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適派學人群與北平自由知識分子的交往網絡

  （一）《獨立評論》社與議政性公共空間的建構

  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知識分子來說，《獨立評論》是一份具有特殊意義的同人雜誌，之所以稱之為同人雜誌，是因為凝聚在這個雜誌周圍的學者大都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無論在政治關懷、教育背景與社會身份等各個層面，都具有相當的「重疊性」。可以說，《獨立評論》構造了一個政治性的「公共空間」。泰勒在回答什麼是「公共空間」這個問題上，曾作如下的解釋：「牽涉於『公共空間』之人們，假設性地來說，從未有機緣會面過。但是他們在一個透過媒體——在十八世紀，即印刷媒體——而形成的討論空間中被聯繫，彼此宛如可以相見。書籍、宣傳冊子、新聞在受教育的公眾當中流動、傳閱；互通信息的主題、分析、反論……相互交涉、交鋒與批駁。它們廣泛地被閱讀，而且常常在面對面的集會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館、沙龍以及在更具權威性與公共性的地方，如議會當中，人們彼此討論它們。進由這種過程得出來的普遍性的觀點，若有的話，就可以被接受是為在這新的意義下的輿論。」[4]這種輿論形成的公共領域雖然是外在於國家政權的，可又同時構成對國家政權的一種有力監督，並可在適當的時候為輿論的作者進入政府機構創造機會。

  這個時期的自由知識分子更多的已經安於充當議政者而非「干政治的人」（如鼓吹好人政府）。如費俠莉所分析的那樣：「與《努力》的對比暗示出學術界知識分子面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一個根本轉變。到了1932年，丁文江及其夥伴在中國知識分子背離孔儒關於知識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達到一個新階段。他們不再輕易假設在知識與權力之間存在一種親密聯繫，這一聯繫，從理論上講，應該把知識分子作為受過教育的人擺在政治進程的中心。在《獨立評論》中，作為自覺的局外人和對社會抱批評態度的評論家，他們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識分子的手筆。知識分子的異化對他們說來是現代生活所預期的情況，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5]《獨立評論》是以胡適為主要編輯人的政論雜誌，胡適是這家雜誌當仁不讓的「靈魂人物」。可以說，《獨立評論》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胡適與其自由主義同道們的日常聯繫，也同時作為一個紐帶開闢了新的社會網絡。

  《獨立評論》創刊於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後停刊。胡適曾經在紀念丁文江的文章中這樣說明發起《獨立評論》的緣由：「《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6]這種說法也可在獨立評論社成員蔣廷黻的回憶中得到印證：「現在我已不記得是那一位發起的，在清華俱樂部舉行一次晚餐，當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席間曾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我提議辦個周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7]獨立評論社初期社員包括胡適（主編）、丁文江、蔣廷黻（二人助編）、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翁文灝、吳景超，以及負責編務的竹垚生、羅爾綱、章希呂，後又補充了陳之邁、張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詒春等新社員。只是為聚餐談話方便，社員人數始終控制在十二三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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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評論》社員的內部交往模式與準則，蔣廷黻也曾經這樣評價過：「在輿論方面，《獨立評論》成了當時著名的刊物。《獨立評論》不對某項專題作有系統的討論，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請託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討論時事，但不作結論。我們不僅對外界是獨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間也互不干擾。我們討論時都了解彼此不同之點，有時大家的觀點也會自然趨於一致。有時，外邊作者會發現《獨立評論》是真正獨立而尊重別人意見的。《獨立評論》實在是一個公開的園地，每個人都可以用它發表自己的意見。」[9]

  胡適的日記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獨立評論》社員聚、散、離、合的「文化地圖」。「聚」指的是社員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會，意味著《獨立評論》的開端和延續，知識分子的「聚」經常以聚餐會的形式表現。1932年1月28日，胡適草擬了一個辦周報的計劃，送給聚餐會的朋友們看。蔣廷黻也草擬了一個大政方針，分三項：一內政，二外交，三人生觀。胡適在日記中認為蔣的辦刊方針不高明。[10]1934年5月4日，五四運動15周年紀念日的時候，胡適約請了《獨立評論》社員晚上在他家聚餐。丁在君、蔣廷黻、吳景超、任叔永夫婦、竹垚生、周梅蓀、濤鳴、何醉簾（廉）等《獨立評論》經常的聚會成員都參加了。當時剛剛從日本回國的客人湯爾和也參加了這個聚會，並在餐桌上用一種非常樂觀的語氣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見聞，認為中國的外交局勢可能不會變得太壞。[11]1934年6月15日，《獨立評論》社員再度聚餐，蔣廷黻在聚餐會上大談國際形勢，引發與會者濃厚的興致。[12]自然，這種社員式的交往並不局限於固定的模式，有時也會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並發生一定的延伸。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來到胡適家中吃午飯，談到一點多鐘，主要話題是談教學的心得體會，尤其是談起用功的學生，更是眉飛色舞。胡適在當天日記中認為他是一個最好的教授，對學生最熱心，對課程最費工夫。[13]另外，如翁文灝出車禍後，胡適等人就充分地調動其社會資源，為翁提供最好最及時的救助和治療。1934年2月17日，胡適早起看報，得知翁文灝前一天在京杭汽車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車撞傷，頭部受傷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險。他讀了幾乎墮淚，認為此種人才，世間稀有，豈但是一國之寶而已。午間去探訪丁文江，丁在協和醫院病榻上，對著胡適也居然無言，雙淚齊墮，胡適就更感悲傷。[14]

