不絕的歷史，無視世界各國的豐富多彩的文明，這種短視行為應當得到不斷的矯正。

  問：我對你剛才講到的西方史學「五次轉折說」印象很深，它好像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這些原本較少接觸西方史學的人，也能略知一些。你能否就西方史學轉折的條件或原因作點補充呢？

  答：好的。這個問題提得好。我們通常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當然也是如此，在我說到的西方史學五次轉折時，它的每一次轉折一般說來是時代的呼喚、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訴求，比如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歷經的古代的「世界性大戰」希波戰爭給希臘世界所帶來的激烈的社會動盪，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對整個西方社會所帶來的顛覆性的影響，文藝復興運動之火，為近代西方社會照亮了前進的方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個道理，大家都是知曉的。

  倘說史學的轉折的原因，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那是遠遠不夠的。個人以為，史學的轉折還應從史學自身的發展及其變化那兒去尋找。以第四次轉折為例吧，表面看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事實上，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西方社會並未有如前述三次史學轉折時很明顯的社會變革，但從史學自身的發展變化，這次重大轉折的條件卻已具備：其時，占據19世紀西方史壇的蘭克學派已發展到鼎盛，猶如登山，登峰之後就開始下山了，走下坡路了，從蘭克學派內部的最先發難到1890年前後的新舊史學關於「歷史方法論」的論爭，都意在說明，傳統史學（舊史學）必須變革，這是史學自身發展的需求，也是新史學成長與發展的需求。由此我們看到，從史學自身那裡尋求轉折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也許比前者更為重要。在這裡還需補充一點的是，史學的轉折或變化相對於社會和時代激烈變化時的迅猛，總是滯後的，比如第五次轉折不可能即刻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還是要等到過了十多年，史學才發生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

  由此，我們也可以悟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指導我們的歷史學研究，不可能包辦一切，它只是提供一個指導原則，如上面說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歷史學的研究還有其自身的理論，只有重視與發掘後一點，才會使前者更加豐潤，唯其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才能歷久彌新，萬古而常青。

  問：我想提一個稍微專業一點的問題，但它也是我們歷史教師經常會遇到的，那就是中西史學之間有哪些異同呢？

  答：這個問題很大，會牽涉到多方面的問題。限於學識，我也只能就其最主要的異同，說說我個人的一些看法。首先說中西史學之「同」。西方史學自古以來，從古希臘史學追求史實的可信到近世蘭克信奉的「如實直書」，「求真」發展成了西方史學的一種優良傳統，這與我國古代史學的治史原則是相合拍的。其次，對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東西方歷史學家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無論是西方史家所宣揚的「垂諸永遠」，還是中國史家所主張的「經世致用」，都是說的同一個意思，那就是對歷史學所承擔的社會功能的認同。因此，「求真」、「垂訓」是中西史學所共同擁有的史學遺產。

  至於說到兩者之「異」，諸如它的緣起、史書內容、編纂體例、修史制度等多個方面都顯示出它們之間的相悖。我這裡只說及留給我們印象很深的一點，那就是中西修史制度的不同，制度決定或制約其他，中西史學的發展可為之佐證。在古代西方，修史是一種個體的私人行為，比如希羅多德修《歷史》、修昔底德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似乎都與當政者無關，古羅馬史學雖有濃烈的「政治史學」的色彩，但史家修史依然是一種「個體行為」，李維如此，塔西佗也是這樣。這種私家修史的機制與中國古代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私家修史，如司馬遷的《史記》是其典範。但就總體而言，中國自古以來當政者就設有「史官」，所謂「動則左史書之，言者右史書之」也。這種設置經歷朝歷代而漸趨完善，至唐代更是設立「史館」修史，此後「史館」修史更盛，視為修史之「正途」。應當說，中西史學的這種修史機制是各有利弊的。在西方，因為是「私家修史」，這就為史家的獨立思考留下了更多的空間，但由此也造成了歷史記載的中斷與缺失。在中國，由於史館修史的「集體行為」及具有的優越性，為我們的歷史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貴的原始資料，也使中國的歷史不致中斷，我們的「二十四史」流傳至今，已成為被西方史家推崇的「世界史學上最突出的成就」。但集體修史，官方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史家的主體意識，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學理性思維的建構。

  問：最近有一件事與我們息息相關，那就是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教科書中關於張衡地動儀的描述，其實那是個復原模型而非東漢時的古董，知其真相後，我頓時有一種被騙和羞愧的感覺，因為我們過去向學生傳授了一個謊言，你說呢？

  答：我個人聞知後，倒沒有像你那樣強烈的感受。我以為，我們的歷史研究與歷史實相總是留有距離的，歷史研究只能是一條漸近線，大概永遠也不能與歷史實相這條線重合，這或許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魅力吧，因而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歷史研究者「前赴後繼」地為它作出貢獻。至於說到「老師的謊言」，真是無獨有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美國人詹姆斯·洛溫寫的一本書：《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在那本書中，作者舉了多個案例，用以說明美國歷史教科書中所充斥的謊言，它通過歷史教師之口傳給學生，謂之「老師的謊言」。這真是駭人聽聞，其實這「老師的謊言」源出於歷史教科書，是它惹的「禍」，怎麼可以怪「罪」於老師呢。你們看，歷史教科書中的「造假」，中西皆然。在我國，不僅是歷史教科書，而且延伸到其他，比如中小學語文教材在去年就不時引起爭議。在我看來，中小學教材屢受質疑，無疑是件好事，特別是對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因為它承擔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民族或國家認同的最基礎知識的任務。我個人又認為，我們的教科書編寫工作仍是滯後，總不能跟上各門學科自身前進的步伐，老師照本宣科，總是把一些陳舊的觀念和過時的知識教給學生，怎能不被人譏之為「老師的謊言」。我個人還以為，我們的教材比如歷史教科書，編得較為呆板，就是說不怎麼好看。我聯想到時下頗受讀者追捧的民國時期的幾種語文老教材的重新刊印，比如葉聖陶先生編寫的《開明國語課本》，內容生動、文字活潑、充滿童趣，為什麼我們的新教材花了那麼大的人力和物力，編出來的東西卻不怎麼受歡迎，甚至受到批評。當然，重拾老教材是不可能的，不過由此能否給我們編寫教科書的先生們一些啟示呢？

