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議西方史學的反省（近現代篇）

  如果說，歷史學家的工作是為歷史作總結，那麼史學史家的工作就是為歷史學家做總結。前者是對往事的思考，後者則是對歷史學自身的反省。史學的自我反省是史家從自在走向自覺和史學從舊形態轉向新形態的動力。史學反省肇始於時代與社會的變革，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總是要適應時代的要求，並受到這一時代經濟與政治發展的支配與制約。在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史學反省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端後，西方史學經歷了五次重大的反省活動，並不斷地把西方史學推向前進。

  一

  近現代西方史學的第一次反省發生在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地理大發現」後，西方社會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農本經濟的閉塞狀態，探險家與傳教士又經海路不斷從域外為西方人帶來無數前所未聞的知識，歷史學家也因此不再沉湎於自己先祖的歷史，而開始以一種好奇的眼光來審視這個擴大了的世界。那時，人文主義思潮瀰漫西歐諸國，人文主義史學在西方史學界占據主導地位。但作為早期資產階級史學的一種雛形，人文主義史學也有其局限性。人文主義史家藉助古典文化來反對中世紀的基督教史學，但卻形成了對古典史學的迷信與盲從，他們雖然在內容與方法上改變了處理社會歷史的方法，但卻鮮有學者從事構建社會歷史理論體系的嘗試，他們普遍重視文學藝術、政治學等學科，卻很少有人明確提出史學是一門有獨特內涵的學科，如此等等。面對「地理大發現」後西方社會的巨大變化，歷史學家需要對歷史學自身作一次深刻的反省，以便使史學以更新的面貌幫助人們重新認識過去，看待現在，昭示未來。16世紀後，近代自然科學及相關的人文學科的發展，為這次史學反省造就了學科動因。

  16世紀下半葉，法國形成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群體，他們已敏銳地察覺到中世紀基督教史學與人文主義史學在理論與方法上都陷入了困境，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論斷。其中讓·波丹堪稱這一群體的代表，他於1566年發表的《易於理解歷史的方法》是這次史學反省的代表作，可視為是西方史學的一個轉折點。他對西方史學的反省，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力圖賦予歷史以科學的性質，並把它作為一門服從共同規律的科學。在他看來，歷史可以劃分為人類史、自然史，神明史（宗教史）。他為這三者規定了各自的研究對象，並將人類史列於首位。他認為，人類史應以人為其主題，「它敘述的是在社會中導致人類生活變動的人類種種行為」；它不僅包括政治軍事，還包括人們的社會生活、民族特徵、法律制度、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內容。這就破除了當時人文主義史家恪守的古典史學的政治軍事史傳統，並預示了後來伏爾泰的若干史學觀念，體現了先行者的思想睿智與歷史光輝，具有某種超越時代的意義。

  第二，提出應在歷史著作中消除價值判斷，強調史學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他指出，「歷史非他，不過是真相的反映」。為此，他強調史家必須對史料進行辨析與考訂，並為此提出了鑑別史料的若干原則，還從心理上對史家記事所可能出現的偏差作出了具體的分析。他諸如此類的論斷在西方史學史上都具有開新的意義。

  第三，在歷史編纂中主張以三階段說來取代傳統的四大帝國的歷史分期法。這是波丹史學反省的一個重要而具體的貢獻。中世紀的歷史編纂學普遍採用亞述—波斯—希臘—羅馬四大帝國的分期法，波丹認為，這種源自《聖經·但以理書》的歷史分期法是不足為據的。他從各個區域地理環境的特點出發，提出了新的歷史分期法：首先是東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占優勢的階段；其次是希臘和羅馬居統治地位的階段，最後是北方諸民族領先的階段。他的這一新說，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神諭的基礎上，而是奠基在他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研究中。波丹通過分析人性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概括了這三個階段的歷史特徵：第一階段是篤信宗教，富於智慧；第二階段是城邦國家、殖民擴張、法律制度；第三階段是戰爭和科學技術。不管怎樣，這種分期法反映了他為擺脫基督教史學的舊框框和建立新的史學體系所作的努力。

  總之，16世紀下半葉，以波丹為代表的法國歷史學家所作的史學反省，反映了西方新一代史家要求打破舊傳統（古典的和神學的）和把人文主義史學繼續推向前進，並促進西方史學走向近代化的一種積極的新趨向。

