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傳統、現代交往的雙重面向與京派文人的交遊網絡

  （一）苦雨齋的周作人與「十字街頭的塔」

  在20世紀30年代抗戰前的北平文藝圈，周作人可以說是一個「精神領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圍集中著當時一大批優秀的文人、學者，如俞平伯、廢名、孫伏園等人。這個圈子的交往模式與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異其趣，與這兩種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異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帶有傳統文人的特性，通過聚餐、尺牘、唱和、聽曲、逛舊書店等方式建立一種日常性的聯繫，這種聯繫又顯得非常隨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時間和溝通模式是相對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而任意相往來。如果說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網絡更多的是側重智慧和知識的話，那麼周作人等人的交遊注重的是心靈的契合和趣味的重疊。新文化運動後的周作人發生大的逆轉，到了20世紀30年代開始宣揚「閉戶讀書論」，注意「生活之藝術」，在對古書、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這種閒適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隨者。

  事實上，1925年發表在《語絲》周刊上的《十字街頭的塔》就隱含了周作人的這種「社會轉向」，從一個新文化運動的「流氓鬼」轉變形象成一個文質彬彬的「紳士鬼」。他在這篇短文的結尾這樣袒露其心曲：「別人離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頭，我卻在十字街頭造起塔來住，未免似乎取巧罷？我本不是任何藝術家，沒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頭的了，然而又有點怕累，怕擠，於是只好住在臨街的塔里，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只是在現今中國這種態度最不上算，大眾看見塔，便說這是知識階級（就有罪），紳士商賈見塔在路邊，便說這是黨人（應取締），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妨害，還是如水竹村人所說『聽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罷，反正這些閒話都靠不住也不會久的。老實說，這塔與街本來並非不相干的東西，不問世事而縮入塔里原即是對於街頭的反動，出在街頭說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們的塔，因為他們自有其與大眾乖戾的理想。總之只有預備跟著街頭的群眾去瞎撞胡混，不想依著自己的意見說一兩句話的人，才真是沒有他的塔。」[64]這個時期的周作人還沒有徹底學院化，還沒有建築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願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頭」的喧囂中，他「怕累，怕擠」，他只能在「十字街頭」的繁華中建構一座心靈的「象牙塔」，也即在處世的實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懷，明淨地觀照和賞玩這個世界。

  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與入世、憤激與平和、學院與社會之間游離不定的話，那麼到了1930—1937年，他性格中淡泊、寧靜和疏離的面向越來越突出，談論時事、典故、民俗的隨意舒展中隱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內心世界的開掘，並且將自然、人生與社會的情趣灌注到這種動態的過程之中。周作人將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審美化的進程，由此，短暫的、破碎的、繁雜的「日常世界」便與一個永恆的、遼遠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對接起來，正是在這個對接的過程中，周作人的社會網絡自然地伸展，與諸多詩友、同好的唱和、交遊賦予了日常生活網絡一層「文化的光斑」，這種光斑所營造的氣氛、感覺造就了一個更加穩固的「塔」，安頓了周作人與其朋友們的靈魂。

  1930—1937年周作人的日常世界到底是怎樣展現的？在他的日常性的生活中經常出現的面孔又具有怎樣的社會學特性？他們又是基於怎樣的機緣「相逢」在這人世間？1932年，周作人在一篇題名為《苦雨齋之一周》的文章中平實地記錄了他的日常生活：「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畢，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為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二十八日 陰。上午，啟無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為作序。嗣群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街。十時頃，啟無、平伯、嗣群共雇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二十九日 雨，後晴。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65]

  從周作人的這些記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1930—1937年以之為核心的文人社群的脈絡，這個社群的交往方式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私誼性質的私人生活，在這個私人生活所搭建的交往空間中，生活方式的相似性發揮著凝聚的作用。周榮德在考察中國的士紳社會時指出：「階層統一性是階層群體的先決條件。所謂『階層統一性』，我們的意思是某一階層群體的成員能以此與其他階層群體的成員明顯地劃分開來。劃清界限最通常和有效的辦法，就是看有無共同的生活方式。士紳作為一個階層群體，有著一套形成系統的控制個人活動和互相關係的行為規範。規範系統只能通過群體中個人的媒介發現它在物質世界的表現，如果沒有這個系統，群體則將僅僅是不能起整體作用的烏合之眾。」[66]

