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平：京派文化的樂土

  我們注意到話語系統中「京派」和「海派」的區別：當「海派」被一以貫之地指稱從20世紀初直到當代，包括藝術文化、生活方式、城市人格等不同層面的上海城市文化時，「京派」卻似乎專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時期的文學和知識分子文化，作為一個歷史概念而退出了當代北京的語言流通。當上海將「海派」不斷泛化，源源不斷地打出海派電影、海派服裝、海派飲食，乃至海派襪子的旗號時，北京推出的卻是京味小說、京味電影——用「京味」取代了「京派」。

  話語背後的社會學事實是，近百年來，上海大致是一個連續的、一體化的發展過程，「海派」的要素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不同程度地保存下來。作為對比，在20世紀急劇的社會變革中，北京城市的發展卻是動盪而斷裂的。它明顯地分為幾個時期，其社會結構、城市性質、地位、經濟和文化面貌均大不相同：1911年以前，作為封建統治中心的「帝京」時期；1911年至1928年，作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舊京」時期；1928年至1949年，首都南遷後作為文化古都的「北平」時期；1949年以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時期。在習慣上，人們往往將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統稱為舊京，或「老北京」。

  從辛亥革命後至抗戰爆發前的二十多年，是北京由帝國的政治中心向新時代轉換過渡的時期，尤以1928年首都南遷後至抗戰爆發前的20世紀30年代初為典型。今人憶及老北京，多指那段時期——孕育了京派文化，同時也是千年古都京味最醇厚地道的時期。

  舊京和北平社會及其文化，作為歷史劇變中的一個片段，似乎並不像舊上海那樣為人研究和重視——近年來對它的回憶和介紹主要是在民俗的層面上。北平社會和文化固然是一種短暫的過渡狀態，但是，它所昭示的城市社會、文化生態和文化形態，真的沒有超越時空、歷久彌新的價值嗎？

  本書首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幾乎所有論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點。京城是和官場相連的，它的語言成為中國的「官話」，它最重要的產出是京官。這確實是契入京派文化的一個恰當角度。

  作為封建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的城市社會和文化生態是圍繞政治權力、官場生活而結構的。大一統的封建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一統，教育制度（主要是科舉制）與選官制度的合一，使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高度重合。國子監、翰林院、史館等最高層學術機構的建立，修書治史的活動，尤其是科舉制度，使首都具有最強大的聚集、吸收知識分子的功能。「槐花黃，舉子忙」，清代每次進京應試者多達萬人以上。許烺光稱京城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萊塢之對於滿懷明星夢的美國人：「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國的京都還存在著。那裡，數以千計的官迷，年輕的，年老的，聚集在飯館和省、鄉的會館裡等待著長久渴望的與某位要人的會面或信使的到來」，「一旦機會來臨，就意味著名利會在一夜之間變為現實。」[17]進京會試的學生和鑽營官場的外籍人，聚居在城南正陽、宣武、崇文三門商業繁華區的會館。會館的規模「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至民國初年，北京的會館共為402所。

  說北京是圍繞政治權力軸心而組織運轉的、是個官氣瀰漫的大官場並不過分。森嚴的等級制度、禮制規矩，使嚴格的社會分層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大特徵。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從清初起，滿漢分居於內、外城。按清制，居住內城的旗人不准開戲院，不准開旅店，不准從事工農業生產，不准經營商賈，更無遷移之自由。在兵民合一的體制下，旗人只以吃糧當兵為天職。居住外城的漢宮漢民則不得在內城留宿過夜。當時的城市，更像是個軍事基地，一個大營房。社會不同階層生活的隔離和分離，不僅表現在宮城、皇城、內城、外城的城市構造，以朝廷和官員為中心，「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居住格局，也體現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員、士大夫階層與市井社會涇渭分明，生活在各自的空間。例如，平民的天然遊樂場是天橋和什剎海，富貴人家則在家中聽堂會。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清朝是禁止官員和八旗子弟進戲園的。

  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統計，北京內外城70.5萬人口中，不事生產、專食俸祿的八旗人口23.68萬；全市27萬就業人口中，官員、士紳、書吏、差役、兵勇等共4.2萬（其中內外城官員共8120人）。則八旗和士紳官員共約28萬，占總人口的40%。[18]龐大的消費階層和較高的消費水平，刺激促進了北京的商業、飲食業、服務業。圍繞宮廷、王府奢華的生活方式和官員、士大夫的人情酬酢，消遣娛樂，則發展了北京的建築、園林工藝，景泰藍、玉器、雕漆、玻璃、鐫刻、琺瑯、石刻等工藝，直至暖房種植技術、金魚養殖技術，等等，更不必說戲曲、字畫、書肆等文化行業的發達。

