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公報》與北平知識群體的媒介網絡

  （一）「星期論文」知識群體與《大公報》的文化權力網絡

  1953年1月7日，年逾花甲的胡適在「台北市報業公會歡迎會」回憶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1886—1941）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刊所採用。」[96]而事實上，最早提出開闢「星期論文」專欄的是當時大公報的主筆張季鸞。他當時的用意是：「一是每天要發一篇社評，多數由他執筆，負擔過重，組織社外人士撰寫星期論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寫一篇社評。二是加強與文化教育界的聯繫，擴大在學術界與青年學生中的影響。」[97]《大公報》研究專家（系大公報人）陳紀瀅也說過：「大公報鑑於全國最高學府擁有專家學者無數，而社會各階層均有飽學之士，這些人構成國家之文化動力。他們對國是與各種專門問題都有卓見，隱藏於腦海之間，有的人喜歡寫文章發表議論，有的人則須催逼而成。尤其在國難蜩螗，全國需要竭盡智慧，以挽救危亡之際，更應以專家的學識，以貢獻於全國。因之，於民國二十二年秋發起刊載『星期論文』，以代替社評。」[98]

  1933年年底，張季鸞與《大公報》另一主筆胡政之聯袂到北平，在東興樓莊宴請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數十人，為即將開闢的「星期論文」約稿。席上特別說明稿件除牴觸法律外，決不干涉內容，不更改字義，以尊重作者。胡適作為當時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自然在《大公報》與北平知識界的這次合作中發揮了主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99]可見，從大公報創辦的1934年直到1953年，《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在他的心目中仍舊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而他對「星期論文」也持認同和維持的態度。不僅作為該欄目精神領袖的胡適如此，而且很多學者和讀者都迅速認可了「星期論文」。據陳紀瀅回憶：「『星期論文』興起後，引起全國注意，尤其知識界到了星期天，無不爭看這個禮拜是誰寫的。其中的確開啟了中國專家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議論的先河，更為讀者廣辟吸收知識的園地。」[100]

  1934年1月1日，大公報在要聞版上以顯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報特別啟事」：「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101]胡適的名字赫然列在首批擔任撰述的「社外名家」之列。緊接著，在1934年的第一個星期日即1934年1月7日，胡適率先發表第一篇「星期論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在該文中，胡適首先概括了當時中國的新聞紙的發展趨勢：「近幾年來，中國報紙的趨勢有兩點最可注意：第一是點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話部分的逐漸增加。這兩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報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報紙的文字容易懂得。」[102]胡適肯定了大公報在採用白話文方面的功績：「在大公報的六版半的讀物之中，白話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從日報的歷史上看來，這樣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們樂觀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報的文字變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話化，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進步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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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星期論文」開闢前的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出滿一萬號，胡適的賀詞《後生可畏》把《大公報》比喻成一個快速成長的「小孩子」（相對於歷史更加悠久的《申報》《新聞報》等），並毫不吝嗇地給予了讚美：「然而這個小孩子居然在這幾年之中，不斷的努力，趕上了那些五六十歲的老朽前輩，跑在他們的前面；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這真是古人說的『後生可畏』了。」[104]胡適也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二十世紀裡，還有哪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的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105]對胡適的批評，張季鸞在當日發表的《一萬號編輯余談》中謙虛地接受，並承諾道：「適之先生嫌我們不用白話文，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學著用白話文。」[106]當時胡適對大公報的批評主要的指向是學衡派的主將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胡適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聽說，《大公報》已把『文學副刊』停辦了。此前是吳宓所主持，辦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學衡』一般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甚至於登載吳宓自己的爛詩，叫人作噁心！」[107]

  在胡適的書信和日記中可以發現，他對社會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大公報非常重視，而且對它有著一定的認同。而這種認同主要與他對以自己為核心的所謂「胡適派學人群」的角色定位有著一定的關聯。這種自我認同在1933年4月8日他堅拒汪精衛請他擔任教育部長的回信中體現得非常明顯：「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絕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108]