  「散」指的是《獨立評論》社員在時勢變遷中的風雲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獨立評論》社員面對國事澆漓而不忍築象牙塔於浩蕩時代洪流，而終於被匡世濟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紛紛然入閣。這自然與胡適所謂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自覺處於廟堂之外的「江湖」做政府的諍友大相逕庭。對於朋友的這些「選擇」，胡適自然免不了有一點感傷和惋惜。1934年3月2日晚上，《獨立評論》聚餐，參與的人數非常零落，只有蔣廷黻、吳景超、周炳琳、吳憲、任叔永夫婦與胡適，共七人，與此前每次聚會的濟濟一堂構成鮮明的對比。[15]1935年12月12日，吳景超到胡適家告別，他收到翁文灝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灝當時也已答應做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當時《獨立評論》社的另一重要成員蔣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擔任外交次長，就是行政院政務處長。《獨立評論》社員有三人入政府，對於維持這份政論雜誌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16]到了1935年12月15日，《獨立評論》另一成員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適去看他，其時他已就實業部次長之職。《獨立評論》社員共有四人相繼加入政府成為幕僚了[17]。胡適面對這一境況，並不是消極等待，他想方設法挖掘新人，培養信任，試圖組建新的《獨立評論》編輯部。1935年5月17日，《獨立評論》三周年紀念號出版。晚上有聚餐會，陳之邁與張奚若在座。陳之邁當時才二十八歲，在胡適印象中文筆思想都不壞，是今日學政治的人之中的一個天才。胡適特別注意他，想把他拉進《獨立評論》社來，將來讓他和吳景超、蔣廷黻三人在一塊，可以組成一個《獨立評論》編輯部。[18]

  「離」指的是《獨立評論》社員在政治上的分歧。《獨立評論》社員的交往網絡具有相當的穩固性，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知識分子對於政治、社會問題等的看法會全然一致。30年代在胡適、張熙若與蔣廷黻、丁文江等《獨立評論》知識群體中爆發的「民主與獨裁」大論戰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儘管政見不同，但並不影響他們的私誼，而且他們強調的是「求同存異」，並不為了虛假的和諧而掩飾內部的分歧，相反在媒介上的言論空間和生活空間中可以為了對於政治的不同看法爭得面紅耳赤，之後仍舊是朋友。這也是這個知識群體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遺風而性情畢露的表現。1933年6月13日，胡適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見著李仲揆、傅斯年。在此之前傅斯年因為胡適關於保全華北的政論，非常生氣，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說他要脫離《獨立評論》社。但同時他希望主張的不同不至於影響到私交。此次胡適與傅斯年長談之後澄清了他的誤會。他認為凡處於公心的主張，朋友應相容忍，相諒解，並建議認為《獨立評論》立言太過溫和的朋友們多寫一些不溫和的政論，而不能因為對雜誌言論立場不滿就當甩手先生。[19]因此，在胡適看來，《獨立評論》絕對不是宣傳某家某派政治觀點的陣地，而是公共的進行辯論和說理的園地。這種論辯性的公共交往並沒有削弱這個知識群體的友誼，反而強化其交往。

  1934年1月8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85號發表一篇文章論述武力統一中國之不可能，其直接論辯對手就是此前《獨立評論》上主張武力統一的蔣廷黻、吳景超。胡適在日記中認為這兩個朋友的論調的效果將會是「教猱升木」[20]。圍繞這一事件，胡適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也多有涉及。1934年12月20日，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寫道：「在君忽然作駁我的獨裁不可能論，我寫信（二千多字的長信）答他，你見著否？我說：『將來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終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胡適之不肯公然談中醫，也是這個意思。廷黻論專制的文發表時，此間省市兩黨部中人皆大歡喜！我聽了真栗然以憂。『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是你們山東亞聖的味兒了！汪蔣的『感』電，我充分利用來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順水推船』，導人入於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豈料丁大哥出此下策，為一班妄人增加氣焰不少！」[21]1936年1月26日，胡適在給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信中寫道：「今早經農送來一篇記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紀游的詩四首，其一首題為《麻姑橋晚眺》：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此詩似是在君自寓其出處之懷抱，我讀之因想起宋人楊萬里的一首詩：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明（鳴）。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我想吳達詮別號『前溪』，大概是用此詩之意。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22]胡適對友朋雖不無惋惜，但既然事已至此，他就屢屢寫信勸誡這些《獨立評論》的老友要「出山要比在山清」，不能做純粹官僚和順從的「奴才」，而應該繼承古代士大夫遺志，成為政府的「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