  對於周作人等這個文人社群來說，其生活方式存在鮮明的相似性，他們的交往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幾種：第一，家常性的互訪活動，閒聊，品茶，家宴，往往是無目的性的消遣閒暇時光，如1932年4月19日「為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被法學院學生囚禁三周年，邀俞平伯、錢玄同、江紹原、徐祖正、馮文炳等在家集會紀念，沈從文因病未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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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相對比較正式的宴會，一般在一些相對固定的餐館進行，如豐澤園等，這種交往規模相對較大，往往帶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時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組織的聚餐會，帶有約稿性質，如1933年9月10日，周作人應沈從文之約，赴《大公報》茶話會，談《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事。

  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動和社會活動，例如尋訪北平的古舊書店，逛琉璃廠，郊遊等，例如根據其年譜記載：「1936年5月16日，北京大學『風謠學會』成立，最初成員有：顧頡剛、胡適、錢玄同、魏建功、羅常培、常惠、沈從文、方紀生、朱光潛、李素英、徐芳、吳世昌、申壽生、容肇祖、章廷謙、周作人等30餘人，主席為顧頡剛。」[68]

  第四，書信往還和題寫序、跋等，體現了傳統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這在周作人與廢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如其為俞平伯的《燕知草》、廢名的《竹林的故事》等寫序跋。就交往空間而言，周作人這個文人社群的主要聚集空間集中在「苦雨齋」「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學院」「孔德學校」等，另外就是印刷媒介構造的「交往空間」，例如，《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駱駝草》等。

  對於周作人這個文人群體而言，《駱駝草》的出現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駱駝草》創刊，該刊實際上負責編輯和發稿校對者是廢名和馮至，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廢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諾等。該刊在廢名撰寫的《發刊詞》中說：「我們開張這個刊物倒也沒有什麼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來，反正一響都是於有閒之暇，多少做點事兒」，並標榜該刊「不談國事」「不為無益之事」，「文藝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於講閒話，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69]這個發刊詞集中地表現了這個群體的精神旨趣與價值趨向，以「閒適」為核心，玩古董，談文藝，侍弄花鳥蟲魚，把玩琴棋書畫，超然於政治之外，自成一價值自足之系統而罔顧社會輿論和「時代精神」，質言之，就是在意識形態兩極化的社會空間裡為自身的情趣構築一個私人性濃郁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追求精神的獨立、個人的意味和人文的理趣。

  正是這種價值系統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日常世界的頻繁交往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一種審美和觀照的態度里沉溺在當下的可以把握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對於「遵命文學」的泛濫也不失為一種「沉默的反抗」。如論者所指出：「他們或在北大任教，或畢業於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學院中人。周作人是這些人的文學前輩，並且曾經是他們中許多人的老師，如俞平伯、廢名、梁遇春等。《駱駝草》的創刊標誌著1926年以後在周作人身邊形成的一個以周作人為中心的文學集體在3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的第一次公開露面。」[70]

  在以周作人為中心的這個群體中，人際網絡的建構遵循著大致相似的邏輯。而周與這些文人的關係也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新文化運動凝聚的「戰友型」關係，如與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友誼主要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建立起來的，通過《新青年》等雜誌的反傳統、主張個性自由、倡導民主科學價值等形成了一個「歷史傳統」。自然，啟蒙運動只是為他們的友誼深化提供了契機，在這之外還有更多的「社會因素」隱性地發揮著作用，例如，周與錢早年在日本都曾受業於章太炎，民國以後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是同學、同事、同志關係的複合網絡。周作人曾在《錢玄同的復古與反覆古》一文中細緻地描述了他們初識時的情態：「太炎答應於星期上午在《民報》社開一班，先講《說文解字》。聽講的人是魯迅與我，許壽裳和他的同學錢家治……」「兩三個在講習會的人，因為熱心聽太炎講學，所以也趕來聽，這便是錢夏（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萊。當時玄同著實年少氣盛，每當先生講了閒談的時候，就開始他的『話匣子』（這是後來朋友們送他的一個別號，形容他話多而急的狀態），而且指手畫腳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亂爬，所以魯迅和許壽裳便給他起了『爬來爬去』的雅號。」[71]1939年錢逝世一百天的時候，周作人作《玄同紀念》深切懷念他的這個老朋友：「老朋友中間玄同和我見面時候最多，講話也極不拘束而且多遊戲，但他實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勸誡與嘲諷雖然用意不同，一樣的沒有什麼用處。玄同平常不務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諒察為本，務為受者利益計，亦不泛泛徒為高論，我最覺得可感，雖或未能悉用而重違其意，恆自警惕，總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無復有能規誡我者。」[72]