  而王官文化也自上而下地擴散滲透。店號多有朝政要人的題匾；最初作為御膳的烤鴨流出了宮廷；向來作為宮廷「御藥房」的同仁堂，大比之年給每一位進京應試的舉人送一帖「平安藥」；內聯升鞋店的經營絕招是備有《履中備載》，詳錄京城王公貴族的穿鞋尺寸、愛好式樣，以供巴結官員送禮之用；名餚有「一品豆腐」「一掌河山」（熊掌）、「狀元餃」等；地名則有兵馬司、刑部街、霞公府、王大人胡同、馬大人胡同，等等。隨著社會發展變化，不同階層之間的隔離封閉雖然破除，但由於社會生活嚴格地分為上下兩層所致的大雅大俗的文化特徵，仍明顯地留傳下來。這就是京城巍峨壯麗的宮闕城樓與黯淡低矮的民居、富麗整肅的帝王氣與自然天成的野趣、宮廷菜官府菜與炸醬麵、硬面餑餑之類大眾飲食的尖銳對比。沒有比在北京更令人明白地辨別出「大王之風」和「庶民之風」，「宮廷風味」和「庶民風味」。仍以地名為例，既有石駙馬大街、百花深處胡同等極莊重、雅致的名稱，又多有臭皮胡同、驢肉胡同、母豬胡同、屎殼郎胡同、小腳胡同、褲子胡同之類極粗鄙的地名——民國後，大多按諧音加以雅順，如驢市大街為禮士大街，母豬胡同為墨竹胡同等。最可笑的卻是將灌腸胡同改為官場胡同。

  對北京極為發達、源遠流長的官文化不妨深入探究。它顯然包含了在京城發酵腐朽的王公貴族、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仕途門徑、官場政治之類為政做官的官場文化；以及更為泛化覆蓋社會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但是，就基本功能、主體成分而言，它首先是一種官方文化，即封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正統，也即封建社會的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如以圖3所示帝京文化的動力結構，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由官場和政治主宰驅動的縱向結構。

  圖3

  官、知、民分別對應了官的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由於封建時代官員和士大夫身份的重合，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價值觀念、人格心態上依附於官場政治，知識分子文化只占有一個狹仄的、不很確定的文化空間，雖然它也發展出了有別於宮廷和民間，以高雅清逸為特點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樣式。主要由傳統文化與地緣的華北文化結合而成的古都文化，只是一個相對比較次要的背景。如果說官和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文化奠定了日後「京派」文化的基本品性和面貌，那麼下層的民間文化所造成的，正是「京味」。在另一個方向上，宮廷和士大夫的文化，也汲取了京味民間文化的營養。

  在清王朝崩潰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北京作為北洋政府的首都又承擔了17年政治中心，這種文化結構雖然鬆動不實，仍大致保持著。直到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京才為之一變。

  北平總是北京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的暫用名。自1928年改名，降為特別市，至1949年，北平時期共21年。上一次是自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都南京，至永樂元年（1403）計劃遷都北京，北平的名稱使用了35年。

  變化是從1911年推翻帝制開始的。共和制的建立、五四運動的洗禮，以及1924年馮玉祥進京逼宮，深刻地改變了北京社會。曾經籠罩北京幾個世紀的猙獰凌厲的帝王氣消退了。昔日的王公貴族不僅威風掃地，甚至生計無著，淪為車夫、保姆者亦大有人在。王府宅第在變賣和荒廢之中。至1928年，偌大的一個官場遷移南下，「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自十七年以後，懷抱著這兩種希望的人，不免要與這座古城告別了」。[19]北平的城市性質、社會面貌遽變，不僅喪失了曾經凝聚、結構北京的強悍威嚴的政治、軍事機能，而且也喪失了歷來由宮廷官場所驅動、刺激的經濟功能。一度百業凋零，堂會戲、大飯莊、會館，等等，都失去了原有的價值，有的則永遠退出了社會生活。