  「合」指的是儘管《獨立評論》的成員在政治言論上並不全然一致，而且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也有不盡相同的取捨，但他們對於《獨立評論》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境況中應該承擔的使命卻有著高度一致的認可，對於該雜誌也大都有著濃烈的情感注入。這份情誼可能是維繫這樣一個以《獨立評論》為聯繫紐帶的知識群體在時代風雲流散中不至於徹底分崩離析的關鍵所在。1934年1月28日下午，胡適到清華大學，見著蔣廷黻、吳景超、葉公超。在蔣廷黻家吃茶，錢端升從天津來。期間蔣廷黻說：昨夜翻看《獨立》，覺得我們做的文章至少總可以算是認真想過才做的。只此一點，《獨立》當然是今日國內第一個好雜誌！[23]最明顯地表明這一點的是胡適本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三番地表示其甘願犧牲個人時間為《獨立評論》工作的原因。1934年4月9日，胡適在日記中說，近幾個月來，《獨立評論》完全由他一個人負責，每星期一總是終日為《獨立評論》工作，夜間總是寫文字到次晨三點鐘。他的妻子江冬秀常常因此而責怪胡適，勸他早早停刊。胡適常常這樣開導她，「我們到這個時候，每星期犧牲一天作國家的事，算得什麼？不過盡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過一點而已。」[24]這種《獨立評論》群體之間的「合」不僅表現在這種言語之間的認同，而且表現在當雜誌被政府迫害的時候，胡適敢於擔當責任，為朋友開脫的政治勇氣和道德意識。

  1937年3月7日，胡適為《獨立評論》復刊事，專門致信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歸國後的第三天，在上海讀報，始知《獨立評論》第二二九期因為登載張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開罪於先生，致有停刊的事。當時因身在南方，即發一電給秦紹文市長，聲明《獨立評論》的責任應由適擔負。北歸後曾訪秦市長，托他代向先生約一個進謁的時間，以便當面向先生道歉。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變的消息，人心都為此事所震動，無暇顧及此種小事。茲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個人負責道歉之意。此報已停刊三月有餘，現適在醫院割治腹疾之後，已稍復原，擬俟身體完全恢復，即繼續出版。以後適長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長。倘有言論失當，務請先生隨時指摘，以便隨時正式更正。」[25]經過據理力爭和政治周旋，《獨立評論》在停刊四個多月後終于于1937年4月18日復刊。在復刊後第一期的《獨立評論》上，該雜誌的重要作者張佛泉發表《我們為什麼要說長道短？》，對言論及結社自由等基本問題作了細緻而精闢的分析，並指出以《獨立評論》為象徵的公共輿論對於政府的重要性：「健康的公共批評，乃優良政府（中央、地方、市政，都沒有分別）所必需的條件，它與政府是一事，是不能分的，是須同時存在的。社會上自由獨立職業者的沒有用意的、沒有惡意的、沒有背景的良心話是應該，是必須尊重的。不歧視這樣的意見是為政的最低條件，能採納這樣的意見方證明為有真學問。」[26]張佛泉的這段話很透徹地闡明了支持胡適等知識分子矢志不渝地辦《獨立評論》的根本原因，這就是他們一致認為自由獨立的公共輿論對於政府與社會的重要性，這也是凝聚這個知識群體在《獨立評論》的旗幟下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獨立評論》的社員中，胡適與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翁文灝、陶孟和、吳景超等人的關係網絡自然構成了這個「公共空間」的核心，仔細爬梳這些學人的關係網絡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可以從社會交往史的角度為解釋當時的北平自由知識界提供一個有力的支撐。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一書中這樣記述道：「我認識在君和徐新六是由於陶孟和的介紹。他們都是留學英國的。孟和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又是《新青年》雜誌的社員，新青年社是一個小團體，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學的，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看法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國八年初隨同梁任公先生到歐洲考察戰後狀況和巴黎和會情形的考察團的團員。我認識君和新六好象是在他們從歐洲回來之後……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應該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27]

  胡適與傅斯年的關係則是一種「亦師亦友」的模型，1952年12月20日，胡適在傅斯年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說：「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給他校閱的，在《新青年》雜誌上刊出來。那時候，他就是最能了解當時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人。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28]