  二

  近現代西方史學的第二次反省發生在18世紀上半葉的啟蒙時代。從18世紀初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史稱「啟蒙時代」。這一時期社會思潮的主流無疑是理性主義。這一時代的啟蒙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這一思潮在史學上的反映就是理性主義史學的興起。人以其理性來認識自然、改造社會；弘揚理性，就是推進歷史，反之則阻礙進步。這種對抽象理性的崇拜成了18世紀理性主義史學家的共同特徵，在法國啟蒙思想家、歷史學家伏爾泰那裡更有著充分的展示。正是伏爾泰，在波丹的《易於理解歷史的方法》一書出版200年之後，相繼發表了《路易十四時代》（1751年）、《論世界各國的風俗與精神》（1756年）等論著，構建了近現代西方史學第二次反省的主要界標。蘇聯史家科斯敏斯基指出：「伏爾泰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史學的要求和任務，這是他無可爭辯的功績。可以說，正是在伏爾泰那裡，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他對歷史的科學任務有明確的認識。」概言之，伏爾泰的反省，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紀的基督教史學；另一方面則開始構建與確立資產階級史學的理論體系，這種破與立的過程，充分反映在他的兩部史學名著中。

  在伏爾泰那裡，歷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產物，而是人類自身發展的歷史。他的《論世界各國的風俗與精神》著意要表現這樣一個主題：人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已逐步擺脫了偏見、迷信和奴役，儘管他們歷盡坎坷曲折，但總是向著理性、公正和物質與精神不斷改善的方向前進的。他明確指出，歷史不是神話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選民的故事。在他那裡，《聖經》不再是用來解釋歷史的最高權威，全部的人類文明史在時間上都要早於《聖經》的記載，而且範圍遠遠超出基督教徒或猶太人所知的地域。他的視野所及遍布世界各國，這種從全球角度觀察世界的方法，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由公元5世紀古羅馬神學作家聖奧古斯丁至17世紀法國主教兼歷史學家博絮埃一線相傳的神學史觀，而且開創性地運用了比較歷史的方法，得出了許多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見解。如他把歐洲各國的社會制度、民族精神與風俗習慣同其他地區進行橫向比較，得出了歐洲並非一切都走在前面的觀點。

  伏爾泰

  伏爾泰在史學上的反省，旨在為克麗奧（歷史女神）樹立一個不同於古典時代的近代新形象。他在《路易十四時代》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書擬敘述的，不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個更加宏偉的目標，作者企圖進行嘗試，不為後代敘述某個個人的行動功業，而向他們描繪有史以來最開明的時代的人們的精神面貌。」因此，他不僅寫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顯赫武功和卓越功績，還寫了該時代各個方面的情況。他尤其致力於描述人類精神的進步，把大量筆墨落在人類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極力讚美人類文明史上四個值得後人重視的時代，即：亞歷山大和伯里克利時代、愷撒和奧古斯都時代、美第奇家族統治佛羅倫斯的時代、路易十四時代。他認為，「這四個興盛昌隆的時代是文化技藝臻於完美的時代，是作為人類精神的崇高偉大的劃時代而成為後世典範的時代。」總之，伏爾泰不僅復活了「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所奠立的社會文化史傳統，更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提供了一種有悖於那種偏於政治軍事史的傳統史學的文化新視野，在西方史學史上首開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先河，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伏爾泰的創新，更突出地體現在他把哲學或理性精神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他曾主張：「歷史只應全部讓哲學家去寫。」伏爾泰的這一偏激之詞當然是有感而發。整個17世紀迄至18世紀上半葉，西方史壇博學派盛行。這是由於當時的宗教戰爭，使許多寺院被解散和洗劫，寺院收藏的圖書、檔案及一些珍貴的手稿，以低廉的價格拋之於市。許多學者便紛紛出來搶救這些寶物。然而，這時的博學派史家注重的只是第一手的文獻資料，他們大多缺少應有的批判精神，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他們往往缺乏一種明察秋毫、鞭辟入裡的歷史眼光。17世紀曾一度出現的懷疑主義思潮並沒有在學術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伏爾泰關於把哲學引入史學領域的主張，在當時就大有振聾發聵與啟人心智的歷史作用，正如俄國詩人普希金所說：「伏爾泰第一個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學的明燈帶進了黑暗的歷史檔案庫中。」由於伏爾泰和同時代史家的共同努力，終於把西方史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理性主義史學的階段，它標誌著西方資產階級史學體系的確立。