  而在胡適所理解的現代社會，做「諍臣、諍友」就意味著以不入閣的超然立場議論政治，而議論政治發表對時局或重大社會、文化等問題的見解，首先就要求有一個能夠自由表達的言論空間。並且這個言論空間應該有一定的社會輻射能力。以言論見長的聲譽鵲起的大公報進入其注意的視野便不難理解了。1934年3月9日12點半，路過天津的胡適專程到大華飯店，赴胡政之、張季鸞之約，會見《大公報》與《國聞周報》的一些年輕朋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著對大公報的評價：「去年我在《國聞》四十四期上見張佛泉先生一文，曾到處揄揚他，且寫信到哈佛托裘開明打聽此人。今日也見著了。他是《大公報》派出去的。《大公報》一班人有魄力，有遠見，可以能造成這樣一個大勢力。」[109]兩個月後，胡適在1934年5月11日的日記中再次肯定大公報的成績：「凡能集中精力專辦一件事，必有好成績，其勢力自然放射出來，不可壓抑。成都的牙科與北平的協和醫校，是其二例。天津之《大公報》亦是一例。」[110]雖然胡適只是大公報的特約撰述人之一，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已經介入了大公報公共輿論的生產中，並且這種時評寫作也已成為建構他的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在1934年年底所撰寫的回憶中，胡適總結道：「今年作時論甚多，因為我編輯《獨立》全年，又在《大公報》作了七八篇論文，故全年中作的時論比往年多的多。全數有三十多篇。」[111]其中被胡適認為比較可讀的或者說有價值的有五篇，其中兩篇是發表在《大公報》「星期論文」上的，分別為《悲觀聲里的樂觀》和《汪蔣通電里提出的自由》。考察從1934年1月《大公報》「星期論文」的創辦到1937年7月抗戰的爆發期間，無論是從寫作「星期論文」的數量還是從參與重大論爭的次數來看，胡適都是「星期論文」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

  《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之所以能夠吸引中國當時諸多一流學者參與，除了前面所論述的《大公報》的辦報宗旨與《獨立評論》的立言精神非常相似，在旨趣上有共同的關懷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保證了「星期論文」作為公眾輿論能夠獲得制度性的保障，那就是張季鸞等《大公報》人與胡適等學術界有著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和默契友誼，這種友誼不能僅僅從工作需要的角度來進行理解，更多的或許可以從這些知識分子的性情相似、旨趣關懷相仿、對國難的屈辱體驗和自覺擔當責任來理解。核心人物的交往自然就會擴散到這個交際網絡的邊緣去，例如，胡適就先後向《大公報》推薦了很多得力的作者，而《大公報》也為很多作者獲得良好的公眾聲譽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胡適也是非常重視這種友情以及《大公報》提供的這個公眾輿論的空間。

  1935年12月3日，張季鸞寫信告訴胡適：「此間市政局奉北平當局電令，即日起停止敝報郵遞，禁止在天津華界發行，故自四日起北平已不能去報。素承關愛，特以奉聞，並肯便中代達諸友好，為感。」[112]胡適的回信很真實地體現了他對《大公報》深厚的感激之情：「這回我從南方歸來，本不存多大樂觀，只作『死馬作活馬醫』的萬一希冀。三周以來，無日不作苦鬥，所賴有先生們不避危險，為我們作聲援，作宣傳。現在《大公報》停郵，平津兩地的報紙上就不能有一隙之地可以給我們說話了。大概我們能努力的日子也就不多了吧？念之慨然。」[113]其時平津逐漸被親日勢力所滲透，報紙也相繼被收買，因此《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成了胡適等人向社會公眾發表言論的「一隙之地」，當然對張季鸞等大公報人心存感懷，由此也可見，胡適是非常重視「星期論文」這個公眾輿論的陣地的，這也是他多年處心積慮經營的主要原因。相對於《大公報》的一言九鼎的公眾影響力，《獨立評論》就顯得像是一個小小的「同人刊物」了。在胡適的日記中，我們也可以經常發現零星的與《大公報》人交往的記錄，如1933年6月11日的日記：「下午吳達詮來談，談了兩點多鐘。他主張『還政國民』最力，也主張把許多建設事業暫時中止。」[114]1934年2月19日的日記：「到大美菜館吃午飯，與張季鸞、王芸生、楊金甫、沈從文談。他們商議改良《國聞周報》。我勸他們參考Manchester Guardian；London Times（曼徹斯特《衛報》，倫敦《泰晤士報》）的周刊。」《大公報》之重視胡適的意見即此可見一斑。