  蔣廷黻也是因為離開了天津南開大學，就職清華後迅速地進入北平自由知識分子圈，據其回憶：「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五年中（從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華認真授課。抵清華後一年半，我成為評議會中一員。這段期間，對清華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時那段時間也是內戰與偉大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空檔。……清華教授集中住在三處。我住在北院。北院七號是葉企蓀和陳岱孫，他倆那裡成了非正式的俱樂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裡，其中包括哲學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張奚若和錢端升，物理系的薩本棟和周培元。我和其他許多人常於飯後到七號去聊天。……在那段時間裡，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課一次。因為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我常到城內總社去。透過這些關係，我一直和城內一些朋友們有接觸。」[29]至於他與胡適相識的過程則是這樣的：「我在1923年自美留學歸國不久，第一次遇到適之先生，但和他接近還是1931年東北事變以後的事情。當時，他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書，我在清華大學教書。一些朋友常和他見面討論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機，經過長時間的慎重考慮，決定創辦一個討論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順理成章地被推舉為總編輯，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協同胡先生處理社論的工作。我們每周舉行一次編輯委員的餐會，大約有十人參加。」[30]

  傅斯年與丁文江的相識則是首先通過「以文會友」的方式，傅在紀念丁的文章中說：「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不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才人，何為任於鐵穆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31]

  翁文灝如何與胡適相識，又如何成為胡適所謂「八九個朋友」之一的，暫無確切史料可考。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二人即已有交往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大學、中基會、丁文江都可能是他們相識的媒介。而翁與丁的關係就更密切了，關德懋在《翁文灝其人與事》一文中指出：「筆者認為他一生的成就，得力於兩位師長型人物的領導與愛護。一位是丁文江，在他悼念丁先生的文中，說得很清楚：『我與在君先生相從廿餘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實敬他為師。……』他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第一個從政的學者，是丁文江向先總統推薦而擔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丁死他失去導師。」[32]《獨立評論》的社員吳景超是一個社會學家，30年代「北方情勢，岌岌可危。一時愛國學人，憂時志士，均感到救亡圖存，實為刻不容緩的急務。吳先生遂於是年（1935年底）離開清華教職，隨同翁文灝、蔣廷黻諸人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專門學識，貢獻國家，增強團結力量，從事抗戰」。[33]

  陳儀深在對於《獨立評論》作者群的考察中指出：「在民主思想方面，實以胡適、陳之邁、陶希聖、蕭公權、張佛泉、陳序經、張熙若、丁文江、蔣廷黻、任鴻雋、吳景超等幾位為最重要。……《獨立評論》的作者群，若以職業身份來看，大致的順序是：大學教師＞大學生＞公務員＞研究員＞中小學教師＞助教＞編輯報人；若從地區的分布看，顯然集中在北方：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就有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分散在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34]因此，可以說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以《獨立評論》為紐帶創造了一個「志業共同體」，這個志業共同體既包括「面對面的實質的共同體」（指在現實生活中經常見面的成員），同時也包括「想像的共同體」（指因為對《獨立評論》言論的認同而形成的共同體）。

  這個「志業共同體」的構造者絕大部分來自學院等空間網絡，他們也不是勻質化的扁平共同體，而是一個立體的分層的共同體。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吳景超、翁文灝等自然是這個共同體的核心成員，他們通過編輯委員會、聚餐會、中基會、歐美同學會、大學、書信往來乃至與政府的勾連等方式形成密切的聯絡，而他們的友情的建立往往又是通過共同的留學經歷、師生關係、雜誌社共事、朋友介紹、大學同事、同鄉關係、社團、以文會友等各種方式。在這個關係網絡的建構中，學緣、業緣、地緣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然對於他們來說更關鍵的在於：他們都是一群有著相似的政治理念、生活情趣與文化自覺的自由知識分子，而且更重要的在於：這個核心層不是鐵板一塊的，他們也會因為分歧而產生衝突，如上述胡適與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政治觀念的衝突，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還發生過「民主與獨裁」的大討論，但這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珍貴友誼；同時這個核心群體也是處於一個不斷分化重組的歷史過程之中，就如胡適日記中所記述的那樣，社員們紛紛「入閣」直接干政治去了，如蔣廷黻、翁文灝、吳景超等人，但同時又在不斷補充新的核心成員，如張熙若、陳之邁等人。

  在這個核心層以外的就是經常性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作者群，他們也許一輩子也未嘗與胡適等人見面，有些也只是短暫地與胡適等人相識過，但因為這樣一個「閱讀的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分享著對於時事、文化與政治的理解，並且可以在《獨立評論》上創構出一個「輿論空間」，形成理性而睿智的討論，例如，1934年胡適就與壽生、子固、吳其玉等人就中西文化的優劣展開過一場激烈而不乏價值的論爭。而胡適在《獨立評論》每期後所寫的「編輯後記」更是以務實而懇切的口吻塑造了一個「交流空間」。章清則進一步認為《獨立評論》社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權勢網絡」，他認為聚集於《獨立評論》的知識分子，通過一張錯綜複雜的網絡，建立起他們對學術的關注以及對公眾事務的介入。從教育背景來說，這些教育界、學術界的領銜人物，大多具有留學背景，留學期間通過各種學術活動建立起密切交往的第一層管道，也為歸國後共同創業奠定了基礎。這裡既有學術的，也有政治的。如胡適、任鴻雋與陳衡哲在留美期間因為文學因緣以及籌劃「科學社」，建立起密切關係；而胡適與宋子文，因為同任《留美學生季刊》編輯，也為他們未來在政治上的溝通作了重要鋪墊[35]。