  王氣黯然的故都，寬厚溫柔、和平幽默的民氣卻在上升，彌散著文化古都蕭散悠遠的韻致。

  這並非僅僅是個象徵，而是城市屬性和機能由政治、軍事中心向文化中心的實質性轉化。沒有工業和其他支柱產業的北平，文化教育遂成為最重要的事業，成為城市的命脈。一般認為，「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靠一些大學中學維持繁榮」[20]。1931年，北平的高等學校26所，幾占全國之半。著名的國立大學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平大學等；私立大學有燕京、輔仁、協和、中法等。中等學校，1929年為48所，1938年為88所；初等學校，1935年為246所。北平有兩個國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之一部），有全國最大的圖書館，建築、文物、文獻、資料、書籍之豐，成為學術研究最便利之處，其他的專門文化機關不能悉數。曾有人做過計算：每年中央匯北平的教育文化費400餘萬，加之清華、燕京、協和等特殊財源及其他學校機關，每年約1000萬元。大中小學生以10萬人計，每人以每年消費100元計，兩下相合，則北平市因教育事業而流通的金額，總數在2000萬元以上，「這不能不說是北平的生命線」[21]。依靠教育文化事業而生存的人口成為城市就業人口的重要部分，曾經圍繞官場運轉的民生系統轉而為學校和學生服務了。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會館衰落之後，大學周圍的學生公寓則如雨後春筍。20世紀30年代初，北平的公寓多達300餘家。北大周圍沙灘一帶的公寓，住滿了旁聽生，「那年代北平人是很信任學生的」，老闆既敢賒帳給學生，過時拖久也不催索。一蹶不振的飯館業改弦更轍，圍繞大學大量開辦以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小飯店、小飯鋪，以至街頭飯攤——學生戲稱為「普羅」飯攤。「每到中午下課，滿街人頭攢動，這裡有北大正式生、旁聽生、落第『舉子』，預備報考生，還有從事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和進步學生」。民初即興旺的舊書業生意興隆，眾多的書攤、書肆成為北平人的公共圖書館，形成北平著名的人文特色。東安市場、隆福寺商場均設有書店書業（直到20世紀80年代，東安市場才成為純粹的商場）。一位當事人描述20世紀30年代廠甸的舊書攤：在南迄琉璃廠中間、北迄國立師範大學「里許之長」的路上，書攤之多，「如果挨次仔細瀏覽，不遺一攤，那麼至少要破費兩天的光陰」！

  形成北平文化生態和文化氛圍的，並不僅僅是帝制王道崩解而至的和平、寬弛，以及淳厚的古都民風的回升，它被注入了由五四運動發祥，以科學、民主為號召的新思想和新空氣。北京大學以古舊學府之身而施牛津式的自由教育，所倡導的那種博大精深、民主自由、不拘一格、兼容並蓄的文化新風，也許是五四精神與古都文化相結合的典範。20世紀30年代初的北京大學，「在那裡至今還沒有『拖屍』，沒有交際夜，沒有選手階級，運動明星，沒有東宮西宮，不大捧皇后宮女，沒有許多別的大學所常有的東西。大家自由地讀書，自由地生活。一千上下學生，從四十多歲到十七八歲，來自中國的各部，來自蒙古、新疆、日本或美國，包含有無數不同經驗的人。然而在他們之間沒有歧視，也不故意地來接近。每人呢帽上都佩有一白地黑字，樸素大方的『北大』兩字校徽」。院門口停著「胡院長五百元買來的高頭大汽車」以及新舊不一的包車，走下隱士式的啟明老人（周作人），口含旱菸袋，臉喝得紅紅的科學大家馮祖苟；外貌極像德國人的李四光先生……而令人想起「從前蔡校長時代，開大學評議會時，左面坐著紅帽子的陳獨秀，右面坐著曾穿過黃馬褂的辜鴻銘的故事」[22]。

  北大的開創的風氣，造就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而文化首府的北平可能受惠最深。臺靜農回憶當年輔仁大學的興辦，也有同樣的自由寬鬆，不拘一格：「若按現在大學教員任用條例，不經審查，沒有教學資歷，或者學歷等等，絕不可能登上大學講台的。可是六七十年前舊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異處，那裡有許多人，靠著微薄的薪俸以維持其生活，而將治學研究作為生命的寄託，理亂不聞，自得其樂，一旦被羅致到大學來，皆能有所貢獻。」[23]