  問：你剛才說到中小學教科書編得枯燥，不夠有趣，但我個人覺得學界的歷史著作也是這樣，多是「高頭講章」，艱澀難懂，總之，也不怎麼「好看」，你覺得怎麼樣？

  答：對此，我深有同感。多年來，我也是一個習慣寫「高頭講章」的人，理精義明，自以為是，寫出來的東西，或自娛自樂，或在業界少數人中流傳，以致自己也覺得不給力了。我想這裡面可能有些誤區，至今還在阻礙我們的前進。比如，搞歷史專業的人以為不寫出一些艱深的專著，體現不出自己的水平，總把「易懂」等同「通俗」，把「通俗」視為「庸俗」（或「媚俗」），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對此，我想以現代英國史家屈維廉說過的一段話作答，大意是：不要以為有趣的歷史一定是資質淺薄的東西，工作嚴謹或思想深刻就應當是晦澀難懂；他指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寫出明白曉暢、容易為眾人讀的東西，常常是用滿頭大汗換來的。真是智者之言，一語破的，發人深省。我在上面提到的布洛赫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不只是用滿頭大汗，而且可能是他畢生治史心血的結晶，我們能小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而不包含有厚厚的「含金量」？

  又比如，把寫大眾化的普及讀物（或入門書），視為掉身價、檔次低的事情，這自然也是一種誤解（或偏見）。須知，能寫出為廣大讀者深受歡迎的讀物，不僅用「滿頭大汗」，而且需要本事，不是靠拼拼抄抄就可以草率完事的。更何況，你的學問再深厚，倘「藏之名山」或束之高閣，那還有什麼意義呢？因而，如何把高深的理論、淵博的學識轉化為社會資源，即為大眾社會所樂意接受的東西，進而為全民族的公民素養的提升作出貢獻，是擺在我們歷史科學工作者面前的一項迫切的任務。進言之，由歷史學擴展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大眾化、普及化，更是現時代的需求，民眾的呼喚。我們當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寫出「好看」的歷史讀物，以回報社會大眾。

  問：在校任教的中小學教師，尤其是歷史教師，每周課時多排得滿滿的，你覺得應當如何擠出時間、課餘進修提高呢？如果說要閱讀點書，你不妨給我們開個書單或推薦幾本書，好嗎？

  答：好的。現在大家都很忙，但作為一名教師，需要不斷地「充電」，就像你們使用的手機那樣，不「充電」就無法接聽，無法獲取學界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就只能照著上面頒發的教科書照本宣科，那多沒勁啊。在現代社會中，既然歷史不是可有可無的，那麼我們的歷史教師，尤其是中小學歷史教師就肩負有向我們下一代傳授正確的歷史知識的任務，倘我們自身仍在原地踏步，那怎麼能行。怎麼辦？同志們來這裡參加「國培班」進修，聽我講一點西方史學史的知識，並不是要大家回去向你們的學生「複製」這些東西。而在我看來，學一點中外史學史，則是作為一名歷史教員的一種必要的素養，這將有助於你們的業務的提高。

  當然，對廣大的老師而言，讀書自然就成了「充電」的一條重要的途徑。我國宋代思想家、哲學家朱熹認為讀書可以變化氣質，這真是至理名言。是的，知識的作用，對個人而言，則是變化「氣質」；對社會而言，則是哺育一種好的「風氣」。這些道理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說了。

  你說要給你們開個書單，我想了一下，這很難。不過就你們都是歷史教師，從事的都是歷史教學工作，因而讀書又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剛才在題為《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發展之大勢》的講課中，曾為此主題，給大家推薦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如果說要進一步的話，我以為商務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歷史類，俗稱「黃皮書」）包容西方名家名著，不妨都找來瀏覽，挑自己喜歡的再精讀一下，持之以恆，定會有大的收穫。諸位給學生所講的歷史，古今中外都有，因而閱讀的面要儘量寬廣些。不過就與歷史教學直接有參考價值的，我推薦兩本：一為世界史方面，可以看看美國史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它也許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全新的世界歷史的新景象；一為中國史方面，樊樹志教授的《國史概要》（縮節本《國史十六講》），個人以為它是一本大眾化、普及化的歷史讀物，也是一本「好看」的書。

  以上所列，未免掛一漏萬，這當然也包括我對大家提問的回答，以及我的「主題演講」，都僅供參考吧。

  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作者附記：本文最初為作者在淮北師範大學中學歷史教師「國培班」上的演講稿，後因《歷史教學》主編任世江教授所約，整理成文，刊發在《歷史教學》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