  （二）北大、清華與學院性公共網絡的形成

  在傳統中國，書院是知識分子交往的重要網絡，書院是一個有形的地理空間，為來自不同地域的士子提供了聚集的交往空間，同時，書院更是一個延續傳統、知識譜系與批判性文化的精神空間，在某種意義上，書院成為一批有著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非制度性平台。日本學者小野和子認為：「書院是研究學問，也就是探究『道』的場所，是以此為中介的人和人的結集的場所。但是，如果那學問是實踐性的，且具有政治內容的話，從書院到朋黨之間的距離就絕對不遠了，朋友關係成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黨派的形成，也就是當然的事了。」[36]

  到了近代中國以後，隨著西方式的建制化的大學制度的引進，新式學堂和大學成為知識分子交往的新的空間網絡[37]。現代的學院基本上是根源於一種共同探尋純粹知識的學術目的，這些學院知識分子被安置在一個個學科分工的院系從事專業性的研究，以專業為基礎建立了學院內的知識分子交往網絡。同時，延續了傳統的政治關懷的知識分子往往又會跨越專業的藩籬，建構出具有一定政治品質的同人群體。血親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乃至同鄉關係在學校這種新的交往空間中成為構造不同的知識群體的重要觸媒，而知識群體在形成之後往往會獲取一定的體制內文化資源，這種文化資源又成為吸納學院內外的知識分子加盟其社群的重要因素，從而可能形成以不同的核心人物為「圓心」、以他們的文化輻射力和社會影響力為「半徑」的交往空間，在這些不同的交往空間，活躍著具有不同習性、關懷與特點的知識群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自然是考察這些遵循著不同的圓心、半徑而形成的知識社群的典範。

  從空間形式來說，大學裡面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層次：首先是以學校、院係為紐帶的交往空間，這種交往同時又是跟個人的審美趣味、治學取向、生活習性等交織在一起的，學校、院系僅僅是提供了一個認識的契機。1931年夏到1937年冬，錢穆同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兼課，他的個人交遊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管窺當時學院知識分子網絡的窗口。在這種學院知識分子的交往過程中，往往有一兩個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聯角色。錢穆與湯用彤的認識和友誼開始於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據其回憶：「與余同年來北大者，尚有哲學系湯用彤錫予。本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北大以英庚款補助特聘教授之名義邀來。余是年攜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別院居之，距北大甚遠。一日，錫予來訪。其翌日，錫予老母又來訪。謂，錫予寡交遊，閉門獨處，常嫌其孤寂。昨聞其特來此訪錢先生，倘錢先生肯與交遊，解其孤寂，則實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與錫予遂時相往返。」[38]其後，兩人的友情迅速升溫，湯用彤也就把錢穆當作人生難得之知己。他相繼介紹了許多朋友與錢穆認識。哲學家熊十力從杭州來到北平後，暫時沒有地方居住，又是湯用彤與錢穆商量，從錢的居所讓出一部分給熊居住。湯用彤考慮到錢穆一個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於是又安排他住到自己的寓所的前院一書齋。蒙文通從開封河南大學來北大歷史系任教，與錢穆自然成為同事。蒙文通與湯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學時，都曾經去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聽講佛學，結交為好友。蒙文通之所以能進北大歷史系教書就緣於湯用彤的力薦。

  錢穆認識陳寅恪和吳宓也都是因為湯用彤的介紹。湯用彤與陳寅恪是出國留學前的清華同學，而湯用彤與吳宓又是中央大學的同事。錢穆在北平就經常與湯、陳、吳聚會、聚餐、閒聊。在這個過程中，又不斷地有新朋友加入這個共同體。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據錢穆回憶：「其他凡屬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歡相接，研討商榷，過從較密者，如陳援庵、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覺民、趙萬里、賀昌群等，既屬不勝縷述，亦復不可憶。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39]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學院網絡中同事、同學關係是最重要的銜接紐帶。當時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經常合聘教師，教師在這三個學校流動性也很強，而畢業的優秀學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通過師生關係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學院網絡。

  學院自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物理性空間」，但這種知識分子交往更重要的還是遵循著趣味、志業、關切、習性等抽象的共同點而凝聚在一起的，這種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誼，達至了近乎親情的境界。很多學者都是遠離故土，來到北平教書，他們在理智上都是愛好孤獨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舊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對話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討，從而提升境界，擴大視野，因此，學院的網絡就成為他們最重要的交往平台。如錢穆就對當年的聚談津津樂道：「文通初下火車，即來湯宅，在余室，三人暢談，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談興猶未盡。三人遂又乘曉赴中央公園進晨餐，又別換一處飲茶續談。及正午，乃再換一處進午餐而歸，始各就寢……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住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十力常偕余與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談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40]