  根據陶希聖的回憶，《大公報》之所以能夠紅極一時，就因為張季鸞等人能夠周旋於袞袞諸公與學界領袖之間而遊刃有餘，既為報紙開創了新聞信息的源泉，又為報紙公眾輿論的形成聯絡了一批最優秀的作者。陶希聖在追憶張季鸞的文章中這樣描述道：「我們了解當時華北和北平的實際的特殊情形，我們才能了解《大公報》所以風光的機運。《大公報》在張季鸞先生的主持之下，不但提供園地供平津學界發表東西，而季鸞先生對於學界的人，周旋交往，親切誠實。教書先生沒有別的，要禮貌，而他的禮貌夠；要誠意，而他的誠意夠。這樣一來，學界的人願意跟他來往，他是以『溫良恭儉讓』與平津學界的人來往。當日平津國立或私立（如南開）大學教授待遇很高，不大在乎稿費，但稿費要禮貌作陪襯，才可得人喜歡。張季鸞先生約請北大和南開的教授寫星期專論，四十塊銀元一篇，而禮貌更加隆重。西安事變發生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給他，正要發表的頭一天，委員長出了險，他把校樣打好寄給我，那是我生平最好的一篇文章，卻又沒有發表，稿費是拿到了。他不但交往學界，而且留心學界的人。他在平津學界和國民政府中間，老實說，跟蔣委員長中間，下了很大的功夫。這一邊是新聞界，一個《大公報》，另一邊是學界，像北大、清華、燕京和南開各公私立大學，他從中聯絡。北方的書生論政，政治當局重視北方的政論，互相呼應，很少隔膜，《大公報》盡了一番力。這是實際的情況。當時日軍正在從關外調動軍隊，擴大侵略，招招進逼，新聞界同學術界連起來在北平那樣被侵略的、被壓迫的、被欺凌的危險地區，苦撐在那裡，這個局面當然被朝野所重視。萬里長城是磚頭做的，是建造於山頂上的，而當時華北的新聞界和學術界站在那裡，是精神的萬里長城，這個情況國民政府當然重視，一般國民當然重視。這就是《大公報》當年所處的形勢，而張季鸞先生正站在形勢的尖端。再說一遍，他對於高階層的政情通達，對於北方學術界的情形他也通達，他和《大公報》站在兩方面的中間，盡力聯繫，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北方別的報紙不如《大公報》的地方。如《益世報》，它也有學術界的副刊，但《益世報》沒有一個代表者能在這之間奔走，而且像張季鸞那樣的風格，那是魯仲連式的風格，他有不黨、不賣等『四不』的主張，換句話說，他沒有企圖，他沒有權位的企圖，而有一種灑脫的氣度，他是一個熱心愛國而且自重的人。這是當時北方的情形，這是為什麼《大公報》起來而不是別的報，是張季鸞先生起來而不是別的人的原因。」[115]

  以胡適為靈魂人物的《獨立評論》群體和以張季鸞為領袖的《大公報》報人群體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下，通過《大公報》「星期論文」這個合作平台，雙方都對對方有所倚重與期許，並且非常主動地拓展合作的空間。在這樣一個歷史脈絡里，北平的偏政治性知識群體的內部凝聚力增強了，同時也藉助《大公報》這一主流媒體向全國民眾及政府輻射其影響力，進而形成了學院與政治權力溝通的渠道。事實上，《獨立評論》社的社員蔣廷黻等學者正是因為在《大公報》的言論充分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從而為《獨立評論》的一些核心成員從政鋪平了「仕途」。