  三

  1824年，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發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開始了近現代西方史學的第三次反省。這次反省是蘭克對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全面、系統的檢討與反思，從而對歷史學的性質、任務及方法提出了更加明確與嚴格的要求。這次史學反省活動的影響從西方一直延伸到整個國際史學界，歷久不衰，很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蘭克力圖把歷史學提升成一門獨特的科學，這一宗旨使他獲得了「近代歷史科學之父」、「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第一人」的聲譽。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歷史學向來把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自己的任務。對於這樣崇高的任務，本書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僅僅在於如實直書而已。」這一段貌似謙遜的言辭，實質上包含了相當深刻的含義。近代西方史學自伏爾泰之後，獲得了新的進步，但在其發展進程中也暴露了它割斷歷史、過分誇大理性、企求普遍性與永恆性原則等種種非歷史主義的傾向。從19世紀初開始，浪漫主義史學及其伴生物歷史主義思潮盛行西方史壇，於是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重視各個民族的獨特性、主張通過挖掘與考訂史料客觀地展現歷史的真實性等論斷日漸受到重視。這一史學發展的背景使我們可以看到，蘭克的上述言論顯然是對理性主義史學的一種對抗，也是他的歷史主義治史原則的最初闡發。按照他的觀點，歷史學是指通過收集與辨析文獻證據，並依靠這種辨析的文獻證據使客觀歷史在文字上還其真相的一門學問，這就是蘭克的「科學的」歷史學的含義。就此看來，蘭克所云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總結和預測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歷史科學」還不是一回事。

  蘭克

  蘭克在這篇序言中所標榜的「如實直書」，被後世學者稱之為客觀主義史學的最主要的信條。事實上，標榜「如實直書」確是他一以貫之的。早年，他在讀英國作家司各特的歷史小說時，就萌生了這種信念：「我相信歷史的真實比羅曼蒂克的小說更美更有趣，從此我獻身於前者，並決心在自己著作中根絕任何想像和杜撰，嚴格將我的工作限於陳述事實。」晚年，他在《世界史》一書的序言中也表示希望從書中「消滅自我」，即把他的觀點毫無保留地從書中排除出去。可見，「如實直書」是蘭克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標。在他看來，歷史學的根本任務就在於把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歷史著作就是歷史事實和人物以文字形式的還原。為此，歷史學家應當超然物外而不懷黨見、辨別真偽而不論斷是非。

  蘭克史學方法論的基礎是對原始資料的執意追求及對它進行嚴格的考訂與辨析。他的《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一書附有一篇著名的論文：《對近代史家的批判》。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前輩史家尼布爾處理早期羅馬史料的批判方法運用於研究近代歷史，提出了影響後世的批判、考訂歷史著作與史料的原則和方法。蘭克這篇論文的發表，被西方學術界認為是「史學批判時代的開端」（古奇語）。

  關於考訂與辨析史料的方法，蘭克大致確立了這樣一些原則：史家必須查明史料的源流，以區分原始資料與間接資料；重視目擊者的記錄，並把它作為歷史研究中的「最高見證」；敘述歷史必須依照同時代資料，越是親歷其境的人就越有發言權，因而距事件發生時間最近的人便成了「最好的證人」；他還強調要對史料記載者的動機與為人乃至性格進行分析，追查資料的來源，區別情況，逐一考察。至此，蘭克比較系統地建立了考證學上稱之為「外證」（External Criticism）和「內證」（Internal Criticism）的研究資料的方法。應當說，這是科學的方法，也是19世紀西方社會科學昌盛，重視實證，重視對個體事物作縝密觀察在歷史學上的一種反映，他的這種治史方法，對史學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史學界影響甚大。

  需要指出的是，蘭克不只是一個「如實直書」者，他還是一個理念論者，儘管他一再諱言歷史哲學，但他卻篤信「上帝之手」無處不在，並認為這種神秘的力量只有通過非理性的直覺才能體驗，因而只有通過個體直覺地去理解整體精神以揭示歷史的本質，這成了蘭克史學方法論中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因此，蘭克所要摒棄的只是以往那種道德說教、哲學圖解式的歷史著作，他要達到的是通過個體以揭示一般（整體），展示歷史運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蘭克的這種意圖是無法用哲學概念來表述的，而要通過具體的歷史研究才能達到。這正是史學的獨特功能與優越性之所在，也是蘭克作為西方歷史主義最偉大的實踐者的全部印象。