  其次以同學、師生等為紐帶的交往網絡在北平知識分子交往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周作人與廢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網絡，再如胡適與留學美國同學的交往網絡，這種網絡往往通過中基會、歐美同學會等形式表達。例如，胡適在日記中曾經多次記載：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學國文學系同學會今天舉行年終聚餐，曾托頡剛邀我參加。今天吳世昌君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周啟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員顧頡剛、郭紹虞、鄭振鐸、馬季明、謝冰心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從文、巴金、靳以、沉櫻、楊金甫諸人。」[41]1934年3月25日，「中午，在清華同學會開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研究委員會。何淬廉主席。到者，劉奴萬、陳翰笙、陳達、陶孟和、梁慶椿。」[42]

  1934年5月12日，「美國大學同學會在頤和園開會，我是會長，不能不去。邀了陳受頤、陳受康兄弟兩對夫婦同去」[43]。1934年6月20日，「下午三點開北大中基會合款顧問委員會，開會後，會員六人（夢麟、叔永、孟和、孟真、洪芬與我）同去看翁詠霓，他已在十六日移回家了。他大有進步，送我們直到大門外。」[44]除了這種相對平等式的交往外，就是建立在師生關係基礎上的學院網絡。在這種網絡中，教師除了給學生傳授知識外，還往往通過其所掌握的學術資源為學生創造機會，甚至包括就業機會。試以胡適與千家駒的交往過程為例來分析這種網絡的特性。

  1932年，千家駒將自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在讀期間，他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賺取稿費以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也被胡適注意到。胡適在去南京途中知道他是北大學生，回到北平後與其得意門生吳晗提及。恰好吳晗與千家駒是建立在同鄉同學關係上的莫逆之交。於是，千家駒順理成章地被吳帶去拜訪胡適。閒聊中胡適詢問其畢業後的工作去向，千家駒坦言沒有著落。胡便把千家駒推薦到其朋友陶孟和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45]1934年，胡適又主動介紹千家駒去北京大學兼任講師。當時北大經濟系主任趙乃搏，認為千家駒在北大畢業不過兩年，懷疑他的能力，而且趙也不認可千的思想「左傾」，就沒有同意。萬般無奈之下千隻好寫信給胡適，對此事大發一頓牢騷。但由於胡適的堅持，趙終於讓步，千家駒在1935年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兼任講師，這個時候離其從北京大學畢業不滿三年，所教的是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均為其老同學。事實上，千家駒去北大教書一事，並非出於他自身的要求，而系胡適主動向北大蔣夢麟校長提出，即使連千家駒本人也是從陶孟和處知悉事情的前因後果的[46]。

  在這樣一個交往網絡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地緣、學緣和業緣在綜合地發生效力，在這個過程中胡適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資源，積極地擴展其個人的社會網絡。當然，這不是沒有原則的，至少就千家駒這個個案而言，被吸引入胡適的龐大網絡的一個前提是被吸納者具有出眾的才華。胡適愛才在民國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對於清華政治系的青年教師陳之邁和《大公報》的張佛泉都是先睹其文，然後引進其交往圈子。

  另外以同鄉、鄰里（居住空間上的接近）等空間因素為紐帶的交往網絡在知識分子交往中也發揮著作用。在傳統社會，以宗法體制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依託於地方性，成為知識分子建立認同感的重要來源。近代以來，鄉村精英逐漸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流轉，原本穩固的鄉村儒學共同體被打碎，在城市的學校、傳媒、商會等現代性都市空間裡，地緣作為一種架構社會網絡的內生性因素並沒有被摧毀，反而以一種隱秘的方式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是人情社會[47]，實際上地緣相對於血緣在學院知識分子建構網絡中發揮了更大作用，同鄉、同學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穩定關係網絡的主要紐帶，人情、面子與鄉誼等各種非物質性因素在維持與拓展知識分子網絡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會通過同鄉會等方式發揮周期性的組織功能。[48]

  對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來說，同鄉關係自然也成為構造人際交往網絡的顯著因素。桑兵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一文中也注意到了這個方面：「東京國學講習會聽講的留學生中，本以川、浙兩省人居多，但後來繼承章氏衣缽者，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長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提倡學術研究，對中國的大學教育和學術發展影響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觀的制約，不免偏重浙人，尤其在中國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國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鄉會、章氏同學會包辦的嫌疑』。20年代，北大中國文學系、史學系主任分別由馬裕藻、朱希祖擔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學長，國學門主任則是沈兼士，國學門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只有胡適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學季刊國學組雖由胡適主任，12位編輯員中卻有8位是浙籍。」[49]