  （二）《大公報·文藝副刊》與文學公共領域

  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來說，除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領域之外，同時並存的還有一個類似哈貝馬斯分析啟蒙時代歐洲社會時歸納出的文學公共領域。與歐洲歷史相似的是，這個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依賴「虛構性」的文學得以建立，圍繞著《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水星》雜誌等報紙雜誌，一個以北平學院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公共空間逐漸產生，並形成了一個社會來源廣泛的「閱讀公眾」，自然，這個公共空間的形式是多元化的，既涵蓋實體意義上的物質性空間，例如，前文已經討論過的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周作人的「苦雨齋」之類的有形空間，也包含了像《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等印刷品建構的想像性的精神空間，這兩個空間並非相互絕緣，而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通過各種方式溝通、交流和互動，例如，通過沈從文代表《大公報》約請作者聚餐等形式，這又讓我們看到啟蒙的另一面向，它不是凌空蹈虛的空中樓閣，而是必須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周期性儀式」來形成一個啟蒙的整體，開闢啟蒙的話語空間，在這樣一個歷時性的人際傳播過程中，同時發生著知識群體空間性的聚散離合。因此，要考察這個時期的知識群體的社會學來源、精神特性，就必須對這個「擬似」的文學公共領域的主體、空間、媒介與閱讀公眾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哈貝馬斯這樣闡述文學公共領域的啟蒙意義：「公共領域在比較廣泛的市民階層中最初出現時是對家庭私人領域的擴展和補充。臥室和沙龍同在一個屋檐底下；如果說，一邊的私人性與另一邊的公共性相互依賴，私人個體的主體性和公共性一開始就密切相關，那麼同樣，它們在『虛構』中也是聯繫在一起的。一方面，滿腔熱情的讀者重溫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私人關係；他們根據實際經驗來充實虛構的私人空間，並且用虛構的私人空間來檢驗實際經驗。另一方面，最初靠文學傳達的私人空間，亦即具有文學表現能力的主體性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擁有廣泛讀者的文學；同時，組成公眾的私人就聽讀內容一同展開討論，把它帶進共同推動向前的啟蒙過程當中。……通過閱讀小說，也培養了公眾；而公眾在早期咖啡館、沙龍、宴會等機制中已經出現了很長時間，報刊雜誌及其職業批評等中介機制使公眾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他們組成了以文學討論為主的公共領域，通過文學討論，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對自身有了清楚的認識。」[116]

  就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而言，文學公共領域的空間形式主要體現為下述幾種：一、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朱光潛的「讀詩會」等私人空間擴展成的公共空間；二、以來今雨軒等公共場所為聚會地點的公共空間，主要是沈從文、蕭乾等代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招宴會、茶會等形式；三、以《文學雜誌》《水星》等文學性期刊凝聚的象徵性公共空間。這三個公共空間的主體則是在人員構成上相當重合的京派文人，這是一個與胡適等直接關注政治社會問題不同的文人群體，他們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團、機構為單位形成一個個亞群體，討論文學，閱讀詩歌，主要的關懷旨趣在於中國的純文學事業的建設，並進一步通過公共媒介、公共空間的紐帶聯繫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體、編輯群體與閱讀群體的靈活互動。

  朱光潛的「讀詩會」是活躍在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藝界與《大公報·文藝副刊》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1933年7月，朱光潛結束了八年的留學生活回國，經武昌高師同學徐中舒介紹，結識了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在讀過朱的《詩論》初稿後，胡決定聘請朱擔任北大西語系教授。同時，朱還在北大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應朱自清的邀請）、北平大學（應沈尹默的邀請）、中央藝術學院（應徐悲鴻的邀請）等高校講授「文藝心理學」和「詩論」。當時，朱光潛居住在北平地安門裡的慈慧殿三號。據其自述：「慈慧殿並沒有殿，它只是後門裡一個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廟得名。廟中供的是什麼菩薩，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終沒有探頭一看，雖然路過廟門時，心裡總是要費一番揣測。慈慧殿三號和這座小廟隔著三四家居戶，初次來訪的朋友們都疑心它是廟，至少，它給他們的是一座古廟的印象，尤其在樹沒有葉的時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號像古廟的時候是很長的。它像廟，一則是因為它荒涼，二則是因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類似點恐怕在它的建築，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牆荒園之中。」[117]

  從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間，朱光潛一直住在這裡，並與同住的梁宗岱共同主持一個「讀詩會」。朱才華橫溢，為人隨和熱情，課堂上對愛好文藝的學生非常有吸引力，又在北平好幾所高校上課，社會關係網絡異常廣泛，同時又是歸國留學生，同學故友遍北平。自從他入住這裡以後，來訪的同學、同事和學生絡繹不絕，造成作為一個私人生活場所的「慈慧殿三號」門庭若市，為創製出一個文學公共空間準備了主客觀條件。朱光潛在談到組織「讀詩會」的動因時說：「我在倫敦時，大英博物館附近有個書店專門賣詩，這個書店的老闆組織一個朗誦會，每逢周四為例會，當時聽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聽，覺得這種朗誦會好，詩要能朗誦才是好詩，有音節，有節奏，所以到北京後也搞起了朗誦會。」[118]

