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議西方史學的反省（古代篇）

  研究西方史學史，個人以為，不僅要研究它的歷史進程，即了解與認識它的發生、發展、繁榮及其變化的歷史軌跡，而且還要研究西方史學史之史，亦即回顧與反省西方史學自身的歷史進程，唯其如此，我們的史學史研究工作才是自覺的，正如前輩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所言，這是「我們史學史研究工作者進行自覺教育的一課」，應當說這是很重要的一課。因此，西方史學史之史的任務，就是要闡明西方史學史從古迄今的演變，從中尋求史學史自身發展的脈絡，這對於西方史學史研究的開拓與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

  誠然，對西方史學自身進行反省，嚴格說來，當始於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年代。但這一「復興」，也讓人們認真思考那個時代史學反省的精神源頭。本文有意上溯，力圖把目光聚焦在古代西方（側重於古代希臘），即西方史學在發軔時期的史學反省精神。倘讀者有興趣將下文合在一起閱讀，也許可以把西方史學史之史說個大概。

  一、反省精神的初現與迴響

  廣義地說，歷史學從其誕生的那一天開始，歷史學家的反省活動就漸露端倪了，就體現出了一種零碎的或不自覺的史學反省精神，儘管稚拙，不夠完整，但終究也是人類史學遺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關於西方史學史之史，究竟從何談起，還得仔細斟酌。在這裡，本文所說的「古代」，姑且從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時代的希羅多德所體現出來的最初的史學反省精神說起。

  眾所周知，正是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奠立了西方史學的根基，他的傳世之作《歷史》雖然尚存不少謬誤，但無論如何都算是西方史學史上里程碑式的史學名著；雖然希羅多德並不是一位歷史思想家，但難能可貴的是，從他開始，就留下了古代史家對歷史學自身發展的最初思考。且看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一開篇就這樣寫道：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由於年深日久而被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嘆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他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

  從這段「引言」來看，希羅多德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對歷史學性質的看法。細細分析這一段話，在這位古希臘史家看來，作為一門知識（或科學）的要求應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前人（「史話家」或散文史家）所記載的「趣聞逸事」；探討的是「人類的功業」而非「神的奇蹟」，力圖把凌亂無序的材料與單個事件納入在有序的時間系列中，但當時希臘尚無確切的紀年方法；尋求在事物表象後面的因果鏈，即他所說的「原因」。正由於希羅多德所奠定的史學具有以上幾方面的特徵而被柯林伍德稱之為「科學的史學」。

  在希臘史學發展史上，至希羅多德出世，詩與神話的時代結束了，散文史家的半真半假「史話」時代也過去了，從此，西方的歷史學誕生了。希羅多德的上述「言論」，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過如此較為完整的敘述，事實上，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這段「引言」，是對他之前（或可稱之為「前希羅多德時代」）希臘史學的一次反省，但更是意在道明他對史學性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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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希羅多德在「引言」中對史學發表的見識，畢竟還是初步的，到了他的後輩修昔底德時，他對他之前（包括希羅多德在內）的古希臘史學所作的「回顧與檢討」，要深刻得多。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在這裡必須完整地引述一下他在其傳世之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的一段名言：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個事件，有不同的說法，由於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的不安全。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是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這是修昔底德關於「戰爭事件敘述」所確立的「原則」。同樣對一個事件，如果希羅多德關於撰寫希波戰爭，他的做法是「我的規則是我不管人們告訴我什麼，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又表白：「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我並沒有任何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只要稍加比較，就可發現對「事件敘述」兩位史家所持的不同「原則」或「規則」。在這裡，我並不是說，希羅多德是位「客觀主義者」，他對所見所聞一概「照單全收」，他還是有他的「觀察、判斷和探索」以及存疑去偽的態度，他的批判能力至少在其同輩中還鮮見其匹。