  研治中國政治思想史名家蕭公權曾在清華度過五年時光，他在事過境遷後的回憶中指出，就治學的便利和環境的安適說，清華幾乎接近理想。當時他們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華時住在「老南院」二號教職員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號，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後，「新南院」教職員住宅落成，他們遷往六號。這是一所西式的磚房，裡面有一間寬大的書房，一間會客室，一間餐室，三間臥房，一間浴室。此外還有儲藏室，廚房和廚役臥房各一間。電燈、冷熱自來水、電話等設備，一概齊全。陳岱孫是他的緊鄰。俞平伯、聞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遠。蕭公權先生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種樹栽花，五年「灌園」的工夫，把原來不毛之地變成了一個花木扶疏的小園。這是他課餘消遣的主要活動。清華園離西山不遠。周末或假日他們有時結伴去游臥佛、秀峰、碧雲等寺。頤和園也是他們一干文友同僚遊蹤所到之地[50]。

  因此，居住空間的接近自然有助於學者的交流，使得基於學校、院系等制度性空間的正式交往能夠轉化為一種「日常生活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表現為閒聊、博弈、打橋牌、聽戲、喝茶、出遊、逛舊書店等多樣化的方式，習性與情趣成為學院知識分子在著述之餘交往的因緣。自然，學院知識分子的交往並不都是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的，有時候甚至會表現為一種「粗暴方式」，地緣與學緣也經常牽纏在一起，構造出更密切的交往結構。湯一介曾經這樣描述作為同鄉、對門的熊十力、廢名的故事：「在1949年前中國有兩個怪人，一個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熊十力，一個是莫須有先生的化身廢名（馮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們兩位都住在原沙灘北大校辦松公府的後院，門對門。熊十力寫《新唯識論》批評了佛教，而廢名信仰佛教，兩人常常因此辯論。他們的每次辯論都是聲音越辯越高，前院的人員都可以聽到，有時甚至動手動腳。這日兩人均穿單衣褲，又大辯起來，聲音也是越來越大，可忽然萬籟俱靜，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後院看。一看，原來熊馮二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都發不出聲音了。這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51]

  最後還有一種類型就是以學生社團、學生刊物為紐帶形成的交往網絡。近代中國的大學校園裡，學生社團和學生刊物是形成交往網絡的重要媒介，學生刊物往往依託於特定的學生社團，而學生社團往往又通過學生刊物來傳播其思想觀念、知識興趣與審美趣味，名曰學生社團，其實又與教師群體保持著密切的關聯，從而將教師與學生群體依照一定的交往準則聯結了起來。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新潮社與《新潮》雜誌就是這種校園刊物的典型，羅家倫、傅斯年等都是這本刊物的重要編輯和作者，同時這個刊物的學生群體與《新青年》群體形成相互呼應之局勢，《新潮》雜誌作者通過這種聯結能夠迅速地進入《新青年》雜誌的同人群體，而《新青年》的作者、編輯也經常在《新潮》撰寫文章，並擔任編輯，如周作人就曾經擔任過《新潮》編輯。

  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大學，校園文學非常繁榮，其主要媒介就是《清華周刊》與《清華校刊》等學生刊物，教師也成為這些刊物的重要作者，從而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校園知識群體網絡。據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研究：「1932年2月，校刊報導《清華周刊》文藝職員名單，其中吳祖襄任文藝欄主任，錢鍾書任英文副刊主任，編輯中有郝御風、孫毓棠、王香毓、霍世休、徐雄飛、林庚等文學愛好者。其陣容是很強大的。同年四月《清華周刊》推出。『文藝專號』，在其上撰文者有平伯（俞平伯）、西諦（鄭振鐸）、吳祖襄、郝御風、林庚、李文瀛、吳大琨、申府（張申府）、葉公超、長之（李長植）等。5月18日，清華中國文學會開執行委員會，到會者賴天縵、吳祖襄、馬玉銘、李嘉言，請假者鄭振鐸、趙賡颺、蕭滌非。同年8月，聞一多返校任教，清華文學社開會歡迎這位老社員。……至此，清華中文系教師有朱自清（兼系主任）、俞平伯、陳寅恪（與歷史系合聘）、楊樹達、劉文典、聞一多（以上教授）；黃節（講師，後改為導師）；王力、浦江清、劉盼遂（以上專任講師）；許維遹（教員）；安文倬、余冠英（以上助教）等，由此可想見清華文壇當時所呈現的繁榮景象。」[52]

  知識分子學院網絡的建構模式，不僅呈現出一種緣於相似的志趣、習性、學緣、地緣等而形成的「同氣相求」的狀態，而且也可能因為乖離和悖逆的趣味、價值等因素而顯現出「離心離德」的分化形態，學院網絡分化的同時意味著具有共同利益的網絡的進一步強化。這種群體分化與強化表面的理由是「學術分歧」，其背後的原因其實也涉及學術資源與文化權力的爭奪，進而通過知識分子的聚散離合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的學院政治的風貌。以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一事為例，可以看到這種學院政治展現的知識分子網絡的場域與慣習[53]。