  從「讀詩會」的空間形式和社會起源來看，一方面，「讀詩會」所在的「慈慧殿三號」是一個非常具有中國性格的空間，是一個中國式的廟堂旁邊的荒涼建築，冷清、古怪而離奇，是最容易讓人產生艾略特式詩情和中國印象的空間形式，而且朱首先是將其作為一個私人性的居住空間來體認的；另一方面，「讀詩會」的靈感又是來自空間的主體——朱光潛在英國的留學體驗和日常生活，可以說是「仿製」了倫敦的公共空間的形式，因此，可以說慈慧殿三號的「讀詩會」是中西會通的公共空間。而在這個空間裡活躍的知識群體大部分也具有朱一樣的知識背景，即既有傳統中學的早期薰陶，又有西學的學院訓練，對中、西兩種生活方式都有切身的體驗。在這裡同樣可以看見，朱的私人性生活與公共性活動如何在同一個空間裡既分離又聚合。曾經參加過這個「讀詩會」的沈從文在《談朗誦詩》一文中回憶道：「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詩人和幾個好事者，產生了一個讀詩會。這個集會在北平後門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計北大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諸先生，清華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作過有關於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詩作者和關心者於一處，這個集會可以說是極難得的。」[119]

  參加這個讀詩會的主體是北平各高校的教師和學生，是一些因為對詩歌有著共同愛好的文人群體，是一個完全自發性的聚會，可見，對於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學公共領域的構造來說，學院網絡是一個重要的社會來源。學院提供了參與者、知識資源和文化視野，學院內的公共討論也是「讀詩會」等公共空間討論的前奏和準備，而這樣的公共空間又在打破和拆解學院壁壘所形成的封閉性，使來自不同院系、不同學校、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文人僅僅因為共同的愛好而凝聚在一起，平等地討論，批判性地思考，形成了一個文學公共領域。1935年11月8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詩特刊」創刊，每月發行兩次。「詩特刊」由孫大雨、梁宗岱、羅念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自清、聞一多、俞平伯、朱光潛、廢名、林徽因、馮至、陳夢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等人，作者群體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讀詩會」的成員，學院網絡與媒介網絡形成了良性的互動，促進了學院的創作活力，同時也保證了媒介擁有一個高層次的作者群體。學院的知識權力網絡與媒介的話語權力網絡結合在一起，構造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學公共領域的制度機制。

  《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茶會、聚餐會」則是聯絡北平文藝界與大眾傳媒的制度化的公共空間。《大公報·文藝副刊》是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重鎮」，以之為中心培養了一大批作者和讀者群體，這些「閱讀公眾」既是文藝副刊的積極投稿者，也是其最熱心的讀者，從出身來說，這些作者群體與讀者群體主要聚集在北平的學院，包括學院裡的愛好新文學的教師和學生。《大公報·文藝副刊》提供了橋樑，既溝通了學院與社會，同時也融合了學院與學院之間的文人群體，從而在最大程度上製造了文學公共領域的「想像空間」。在1933年6月之前，《大公報》存在一個由吳宓主編的文學副刊，主要是美國白壁德人文主義的中國傳人的公共園地，為崇尚新文化的人所不喜。

  蕭乾晚年的一段回憶大體上反映了這個新舊之變以及與之相應的人事變化：「我始終認為1933年為京派一個分界線，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鄭振鐸、靳以北來之前），京派是以周作人為盟主。那時，京派的特點是遠離人生、遠離社會、風花雪月，對國家社會不關痛癢。我最慶幸的是我開始進入文學界，恰好在京派這個轉變期。我與周作人等幾乎沒有任何交往……1935年我接手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每個月必從天津來北京，到來今雨軒請一次茶會，由楊振聲、沈從文二位主持。如果把與會者名單開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個京派文人俱樂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潛、梁宗岱、卞之琳、李廣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們二人赴滬了……）。還有馮至，他應是京派的中堅。」[120]蕭乾的回憶自然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例如對周的偏見），不過也基本上反映了以1933年為分水嶺的「斷裂」，一批老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從《大公報·文藝副刊》整體性地退出，而新知識分子包括留學歸國的學者迅速地成長起來，成為這個副刊的核心作者。

  「來今雨軒」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公共空間，其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太太的客廳」「慈慧殿三號」之類的空間。許欽文在一篇追憶魯迅的文章《來今雨軒》粗略地描述過：「當時孫中山先生還在，中央公園未改名稱。走進園門不久，我左轉彎，先到長美軒一望，知道茶攤的藤椅上已經坐滿了人，卻見不到魯迅先生。這公園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園內古柏參天，無論遊玩和約會親友，都很適宜。」[121]相對於前面已經分析過的文學公共空間來說，這是一個更加公共的也就更加開放的空間，在這個小小的社會空間裡，周期性地凝聚著北平的知識群體，也架構起北平與天津《大公報》的橋樑。