  我這裡說的是比較。倘若就對史學的見識而言，修昔底德無疑要遠勝希羅多德。比如修昔底德的批判精神，對史料所恪守的嚴格的辨析與考訂的方法，在前引這段話中表述得淋漓盡致，被後世史家（比如蘭克）奉為圭臬，修昔底德也因此被後世史家稱之為「科學和批判歷史的奠基者」，此處不再評述。又如說到史家編纂體例，修昔底德在這段話中也說到了他與前人的不同：他不是在講「故事」，即不可能「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這種表白既與希羅多德之前的「史話家」相區別，也與希羅多德的寫法相分野；他不想「媚眾」，即不可能「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這當然與他遠大的撰史旨趣即「垂諸永遠」息息相關。在西方史學史上，他把編年與記事結合起來，使希羅多德草創的歷史敘述體趨於成熟，並就此成為西方史書編纂的一種正宗體例，一如司馬遷為中國史學所奠立的紀傳體編史體例。

  有趣的是，自幼視希羅多德為偶像的修昔底德，在這裡所論，雖然沒有點名，但其言卻無不是對準他的這位前輩，在「回顧與檢討」希羅多德史學及前希羅多德史學時，他表現出了一種從他開始的「唯理主義的精神」，在史學史上顯示出了一種較為深入的反省精神，這在古代西方歷史學家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很少見的。

  二、反省精神的升華與延續

  有道是，「希臘為羅馬的兵力所征服，羅馬同時被希臘的思想所征服」。後人的這個評論，極其精闢地道出了這樣一個真理：強悍的軍事征服者雖可攻城略地，逞威於一時，但最終還是要被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同化，從而在仿效、繼承被其征服民族的文化遺產上前進，希臘與羅馬的關係就是如此，文化上也是這樣，希臘史學與羅馬史學之關聯亦然。

  是的。希臘史學的光輝在「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4—公元前30年）仍然釋放出璀璨的光芒，即使在羅馬時代，這種光輝仍將延續而不會被湮滅。就史學反省精神而言，值得提出來一議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約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年）。

  波里比阿史學體現了古希臘的史學傳統，尤其是出色地繼承與發展了修昔底德史學，他所顯示出來的史學反省精神，較之前人，又前進了一步。可以這樣說，在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謝幕之後的200年後，以其睿智和識見，對西方史學作了一次重大的反省工作，在古代世界中可謂是意義非凡。對此，我們從波里比阿的史學理論及其方法論，略說一二。

  在波里比阿看來，歷史是一門以事實為訓的哲學。它不僅使人們能從中獲得廣博的知識，而且應當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這是他對歷史學性質的看法。於是，他認定史家之天職，在求「實用」。他在這裡所指，顯然是「治國平天下」之類政治上的「實用」。

  由此，波里比阿進一步說明了歷史的性質：一為記錄事情的真相。因此，求真乃是史家之第一要務，「真實」就如人之雙目，倘歷史遠離了它，豈不成了一堆謊言，為此，歷史學家應當以公正的態度，從史實中求得正確的結論，拋棄一切個人的私見和黨同伐異的情緒。一為對事實作出解釋，這裡的「解釋」不外是，引起事件發生的原因和事件之間的互相關聯及其相互影響。可惜他對因果關係並未能作出深入的探討。因此，從他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後世實證主義史學旨趣的影子。

  從史學方法論角度來看，在西方古代歷史學家中，波里比阿的史學方法論也許是最合乎科學方法的要求。比如，他在西方史學史上首次提出了史家「三要素」：具有批判文獻資料的能力、必要的地理知識和政治經驗。在他看來，這三者缺一不可，舍此，一位歷史學家充其量只能記述事實，但卻不能作出辨析，因而也就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那麼這樣的歷史研究是毫無意義可言的。

  尤其突出的一點是，他深得前輩史家修昔底德的歷史批判之要義，以及明白求真對歷史學家的重要性，為此，認為史家應該客觀公正，不存陳見，實地考察，廣搜史料，求證辨偽，一絲不苟。綜合以上的見解，他對史學的認識，尤其在史學方法論上，與前人相比，邁出了一大步。我以為，後世之所以稱其為「歷史學家中的歷史學家」，是因為古代西方史學反省精神在他那個時代得到發展與深化，這應當從史學史之史的角度加以進一步的研究。