  劉則與周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存在著密切的工作上的接觸，但他們同時又曾經都是《新青年》作者，其最初的友情也是通過「以文會友」的方式建立的：「民國六年春間我來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見到半農的文章，那時他還在南方，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幾篇《靈霞館筆記》，覺得有清新的生氣，這在別人筆下是沒有的」[73]。

  二、學院教育建構的「亦師亦友」型關係網絡，如與俞平伯、廢名、孫伏園等人的關係就是典型的師生兼朋友關係。當然，學院教育只是提供了相識的機會，事實上，他們的私誼非常深厚，周也是將他們作為得力門生刻意栽培，獎掖有加，他們的交往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層面。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經修過其《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並參加北大進步團體新潮社創辦的《新潮》的編輯，而周作人是這個學生刊物的重要編輯和作者。孫伏園也是周作人早年學生，擔任《晨報》副刊編輯時曾大量約請周撰稿，而他離職後擔任編輯的《語絲》周刊得到了周的大力支持，因此可說，周與俞、孫是亦師亦友的關係。查考《俞平伯年譜》可知，俞與周的主要交往方式是書信往來，互訪活動也相當頻繁，經常在家或餐館宴請對方和其他朋友，如1931年1月7日中午，在清華園寓所宴請來訪的周作人和沈啟無，邀請朱自清作陪；其次是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共同參與社團活動，發表演講，主持考試等，學院空間是他們交往的重要場所。如據《俞平伯年譜》記載：「1930年11月7日，應天津女子學院沈啟無邀請，與周作人同車赴天津。11月8日，上午，應邀與周作人在天津女子學院作講演。下午，受南開大學文學院文學研究會邀請，陪周作人往南開大學大禮堂作公開演說。」[74]而沈也是周的得意門生之一，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私誼與公共學術權力結合在一起，形成互動的文化權力網絡。

  周作人與廢名的關係就更為密切。查考《廢名年譜》可知，從1930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廢名的日常生活中出現得最多的記載就是「訪周作人」和「得周作人信」等，幾乎每天都會跟周見面或書信交流，甚至周作人夭折女兒若子的忌辰等都會參加。1930年11月20日，廢名到周作人家，參加若子一周年忌，兩年後的同一天，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載：「上午廢名來，八時半雇汽車同家人往廣通寺致忌（若子三周年紀念忌也）。十時半，由寺出發。十二時半到板井村，即土葬。」[75]相對於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和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話會」的「公共空間性」，周作人與其得意門生的交往形式更多的是體現出「私人領域的交往性質」，而這種私人生活的交往空間與公共交往又不是截然兩分的，往往又通過參加同樣的學會、學院空間、讀詩會、報刊活動等公共生活交纏在一起。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北平這兩個偏文藝學術群體在交往的特徵上的差異，有過歐美留學經驗並認同其生活方式的學者、文人對於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是分離的，他們可以參加公共空間的討論、爭辯和型構，但同時保留個人私人生活的私密性，而對於像周作人及其學生群體來說，「公」與「私」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貫通的共同世界，這更多的是體現了中國式交往空間的特性。