  1930年11月28日，胡適全家自上海遷回北平，在南京過江到浦口車站遇到劉瑞恆，得知蔣夢麟辭任教育部長回北京大學的消息。當時北大已殘破不堪，蔣剛開始不願就職，經胡適與傅斯年、顧臨等熱心籌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給予資助，蔣才北上。北京大學又進入新時代。胡適應聘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主講《中國中古思想史》等課程[54]。事實上，胡適當時除了北大的職務以外，還兼任了北平圖書館的董事委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名譽秘書、中央研究院的名譽研究員、協和醫學院的校董。1933年，北大校長蔣夢麟打算將國文系主任由文學院院長兼，這個計劃導致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林損、許之衡相繼辭職，於是引起一場喧囂一時的大糾紛。林損懷疑此舉出自胡適的意見，因此憤恨到極點。他在憤慨中寫了幾封大失風度的書信。其一致蔣夢麟校長：「夢麟校長左右：自公來長斯校，為日久矣，學生交相責難，喑不敢聲，而校政隱加操切，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損甚傷之。忝從執御，詭遇未能，請從此別，祝汝萬春！林損。」[55]其二致適之先生：「適之足下：猶石勒之於李陽也，鐵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塵，損寧計於區區乎？比觀佛書，頗識因果，佛具九惱，損盡罹之，教授雞肋，棄之何惜！敬避賢路，以質高明。林損。」[56]

  事實上，胡適一直關注著北大的發展，也為之創造了很多機會與資源。他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關於北大人事調整的事情。1931年1月30日，胡適已從上海到北平，蔣夢麟同一天之內為了北大的人事糾紛兩次拜訪胡適。胡適在日記中對蔣作了褒貶，認為其決定採用院長負責制是一大進步，但他對蔣夢麟用溫和態度敷衍王烈、何基鴻、馬裕藻三人甚為不滿。當天晚上胡適就找到傅斯年深談，請他勸蔣夢麟努力振作。同時他又寫信勸丁西林、徐志摩回北大，以鞏固其在北大的「新勢力」[57]。1931年3月12日，胡適製作出《北大與中基會合作計劃》，將對北京大學的規划進一步推進。當天晚上他把計劃書拿給任鴻雋、翁文灝、傅斯年閱讀並請他們提意見與建議，然後又作了修改。[58]1931年9月14日，蔣夢麟與周炳琳皆要胡適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以各種理由推脫了。[59]1934年2月21日，蔣夢麟勸胡適回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仍然不肯。他認為自己若不決心走開，此職終不能得人來做。[60]但到了1934年5月2日，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胡適在這一天到北大文學院復任院長。國文系的學生代表四人來拜訪，胡適告訴他們，如果必要的話，他願意兼做國文系主任，並指出他改革國文系的原則是：「降低課程，提高訓練。」[61]

  而時任北大教師的廢名則在一封長信中規勸胡適不要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說一句衷心之言，先生不應該擔任文學院院長之職，天下人之事讓天下人去做，若大人者自己來做事，則一怒應該天下懼，那怕是一件小事也要關係十年的大計也。再說一句衷心之言，今日各方面都缺乏人才，凡事都等於老爺喚聽差而已。我自知，對於世事不無不恭之嫌，然而從此可以見我的一個最恭之意，即尊重先生個人地位之莊嚴是也。」[62]

  桑兵在考察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時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種學院政治的形式：「1931年胡適在北大文學院開學演說時聲言：『北大前此只有虛名，以後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國里出頭，以後須十分努力。』不過積重難返，歷史系因朱希祖去職，傅斯年代管系務，尚能引進新人，儘管錢穆、蒙文通等並不為主流派所欣賞。而國文系在胡適接替兼職的蔣夢麟出長北大文學院著手改革時，連裁併課程也遭到馬幼漁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適才徵得蔣夢麟的支持，解聘林損等人。傅斯年得知『國文系事根本解決』。至慰。拍手稱快之餘，認為『此等敗類，竟容許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於馬幼漁曲意袒護，指馬為『此輩之最可惡者互』，『罪魁馬幼漁也。數年來國文系之不進步，及為北大進步之障礙者，又馬幼漁也。林妄人耳，其言誠不足深論，馬乃以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後來必為患害。』請求蔣夢麟當機立斷，不留禍根。並稱：『馬惡貫滿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無事。如有事，斯年自任與之惡鬥之工作。』措辭如此激烈，固有胡適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見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蔣合力，在籍系聲勢已衰之際尚只能動林損而不敢碰馬幼漁，則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風可想而知。」[63]

  由此可見，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學院空間裡，充滿著各種各樣的知識群體，而這些知識群體對傳統文化、西學源流、大學模式、政治價值等各種問題都有著分歧很大的觀點，與此同時，因為出身不同的地域、社會階層、教育背景，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習性也有著相當大的鴻溝，更複雜的是在這樣一個學院空間裡還夾雜著非常之多的「社會因素」，比如對中基會的文化權力的爭奪等。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還能有一個「兼收並蓄」的大氣象與大格局，那麼到了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的「新舊之爭」更多的轉化為「地域之爭」，空間生產開始成為吞沒時間性（傳統與現代的分歧）的重要機制，不同的空間產生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的共處方式更多的呈現出某種鬥爭性品質，當然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