  西方史學最初的反省精神，在羅馬時代得到了延續，這可以在古羅馬的兩位最卓著的歷史學家證之。

  一是李維（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以其畢生之作《建城以來史》（或《自建城以來羅馬史》）享譽後世，他為羅馬這個被他稱作「世界上最優秀民族」撰史，歷盡艱辛，不遺餘力，在他看來，那將是歷史學家的「一種樂趣」，他曾這樣表白過：「即使我的聲譽在這麼大的作家群中隱沒無聞，我也會以這些湮沒我名聲人的卓越和偉大慰藉自己。」換言之，李維以為這個民族寫史而甘願作出最大的犧牲，這與修昔底德憤而著史以「垂諸永遠」，實在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李維撰史旨趣是對前人的一種積極回應，更是一種進步。

  從西方史學史之史的視角，李維的「通史」編撰體例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建城以來史》從其記載史事確可稱得上是一部在時間上綿亘達七八百年之久，跨越古今的羅馬通史，在西方古典史學史上，也許是他為歷史編纂學所作出的獨創性業績。

  二是塔西佗。塔西佗（Tacitus，約公元55—公元120年）與李維一樣，塔西佗史學也是繼承修昔底德史學傳統的，因而修昔底德身上所體現的史學反省精神，在塔西佗那裡也有反映，且在某些方面，比起他的前輩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裡只說一點。比如，塔西佗史學的求真探索精神，則是有所繼承，有所弘揚。他恪守前輩史家「求真乃史家首務」的寫作理念，他曾這樣公開表示過：「我下筆的時候既不會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又說：「在寫到任何人時都不應存個人愛憎之見」，這似乎隱含了修昔底德的「客觀主義」的史學理念。但在塔西佗那裡，卻努力地做到了「秉筆直書」與「懲惡揚善」兩者的有機統一，從中體現了塔西佗史學反省精神的自身特點。

  三、反省精神的弘揚與光芒

  在西方古代，與本節題旨更為緊密的，當是生活在公元2世紀羅馬統治時期出現的希臘學者盧奇安，他所著《論撰史》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我們在前面談及的內容，倘若從史學史之史的觀點來看，諸多希臘羅馬史家對歷史學的反省工作還只是通過他們敘事體的歷史著作，零碎的、片斷的、偶然的，總之還不是自覺的。但到了盧奇安那裡則就不同了。

  盧奇安（Lucianus，一譯琉善，約公元125年—公元192年）的頭銜是古希臘諷刺散文作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他著述甚豐，傳世的有《華堂頌》、《畫像談》、《狄摩西尼禮讚》等80多篇論文及對話，他的文藝和美學理論及唯物主義思想，曾深刻影響近世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眾多思想家，恩格斯曾稱他為「古代的伏爾泰」。

  須知，這位「古代的伏爾泰」在史學理論上，也頗具真知灼見。他那非凡卓越的見解最集中地體現在《論撰史——論現實主義的藝術》這一篇章中。這篇書信體的宏文，不過萬餘字，但卻包含豐富的內容，通篇充盈了「回顧與檢討」，實際上是對到他那個時代的西方史學的概括與總結。

  盧奇安在《論撰史》中，「能破而且能立」，全文他要表述的「意見」有兩個方面：「一為選擇，一為避免。」他首先說及的是「避免」，以具體而生動的例證批評那些「拙劣史家」的通病，以一位卓越的諷刺作家的才幹，極盡譏諷與挖苦之能事，這就是「破」。其次說到「優秀史家」之才能，並對他們提出了種種要求，即要「選擇」什麼，遵循什麼，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立」。歸納他的「破」與「立」，以下一些內容需要特別指出來，並略作評價。

  關於史學之功能，盧奇安這樣寫道：

  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

  作者生活於羅馬統治時期的希臘語地區，在他身上當然兼具希臘文化與羅馬文化之特質，他在史學上的見解也是如此。因此，盧奇安對歷史任務（或目的）的認識，很自然地體現出了希臘史學的求真精神與羅馬史學的實用觀念的合一。

  至於說到史學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從前賢的經驗中明確指出：

  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

  這就對歷史學家撰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觀公正，不偏不倚，視真理為唯一，而不屈服於權勢。這不正是後世「客觀主義史學大師」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所孜孜以求的目標嗎？倘把盧奇安的言論與蘭克的「如實直書」稍加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在這種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呈現的分明是史家對撰史崇高目標的一種共同追求與不懈努力。盧奇安接著繼續說：「一個作家一旦著手著史，他就必須只對真理馨香頂禮，絕不膜拜其他神靈；一切神靈都不在他眼內，他的唯一原則和堅定信念是：絕不考慮今日的聽眾，而只想到未來的讀者。」為了達到這一點，在他看來，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必須遠離「諂媚取寵」，因為「諂媚與歷史水火不相容」。歷史學家可以「歌頌」嗎？盧奇安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指出：「歷史是可以歌頌的，但是歌頌要安於本分，要用得恰當，不要使讀者討厭。」還要「務必著眼於後世的讀者」。