  經過這次史學反省，蘭克所確立的客觀主義史學理論及其後的實證主義史學，在整個19世紀成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典範而占據西方史學的主導地位。蘭克的史學反省和蘭克史學的得勢，也是由這位歷史學家所處的時代決定的。在那個西方資產階級高視闊步、不可一世的時代，蘭克史學所體現的「西歐中心」、「強權政治」、「顯要人物」等概念，本質上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基於其自身利益而定下來的命題，蘭克只是選擇豐富的史料來闡明這些既定的命題，充分反映這一時代資產階級的歷史意識而已。此外，從歷史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蘭克的史學反省所揭示的種種要求，也是與當時西方各國史學普遍走向專業化與職業化的趨勢相適應的。

  四

  近現代西方史學的第四次反省醞釀於19世紀下半葉，即從「文化史運動」的發起者布克哈特開始，經世紀交替之際的蘭普勒希特，止於1912年魯濱遜《新史學》的發表，其反對的對象是蘭克及其學派的「科學的」歷史學，其主要成就是對居於史壇正統地位的蘭克史學模式進行了初步的清理，並開創了現代西方新史學發展的潮流。

  世紀之交，一些敏感的歷史學家察覺到了時代的變革，並由此開始了對自身學科演變及前景的思考。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歷史哲學從思辨的到分析的演化過程，也促進了歷史學家對歷史學自身的回顧。20世紀後，西方歷史學家面臨的是一個迎接挑戰的嚴峻現實。這一形勢使新一代歷史學家深切地感受到改變傳統史學模式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啟示著他們向傳統史學挑戰。

  時代的發展與史學的發展迫使蘭克的一些最有權威的弟子對蘭克史學要加以「重新估價」。蘭克的及門弟子、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最初的發難者。他以其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和「最卓越的文化史家」享譽後世。他率先向傳統史學舉起反叛的旗幟，在西方史學的第四次反省中起了推波助瀾的先行者的作用。

  德國不僅是傳統史學的營壘，也是現代西方新史學的源頭。19世紀末，德國史學界發生了一場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激烈爭論，代表後者的是卡爾·蘭普勒希特。其時，蘭克等老一輩史家已經謝世，論戰主要是在蘭普勒希特與年輕一代的蘭克學派的傳人間進行。1900年，蘭普勒希特發表的《文化史的方法論》用一種大別於傳統史學的歷史眼光，致力於創建「新型的文化史學」，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從整體上研究人類歷史的新史學模式，對這場世紀末的爭論從理論上作了初步的總結。當然，這場名為「歷史方法論」的激烈爭辯，實質上是20世紀西方新舊史學之間全面抗衡的前奏。

  蘭普勒希特的新史學得到了大洋彼岸的反響。1912年，魯濱遜發表了美國「新史學派」的宣言書《新史學》，也成為近現代西方史學第四次反省的代表作。

  魯濱遜在《新史學》中公開打出了「史學革命」的旗號。他這樣寫道：「我們不應該把歷史學看作一門停滯不前的學問，它只有通過改進研究方法，搜集、批判和融合新的資料才能獲得發展。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歷史學的理想和目的應該伴隨著社會和社會科學的進步而變化，而且歷史這門學問將來在我們學術生活里應該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這裡，作者提出了「史學革命」的理論依據和他的「新史學」所期求的目標。以魯濱遜為代表的美國新史學派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及史學上的革新運動，大體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魯濱遜指出了當時史學界的「通病」有三：隨便羅列毫無意義的人名地名；不講別的重要事情，專偏重政治事實的記載；喜好敘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認為歷史學的研究內容應該無所不包，舉凡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都應當在新史學的範疇之內。他還主張拋棄那種充斥陳腐觀念的「歷史教學大綱」，應對通用的歷史教科書作一番「推陳出新」與「重新研究」，並與弟子們身體力行，編寫出了許多內容廣泛、文筆流暢的教科書，對推動當時新史學的發展很有影響。

  歷史學範圍的擴大與任務的更新，使魯濱遜的新史學在方法論上較傳統史學有更高的要求。不過，魯濱遜認為，對新史學工作者的培養，不能排除對他進行傳統的關於檔案與文獻資料的訓練，只是這種訓練在新史學家那裡更加廣博。他認為，新史學之所以「新」，就在於歷史學家的視野是廣闊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治史者應進行廣泛的預備性訓練。在魯濱遜看來，要真正能夠從事新史學的研究，就必須懂得人類學、史前考古學、社會心理學、動物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倫理學、地理學等等，總之，「需要掌握一切有關研究人類的過去和探溯現時人類發展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巴恩斯語）。魯氏的這些見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上的：「一切的科學都是永遠互相依賴的。每一門科學的生命都是從其他科學中吸取來的；而且它所取得的進步絕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無意地靠著其他科學的幫助。」現代科學的發展趨勢，證實了魯氏之論是有見地的。