  例如，周在《懷廢名》一文中這樣記述他們的交往過程：「關於認識廢名的年代，當然是在他進了北京大學之後，推算起來應當是民國十一年考進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中間休學一年，至民國十八年才畢業。但是在他來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幾封信，其時當然只是簡單的叫馮文炳，在武昌當小學教師。……廢名當初不知是住公寓還是住宿舍，總之在那失學的時代就失所寄託，有一天寫信來說，近日幾乎沒得吃了。恰好章矛塵夫婦已經避難南下，兩間小屋正空著，便招廢名來住。」[76]1934年7月，周作人訪日期間，日本記者井上紅梅問他「據說您的弟子中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很多」時他回答說：「不，沒有那種事。來學校聽我講課的人很多，但關係密切的只有兩三位。俞平伯現在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他是俞曲園的曾孫，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自成一家，經常寫些評論。作家裡有馮文炳和冰心女士，馮文炳筆名『廢名』，現在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科教授。」[77]

  即此可見，雖然20世紀30年代作為「北方文壇盟主」的周作人交遊廣泛，社會網絡錯綜複雜，門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為其群體中的核心成員的只有俞、廢等人，《駱駝草》群體在時代的巨變中也在發生顯著的分化，而周與學生們的交往中也時常會有一些變故，例如，沈啟無本來也是相當重要的成員，後來因某事觸怒周被其逐出師門。但廢名是周一個忠實的追隨者，與其說這是因為周在生活上處處關照他而導致的感激，不如說是周的精神魅力與淵博學識讓廢名徹底地「皈依」了，這種關係已經超越了一般的師生關係，而成為類似宗教性的精神譜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廢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窺知一二：「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知』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平伯仍躊躇著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與。」[78]廢名與俞平伯的互訪也是相當的頻繁，在廢名的年譜中經常可以看到其訪問俞並與之長談的記載，甚至還要討論打坐等修煉佛學的方法，精神上極為相通，才能如此親密相處。

  除了這些日常性的密切的交往網絡，一些重大的或偶然性的事件也為周作人群體的內部凝聚和對外擴張提供了機會。偶然性事件導致的人群聚合最典型的莫過於朋友的死亡。對於死者來說，死亡是一種無奈的訣別，而對於活著的人來說，死亡製造了一種聚集的「公共空間」，死亡也在某種意義上區分了生者與死者的親疏程度，暗示著以死者為核心的知識社群的「臉譜圖」。對於30年代的自由知識界來說，有幾個學人、文人的偶然離世無形中提供了這樣的空間。這當然是一種虛擬的「公共空間」，但也是在圍繞著「追悼會」「安葬儀式」「慰問家屬」等有形的空間進行的，而且這種「公共空間」為不同的知識社群的交往提供了契機，也有助於加深他們的感情。

  例如，據《周作人年譜》，1931年12月6日，周「參加北平文化界舉行的徐志摩追悼會，參加者有胡適、凌叔華、陳衡哲等250餘人」[79]。周與徐的關係之親密自然不如胡適等人，但從一個大的視野來看，都可以劃歸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群體。周作人在應《新月》雜誌紀念徐志摩專號的約稿文章《志摩紀念》中寫道：「我們對於志摩之死所更覺得可惜的是人的損失。文學的損失是公的，公攤了時個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損失卻是私的，就是分擔也總是人數不會太多而分量也就較重了。照交情來講，我與志摩不算頂深，過從不密切，所以留在記憶上想起來時可以引動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對於志摩的人的悼惜也並不少。」[80]

  作為志摩密友的胡適在遭遇這個「偶然」時的情態及人脈聯絡顯示了另一種「社會網絡」：「昨早志摩從南京乘飛機北來，曾由中國航空公司發一電來梁思成家，囑下午三時僱車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車去接，至四時半人未到，汽車回來了。我聽徽因說了，頗疑飛機途中有變故。……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難了。……下午，思成徽因夫婦來，奚若來，陳雪屏孫大雨來，錢端升來，慰慈來，孟和來，孟真來，皆相對淒婉。奚若慟哭失聲。打電話來問的人更無數。」[81]再者如劉半農1934年外出考察染病身亡，他的學界、文界友朋組織追悼會等，也發揮了類似的作用。如據《周作人年譜》，1934年9月，從日本剛回來的周作人在短短的一周內，相繼拜訪劉半農夫人，商議追悼會事宜，參加北京大學關於劉半農後事的會議，並為劉撰寫輓聯，同俞平伯一道去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參加劉半農追悼會。劉半農意外染病身亡，周作人在為好友英年早逝悲痛之餘，聯絡其學生廢名、俞平伯、沈啟無等積極操辦劉的身後之事。因此，死亡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表意空間，它所導致的人群聚合隱喻的是知識分子之間的親和性與關係之親疏。