  為了求真，盧奇安對理想的歷史學家提出了很具體的要求，這就是：

  我的理想歷史家必須具備兩種本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現才能。前者是天賦的才能，不可學得；後者是後天的修養，只要熟讀典籍，勤學苦練，便可以學到。

  盧奇安在這裡說的「政治眼光」，說的是歷史學家對歷史、社會及世事變遷的觀察與感悟能力。個人以為，一位優秀的史家，應當在錯綜複雜的大千世界中，以高屋建瓴之勢觀察事物，以振聾發聵之情敏于思考，簡言之，即具有透過現象來考察事物即他所說的「洞察力」。倘如是，歷史學家的「政治眼光」庶幾可矣。

  盧奇安在這裡說的「表現才能」，說的是歷史學家撰史之藝術與才華。關於這一點，他在《論撰史》篇中著墨較多，而且甚為具體，從素材搜集、結構安排乃至遣詞造句等無不一一細說，逐個點明。比如他說到歷史學家文字表現才能時提出如下要求：

  應該相應地力求平易流暢，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奧奇僻的詞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隱語，我們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賞。辭藻應該雅而不濫，毫無雕琢的痕跡，才不使人有濃羹烈酒之感。

  在他的心目中，歷史學家的語言藝術當應「平易流暢」，又「文筆簡潔」，對此，他在《論撰史》篇中有多處精彩的表述，如說：「文筆簡潔在任何時候都是優點，尤其在內容豐富的場合，這個問題不僅是修辭而且是本質的問題。」他又這樣說：平易流暢，首尾含接，不急不緩，始終如一，是「記事文的優點」等。在這裡，他還特別讚揚了修昔底德「惜墨如金」的語言藝術，這就是要「行文簡潔」，換言之，「一切描寫都要有節有度；任何主題都不應過分發揮，話長則令人生厭，途長則把馬騎死；要注意輕重恰當的比例，不要顧此失彼，掛一漏萬，而要操縱自如，指揮若定」。進言之，這裡所說，不只是就行文而言，還蘊有平衡、適度、中庸等哲學含義和美學韻味。

  的確，盧奇安具有深厚的美學與藝術理論素養，因而他對歷史學家撰寫歷史的語言表現才能，大多是從這一視角提出來的，因而深刻無比與發人深思。上述所引被盧奇安稱之為「歷史風格」，這真是一個充滿美學意境的歷史名詞啊，他的風格的「本身之美」、結構的「秩序之美」、史實的「真實之美」以及「華而實之美」等，都蘊含著深刻的美學意義，確實令我們折服。

  倘由盧奇安的《論撰史》說開去，從古代中外史學理論的比較而論，他是可與古代中國文學評論家劉勰相媲美，後者所寫的《文心雕龍》中的《史傳篇》，的確與前者的《論撰史》相類似而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此處不再述論。

  總之，盧奇安的《論撰史》確實可以稱得上是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出色的史論，他所做的歷史學的反省工作，體現出了某種程度的自覺性，確與西方古典時代的歷史學家們不同。其人其作對於我們研究西方史學史之史具有重要意義，他所提出的一些見解，雖經歲月的洗禮，但迄今仍對我們的史學研究工作富有啟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於古代西方史學的反省精神，從初現、發展與弘揚，它既是一份可供後人繼承與不斷發掘的史學遺產，也為近世以來自覺的史學反省工作打下了基礎，這當然也是與歷史發展的延續性相關聯的。與此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古代西方史學的反省精神，是隨著歷史學的發展前行的，而這往往又離不開時代與社會的進步，盧奇安那高遠的史論之所以出現於羅馬帝國的盛世，那就一點也不足怪了。

  本文原載《北方論叢》2010年第2期，原題為《淺說西方史學的反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