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頭的象牙塔：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分子的交往世界[1]

  唐小兵

  歷史學家何炳棣晚年如是深情回憶道：「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間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幾度政治風暴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我最好的年華是在清華這人間『伊甸園』里度過的。」[2]何炳棣對清華大學的「天堂」比喻或許是諸多其時生活、工作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學生群體的一個「縮影」，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確實，在經歷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知識群體南北大遷徙後，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大批知識分子重返中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城市——北平，一度黯然失色的故都隨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重新煥發光芒，以及一系列學術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學術資源的引入，開始了一個學術文藝建設的「黃金時代」。相對於上海文藝界的政治化、黨派化和複雜的內耗，以及隨著小報，甜俗、玩世雜誌的大量湧現而呈現的「上海摩登景觀」[3]，北平的學界、文藝界卻開始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建設時期。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主要活躍著幾個大的知識群體。一個是以胡適等具有濃郁的政治關懷的學院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學者群體，他們聚集在《獨立評論》雜誌的周圍，利用清華、北大所擁有的學院空間，並與天津的《大公報》合作，積極拓展讜言議政和政治參與的空間，試圖以建設性的理性態度重建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社會重心。

  一個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鮮明的文化關懷和文藝趣味的作家為中心的文人群體，這個群體也營建了屬於他們的交往網絡，《駱駝草》雜誌、《大公報·文藝副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態性私人交往網絡，在這個群體的交往中間，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傳統光澤。

  而林徽因、朱光潛、金岳霖等既受到傳統文化濡養，又開放地吸納、融通了西方現代生活方式的文人學者，是活躍在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另外一個知識群體。他們仿照西方知識界聚會的形式，在北平形成了聲名遠播的「太太的客廳」「讀詩會」「星期六茶會」等公共交往空間，作為京派文人的典型群體在文學史的長河激盪起了最美的浪花。自然，這些群體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享受著同樣的文化傳統留存的物理空間和精神養分，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都在同樣的學府里任教或求學，很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見證者和產兒，又大都與當時中國第一大報《大公報》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淵源，因此筆者的這種群體劃分主要是為了分析上的便利和清晰，事實上他們的生活、精神乃至命運往往是交叉的、疊合的，甚至相摩相盪，共同彈奏出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知識分子的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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