  與死亡相對應的就是生者的「狂歡」了，也就是生者慶賀壽誕之類的聚會。這種聚會既可以表現為宴會式的空間形式，也可以表現為祝壽辭式的象徵形式，即通過文字唱和的方式來達成過生日的人與祝壽的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標示出知識社群的精神氣質的差異及與之相應的社會區隔。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牛山體」打油詩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古董，閒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15日，周作人舊曆五十生辰，在「苦雨齋」設家宴招待友人，共五席。又用原韻作一首打油詩。這兩首打油詩反映了這個時期周的心境與志趣。後上海《人間世》編輯兼老友林語堂索詩，隨意抄寫予他，被林刊載於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創刊號，冠以「五秩自壽詩」的標題，並配以周作人巨幅照片。同期還發表了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和豈明先生五秩自壽詩原韻》。後來其朋友錢玄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也加入和詩者行列，連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胡適也寫作打油詩以應和。

  當然，除了同氣相求的和詩外，也不乏批評之詞，以致周的壽誕從「私人生活」嬗蛻成一個公共性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擁護者與攻擊者的兩大陣營。這自然一方面是因為周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報紙雜誌作為公開出版物也是導致這種「突變」的重要原因。印刷空間上的聚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的延伸，而日常生活中關係的親遠和志趣的差別又是導致印刷空間上的「話語衝突」的關鍵原因。質言之，周作人的五十歲生日所導致的「文化效應」是理解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界的重要線索，也提供了了解他們在大的背景下的「亞群體文化」的鑰匙。錢理群通過對這個事件的解讀指出：「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發出來的，是中國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自我內心的一次審視：有無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閒適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嘆息，拼命向前的掙扎等等。」[82]

  （二）林徽因與「太太的客廳」網絡

  在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東城總布胡同是一個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間」，聚集了當時北平一大批對文學、藝術和學術有興趣的文人、學者，其「太太的客廳」也成為現代文學史的經典記憶，在時人與歷史的書寫、記憶中洋溢著詼諧、機智、博學與感性的神性光澤，也灌注著那個時代的最高貴的靈魂碰撞出的靈感與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為中樞，凝聚著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交往網絡。在這個「客廳」中出現的既有如金岳霖、錢端升、張熙若、陳岱孫等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有如沈從文這樣的主持全國性大報《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當然更多的是像蕭乾、卞之琳這樣的在校大學生慕名而來。不管來訪者出身、職業或社會地位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只要他們被這個象徵著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界頂峰的「客廳」所接納，就可以融入一個知識貴族的公共空間。換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不僅僅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建築空間，也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認同和交往空間，更是一個表徵著文化權力和象徵資本的文化空間。這個空間對於傳統中國來說是陌生而神奇的，在19世紀前半葉的民國，也是「曇花一現」式的僅有的光輝璀璨。與其說它是中國式的文人結社的現代延續，不如說是近代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沙龍等公共空間的「東方版本」。

  近代歐洲沙龍的誕生地是充斥著繁文縟節的宮廷，它卻在自身的發展歷史中演繹成反抗和脫離宮廷社交的社會空間。到19世紀中期，「沙龍」一詞最常見的用法是指王室和貴族家庭中寬敞、精心裝飾的客廳。到了18世紀50年代左右，中產階級的家庭也開始適用於這一詞語。沙龍更多的指在英語中被稱為「客廳」的東西。「沙龍」的新用法是指一個設計得更為樸素的房間，它使個人能在一種相對親密的基礎上相互交往。詹姆士·彌爾頓在對啟蒙時代歐洲的公共空間進行研究時特別注重對沙龍的考察，他認為與同時期其他的如咖啡館等公共空間相比較，沙龍一個顯著的特徵就在於它總是圍繞著一位婦女展開的。他認為這些由女性主持的沙龍具有公共空間的本質特徵：「沙龍和啟蒙運動時期公共空間中的其他團體一樣，與18世紀的出版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儘管交談才是沙龍的中心，但沙龍文化卻不僅限於口頭。作家占據首要地位的沙龍，是書面文字產生和傳播的地方。最後，沙龍為不同社會和職業背景的個人，在一個相對比較平等的條件下，共處一室提供了機會。」[83]在初期的沙龍，主體主要是沒落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後來大量的作家、文人和學者加入了這個公共空間。