  簡言之，魯濱遜對傳統史學內容的詰難，他對開拓歷史學研究內容的主張，尤其是他強調史學的綜合研究、注重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等論斷，對推進史學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他的一些主張（如跨學科研究），實際也成了對史學發展趨勢的預言，他的一些史學理論已被當代年鑑派史家付諸實踐並發揚光大了。

  五

  近現代西方史學的第五次反省，可以以20世紀50年代中葉為起點，具體來說，可以1955年出版的英國歷史學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處於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為界標。這次反省對蘭克史學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西方史學必須「重新定向」的明確主張。正如巴氏所言，「大約從1955年起，歷史研究進入了迅速轉變和反思的時期」，西方史學就此進入了當代發展的新時期。

  巴勒克拉夫的《處於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一書書名，鮮明地點明了時代的變化與歷史學之間的相互關係。他說，引發他認識西方傳統史學局限性的「第一個暗示」是由於他發覺過去所學的歷史無法解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現實世界。他痛切地感到西方史學必須「重新定向」，必須徹底打破蘭克史學的傳統定見，否則西方史學就無法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及整個世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巴氏所說的「重新定向」，包含了對上一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傳統史學的全面挑戰，在諸如歷史是否為一線發展、如何看待歐洲文明與歐洲歷史的發展、歷史應當怎樣分期等眾多問題上，他對傳統史學的異議確實具有全面批判的性質。這裡僅扼要論列一下他的世界史觀及他對蘭克的世界史觀所作的深刻批判，我們就可窺見時代變革與史學反省這一題旨的內在含義。

  巴勒克拉夫反對西歐中心論，提出歷史學家應當用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世界歷史。他指出：「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事件已經不夠了，我們必須嘗試要用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點」，歷史學家應當如巴氏所言，「跳出歐洲，跳出西方，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所有的時代」。這一點，不是以歷史學家個人的好惡為轉移，而是時代之使然。

  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已進入了全球一體化的新階段，這一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歐洲優勢的衰退，以及歐洲退出世界的重心。因此，看不到歐洲的衰退，無視新興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力量的崛起，漠視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而仍一味搬用蘭克所謂拉丁和日耳曼六大民族之間自我調節的權力平衡說來解釋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世界格局，是狹隘和不識時務的。他還認為，自中古以來，如果看不到歐洲之外的世界歷史及對歐洲的影響，也就無法理解歐洲自身歷史的發展進程。他預言，歐洲的時代已經過去，代之而起的將是太平洋時代。後來他又從反對史學中的西歐中心論出發，把其「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發展成系統的「全球歷史觀」，這在他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一書中有專門的論述，這裡不再贅述。應當看到，「全球歷史觀」的提出及其實踐，是當今西方新史學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的當代西方史學中確有價值的重大學術成果。50年代中葉以後，西方史學確實開始「重新定向」，新史學以不可阻遏的勢頭發展著，並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以致到了70年代達到了它的全盛時代。

  在這裡，我們需要著重提到的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在現當代西方史學及其反省過程中的重大作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對西方史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反省，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歷史學第一次變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但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進程中，一度受到了西方史家的仇視、疑懼與曲解。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史學發生真正的影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現當代，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對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法國哲學家薩特在20世紀50年代就斷言說，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我們不能超越它。巴勒克拉夫進而寫道：「今天仍保留著生命力和內在潛力的唯一的『歷史哲學』，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甚至在非共產主義國家中，馬克思主義也長期不斷地被接受為歷史哲學，這不僅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潛力，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成功地接受了檢驗。」可見，在當今西方，包括像巴勒克拉夫這樣一些進步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承認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的影響。

  此外，綜觀近現代西方史學的幾次重大反省，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的一個最根本的缺陷，那就是每一次史學反省都只是以一種形式的唯心史觀代替另一種形式的唯心史觀，雖則我們無意否認西方史學通過不斷的自我反省而推動史學日趨進步的事實。總之，西方史學科學化的歷程還是步履艱難和曲折坎坷的。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1992年第2期，原題為《時代變革與近現代西方史學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