  《大公報》編輯沈從文、楊振聲、蕭乾從1933年起大致每月一次地宴請北平的知識分子，請他們為編輯出謀劃策，同時向他們約稿，開展文藝討論和策劃。無疑，沈從文是這個公共空間的靈魂，他的親和力和人格魅力吸引著大量的青年知識分子參與，當然《大公報》的號召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沈從文一直與京派文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933年8月返回北平後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更讓他擁有了與京派文人直接接觸的陣地，也讓他有了貫徹自身文學理想的園地。他在文藝副刊上發表的《文學者的態度》表明了他的文藝觀點，也掀起京派、海派之爭。簡言之，他的觀點就是主張文學應該遠離政治、商業，而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這與京派文人的主流觀念是一致的，這也是媒介與學院合作成功的關鍵原因。

  作家王西彥在回憶沈的文章中細緻地記述了這個空間的聚會場景：「除了去拜訪他，當時還有另一種見面聚談的方式，就是由從文先生發通知邀約我們一些年輕人到公園裡喝茶。我們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即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還有北海公園的漪瀾堂和五龍亭。大概是每隔一兩個月就聚會一次，所約的人也並無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從文先生親自寫簡短的通知信，且無例外地歸他付錢做東。大家先先後後地到了，就那麼隨隨便便地坐了下來，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以沈從文先生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談的時候，你一句，我一句，並不像是從文先生在主持什麼會議，因而既沒有一定的議題，談話的內容雖大致以文學和寫作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時局和人生問題，等等。時間也沒有規定，每次總是兩三個小時的樣子。完全是一種漫談式的聚會，目的似乎只在聯絡聯絡感情、喝喝茶，吃吃點心，看看樹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鮮空氣。」[122]因此，「來今雨軒」等北平的公共場所在20世紀30年代扮演了一個「公共空間」的角色，它是類似《大公報·文藝副刊》等「文學園地」的編輯、作者和讀者溝通、交流的場所，根據上述引文可見，它具有相當的平等性，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間，在此活動的成員可以相當自由地表達觀點，儘管討論的重心是在文藝作品，但這個空間集結的文人卻超越了單一性，成為眾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學生輩的文人建立社會網絡的黃金通道。

  與來今雨軒等地的茶會形成對照的是幾乎定期性舉行的「招餐會」，也是由沈從文代表《大公報·文藝副刊》出面，組織一些居住在北平的學人、文人定期聚餐，討論文藝，議論人生。據周作人的年譜記載，出現這種招餐會的成員也是相當穩定的，人數也一般集中在二三十人左右，地點往往是在豐澤園等地的餐館。筆者仔細搜索周作人的日記與年譜，不避累贅地列舉其中記載較詳細的數次聚會的人員名單，從中可以管窺當時活躍在北平文藝界的精英幾乎都是《大公報·文藝副刊》聚餐會或茶話會的座上嘉賓。1933年9月10日，周「應沈從文之約，赴《大公報》茶話會，談《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事」。1934年1月21日，周「往豐澤園參加《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會，到者：胡適之、聞一多、梁思成、楊今甫（即楊振聲，引者注）、俞平伯、朱自清、葉公超、余上沅、巴金等多人」。1934年3月17日，周「往豐澤園，赴《大公報》之招宴，到者楊今甫、沈從文、巴金、聞一多、余上沅、葉公超、鄭振鐸等」。1934年4月29日，周「往豐澤園，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1934年5月27日，周「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到者沈從文、楊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朱自清等」。1934年6月24日，周「午至會賢堂，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共二席」。1934年9月22日，周「午往豐澤園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到者：楊今甫、俞平伯、朱自清、聞一多、梁實秋、余上沅、鄭振鐸、沈從文等」。1934年10月20日，周「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到者：沈從文、楊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梁實秋、聞一多等」。1934年11月17日，周「至玉華台赴《大公報·文藝副刊》，到者：沈從文、楊今甫、胡適、余上沅、鄭振鐸、朱自清、孫大雨、秦宜甫等」。[123]胡適的日記偶爾也有關於這種類型的聚會記載，如1934年1月21日，「《大公報·文藝副刊》邀午飯，有饒子離、巴金、聞一多、周豈明等。此《副刊》每星期三六出一次，替代了吳宓的《文學副刊》。《副刊》主編為楊今甫與沈從文。從文南歸，故今天不在座。」[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