  在「太太的客廳」這個中國式的沙龍中，林徽因是當仁不讓的絕對主角，她是沙龍的主持者，也是沙龍的靈魂和傾聽者，是這個交往網絡的核心。費正清夫人費慰梅這樣回憶她的「親歷感受」：「每個老朋友都記得，徽因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擅長寫作。她的談話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的精闢警語而傾倒。」

  與當時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異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眾多的來訪者，而主要依賴於她的學識、智慧與洞察力建築了一種明麗而堅實的「精神魅力」。正是這種知性的資質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夠在國難蜩螗的20世紀30年代在偏處一隅的「私人空間」建構出一個相對超然的「獨立領域」，在這裡自然有對國家社稷與黎民百姓的人文關懷，卻更多的是對純粹的文學、藝術、學術的探求與對話。早在1920年，林的父親林長民的司法總長職務被迫辭去，以國際聯盟中國協會的名義赴歐洲遊歷，他行前給時為16歲的中學生林徽因寫信說：「我此次遠遊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覽諸國事務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煩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84]事實上，年幼的林徽因確實在歐洲的遊歷生活中開闊了眼界，鍛鍊了社交能力，習得了一口標準的英語，為十年之後的「太太的客廳」奠定了基礎。

  在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以林徽因的「客廳」為中心形成了兩種結構的交往網絡。第一種網絡主要是依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學府而形成的，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高校大部分都能夠給教授們提供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和充足的閒暇時光，因此以院係為紐帶，一些教授因為業緣（這種業緣往往又與共同的求學、留學經歷等學緣牽扯在一起）而發生經常性的日常接觸。學院生活要求理智的對話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國外留學養成的聚會習慣也成為很多教授的生活習性，這樣工作上的接觸和課堂教學、研究之外的時間成為他們積極開闢的「公共時段」，變成知識貴族和精神貴族交流和對話的黃金時間。

  林徽因的「客廳」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具有公共性的空間，第一，因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門望族，梁思成早年畢業於清華學堂，梁的父親梁啓超更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元老之一，這為他們接觸清華、北大等學府的學者提供了平台和機會；第二，因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們居住在同一個四合院，金岳霖是清華大學邏輯學教授，終身未婚，喜好結交朋友，身邊有一個固定的學者交往圈子，空間上的接近導致雙方的朋友圈子也發生了高度的重疊；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個類似「卡里斯瑪」的詩人、學者，她具有成為一個沙龍女主人的所有條件，她的知識品位、溝通能力和判斷力都是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閒、優雅而充滿藝術情趣的生活方式對於學院知識分子來說富有天然的吸引力。

  林的女兒梁再冰的回憶大致勾勒了這個交往網絡的成員與特性：「這時我家住在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這也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家。這是一個租來的兩進小四合院，兩個院子之間有廊子，正中有一個『垂花門』，院中有高大的馬纓花和散發著幽香的丁香樹。父親和母親都非常喜歡這個房子。他們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許多伯伯和阿姨們來我家聚會，這些伯伯們大都是清華和北大的教授們，曾留學歐美，回國後，分別成為自己學科的帶頭人，各自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做著開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張奚若和錢端升伯伯在政治學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邏輯學方面，陳岱孫伯伯在經濟學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學方面，等等。……在他們的朋友中也有文藝界人士，如作家沈從文伯伯等。這些知識分子研究和創作的領域雖不相同，但研究和創作的嚴肅態度和進取精神相似，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由於各自處於不同的文化領域，涉及的面和層次比較廣、深，思想的融會交流有利於共同的視野開闊，真誠的友誼更帶來了精神力量。我當時不懂大人們談話的內容，但可以感受到他們聚會時的友誼和愉快。」[85]

  與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交往活動並行不悖的還有「後院」金岳霖的「星期六茶會」，這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會時間，這種聚會既是老朋友之間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為來自不同學科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跨學科非正式討論的空間。晚年金岳霖在回憶錄這樣寫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都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86]

  由此可見，在以金岳霖為核心的知識社群形成的過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識背景、職業特性和生活空間外，還有一些獨特的因素在發揮著凝結的作用。一是金的「單身漢」生活為朋友間的盡情交往供給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間」，而知識分子最在意的就是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羈絆的精神自由，「單身漢」的生活使金少了很多俗務，他自己在回憶錄中也說過，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反而為金的交遊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習性在北平的知識社群的「分層」中發揮著隱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為從歐美留學歸國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會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這些細節的滿足，使得這些學者雖然身處仍舊落後的中國卻可以「象徵性」和「周期性」地緬懷和重溫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期六碰頭會」在人員構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更加廣泛，當然一些重要成員是交叉的。金的特點是平易、親和，他的身上瀰漫著知識貴族的氣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許不像林徽因那樣嚴格維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個「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夠「孤獨」在知識與思維的「自由王國」里，但在生活中，他仍舊烙刻著傳統知識分子的印記，需要在一個知識社群的內部交往中尋求歸屬感。如論者所指出的那樣：「理性是個人的，而激情總是要有所附麗。過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馬，獨往獨來。但在小閣樓里遊戲久了，也會感到些許寂寞。或許，中國知識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爾凱戈爾那樣的孤獨氣質，最終還是要尋求一個群落，一個可以依賴的歸宿。」[87]

  在金岳霖的「星期六碰頭會」上出現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這就說明這個社群不是自我封閉和自我循環，而是適度敞開的。例如，張奚若、錢端升、陳岱孫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據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只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來說，我們也是同班。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88]金與錢的交往則呈現另外一種特性：「錢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過他同我是否常見面是要分階段的。他有時是北大的，有時是清華的，有時又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我到南京開《哲學評論》會，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中央大學教書。在西南聯大時，他是屬於北大的，我們又在一塊了。」[89]而金與陳的相識更是偶然中的機緣巧合：「我最早認識他是我們都在清華學務處的時候。梅校長南下，委託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發現我沒有手紙了，只好向他求救。……陳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號同葉企蓀先生同居。他們雖單身，可是有條件辦伙食。張奚若同我都在那裡包飯，這樣我們也有了一個落腳點。這個辦法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能在『七七事變』以前一個時期才解散了。」[90]

  從金岳霖的這些追憶可以看出，當時北平的知識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築在學緣、業緣等基礎上。自然，這種因為同學關係、同事關係甚至「同人關係」形成的鏈條是相當穩固的，在這種表面的理由背後所隱含的是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包括價值上的相互認可，這是當時北平學術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圍當然經常有一些陌生的、異質的因素接近、參與，也試圖從中受到薰染，因此，這個知識社群的成員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的、甚至是流動的，而這恰恰是這個社群充滿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為關鍵的是能夠為當時北平的大學生提供增長見識的空間。

  陳岱孫的描述也說明了這個判斷：「金先生住的是後院。他經常於星期六下午約請朋友來他家茶敘。久而久之，這就成為一種習慣。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備些茶點在家恭候朋友的光臨，而他的朋友也經常於是日登門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時也還有他在心血來潮時特約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當然以學界中人為最多，而學界中人當然又以北大、清華、燕京各校的同人為最多，但也不排除學生們。我記得，在我作為常客的一兩次，我就遇見了一些燕京大學的女學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現在經常來華訪問的華裔作家韓素音女士。學界中也還有外籍的學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會上遇見了三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兒慰梅和女婿費正清陪同來訪的。此外，他的座上客還有當時平津一帶的文人、詩人和文藝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會上遇見幾位當時戲劇界正在綻蕾的青年演員。另一次，我又遇見幾個玩鬥蟋蟀的老頭兒。人物的廣泛性是這茶會的特點。」[91]

  胡適也是金岳霖這個星期六茶會的座上客，他曾經在日記中零星地記載參加這些茶會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與岳霖閒談。吃茶的人漸漸來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 & Mrs.Jameson（瓊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黃、奚若夫婦、端升、熊□□。」[92]「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經勾勒出這個茶會的人員結構，可見即便在這樣一個相對沙龍化的聚會中，其成員並非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同質化的平行結構，而是內部分層的，存在核心與邊緣的區分。

  第二種交往網絡則與前面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與第一種交往網絡的平等性（一般是同齡人而且具有同事關係）不同的是，這種交往往往是發生在兩輩人之間，具有代際交往的特徵，年輕一輩往往是帶著崇仰和虔誠的心態去拜見知識界的前輩，並能得到獎掖與扶持而迅速地進入文學界的核心圈子；其次，正因為是代與代之間的跨輩分交往，所以不是依靠學緣、業緣等進行，而主要是依靠「印刷文化」而演繹「以文會友」的傳統交往模式。這一點與歐洲早期的沙龍極其相似，大量的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的出現形成了一個「閱讀共同體」，因為共同的閱讀對象、閱讀習慣和閱讀趣味而使本來生活無交集的「陌生人」對印刷物上的「作者」及其「讀者」產生了認同與想像，逐漸地，「虛擬的印刷符號」藉由有心者的種種努力和主動轉變成現實中的具體的交往對象。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現代的定期出版的印刷物在生產印刷符號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生產新的「社會網絡」，而這種「社會網絡」反過來又為印刷物提供了穩定的作者和讀者群體。

  1933年深秋的一個下午，燕京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蕭乾在學校報刊欄前瀏覽報紙時，發現其習作《蠶》已經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這本來是他郵寄給《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沈從文請教的習作而已。幾天後，蕭乾收到沈從文的信，告訴他「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要請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來我這裡，咱們一道去。」1984年的蕭乾是這樣追憶半個世紀前的這一動人心魄的時刻的：「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乾乾淨淨，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鐘寺進城了。兩小時後，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迫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93]由此可見，在這種交往網絡中，學生輩往往能夠依靠前輩的提攜迅速進入文藝創作的圈子，其作品也能得到懇切的鑑賞和批評，可以說，這種基於文藝趣味的交往藉助於印刷物的傳播，更能有效地使「太太的客廳」延展到社會。

  如果說第一種交往主要是通過知識、習性而凝聚的話，那麼這種交往則主要是通過共同的文學趣味和審美愛好展開的。蕭乾對林徽因等大家的認同也主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那以後，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作『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維敏捷，並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並且常對文章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於好惡，她從不模稜兩可。同時，在批了什麼一頓之後，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服氣的。於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槓來。」[94]

  卞之琳與林徽因的交往過程也是遵循同樣的「交往邏輯」，也是在以文會友的模式中展開的，這種超越血緣、地緣等自然性聯繫紐帶的交往反而為知識社群的互動提供了一個靈活的方式。時為在校學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憶中這樣描述：「她和我相知，開始於1931年同在《詩刊》第二期用真名發表了幾首詩。她年齡比我只大六歲，因為師輩關係，一直被我尊為敬佩的長者（有點像過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隨早夭的方瑋德稱方令孺為『九姑』，她們確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親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她在全家遷來北平後，和我第一次相見。那好像是在她東城的住家。當時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輕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雖然她作為女主人，熱情、直率、脫俗（有時鋒利），總有叫人不感到隔閡的大方風度。此後我們相互間一直保持了誠摯的友誼。」[95]根據卞的回憶，他與林的交談話題主要緣於經常在相同的刊物上發表作品，除了《詩刊》外，還有楊振聲、沈從文主編、蕭乾執行編輯的《大公報》文藝版、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戴望舒主編的《新詩》以及葉公超主編的月刊《學文》等期刊。因此，對於像卞之琳這樣的文學愛好者來說，通過發表作品獲得主流認可，是進入文學界的重要途徑，這也是第二種交往網絡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