  文教事業既成為北平的命脈，知識階層也成為備受尊重的階層。重要的是，他們並不僅僅是「精神貴族」。當時行政官員，一等科員月薪100元；一般公私立中學教員月薪約一百幾十元，高初中都教的教員及國語、英語、算學教員，月薪則在200元以上。清華、北大等國立大學的「部聘教授」，月薪最高500元，一般400元（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月薪400元，後住上海，南京大學每月送乾薪300元）；由學校聘用的教授，月薪300元以上（私立大學因經費不足，情況各異）。因而，北平的教授，多有包車、廚子和幾個保姆，社交酬酢之多，「就是一般大學教書的，也幾乎天天有飯局」，即使在家中，「天天開飯擺圓桌」，名教授就更不在話下。由於「那時北京的著名學者為數不多，各大學爭相聘請，因此一人常兼數校，而且各支全薪，月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他們生活盈餘，多用於買房，不但自用，而且出租」。[24]而當時北平的生活標準和物價水平是：保姆月薪約3～6元；廚師8～12元；拉包車的車夫16～20元；小學教師30～70元，小學校長約100元。1元（現大洋）折合銅元為230大枚，而一斤五花豬肉僅30大枚；黃金每兩105元，老媽子最低工資月薪3元，也合1克黃金價值。「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25]。

  我們不妨瀏覽一下1933年前後北平的大學中文科知識分子的陣容。

  北京大學：胡適，沈兼士，劉半農，羅常培，周作人，鄭天挺，馬敘倫，等等；清華大學：陳寅恪，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吳宓，金岳霖，馮友蘭，邵循正，雷海宗，等等；北京師範大學：錢玄同，黎錦熙，高步瀛，等等；輔仁大學：顧隨，孫人和，余嘉錫，鄧文如，等等；燕京大學：郭紹虞，陸侃如，顧頡剛，等等。……這些學校培養出如吳晗，余冠英，吳組緗，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等一批優秀學生，成為新一代學校和文壇的中堅。

  精深的學術傳統，自由的文化風氣，濃厚的人文氣息，便利的研究條件，優惠的物質生活，均成為北平吸收優秀人文的資源和號召。因而儘管首都南遷，政局動盪，北平的人口並未減少，學術刊物、大學招生還在年年增加。北平或許不再是中國文化的心房，卻是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的中心，在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進程中，確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值。

  北京經五四運動搖身一變，由舊文化的堡壘而成為新文化的中心，文化的主題、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文化的固有功能、屬性卻並無不同——知識分子文化作為精英文化的功能、價值和傳統。從帝京、舊京至北平，城市的文化動力結構的相應變化是：曾經凌駕控制知識分子文化的「官」的階層不復存在，具有獨立意識、主體意識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正是這時才得以凸顯。強烈批判和否定傳統文化的五四知識分子，承當了文化重估和再造的使命。正是在北京，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精英的意識和文化前驅的使命格外自覺強烈，構成與上海文化殊異的京派文化的主體價值。

  大城市成為文化中心的關鍵，是吸引聚合知識分子的機制和能力。在舊時代，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在大城市的重合，是靠官場和科舉制。近代上海，是靠發達的文化市場和文化事業、國際大都市和租界造成的自由環境，以及富庶、繁榮的城市生活。五四以後的北京，靠的則是作為文化古都和學術中心的特殊的人文傳統、人文資源、人文環境，形成獨特的文化生態。

  形成北京有別於上海，成為精英文化大本營的最主要因素，一是高級學術機構。在舊時代，這是翰林院、國子監等，在現代社會，則是高等學校、圖書館、研究院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優秀的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是在社會結構變遷和功能分化過程中，取代傳統的宗教或政治權威，更新發展思想文化，重建價值準則和意識形態的中心機構。以大學為中心，形成並確立知識權威於是成為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以其知識和學問承擔「社會良心」，代表社會良知，集中優秀知識分子的大學則不僅成為社會發展的思想庫，也扮演「世俗化的教會」角色。隨著社會知識化程度的提高，大學還成為產生政治領袖的主要場所。大學的這種精英性質和社會功能，如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哈佛耶魯之於美國、北大清華之於中國，是十分明顯的。同樣作為教育文化中心，上海有別於北京之處在於，它最有影響的綜合性大學多為教會大學，如聖約翰、震旦、滬江、東吳大學法學院等。眾多的教會大學和中學對上海城市文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宗教對于思想學術的控制禁錮，使教會學校雖可能產生少數具有超越性的人才，但在總體上難以擔當為變革中的中國提供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功能。上海最負盛名的復旦大學，在1942年以前一直是私立大學。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私立大學往往不如財源穩定的國立大學、教會大學易於發展。因而，上海始終缺少堪與北大比肩、作為眾望所歸的思想文化制高點的大學。

  二是城市文化氛圍和學術傳統的差異。長期兼具中國最高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於一身的地位，長期成為社會上層文化、主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載體的歷史，使北京作為思想和學術中心，具有深厚的做學問的傳統；同時，置身於政治與學術的張力之間，北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往往在「做學問」和「干政治」兩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為外省所不及。北大和清華都具有深久的追求卓越、嚴謹精慎的學術風氣和做學問的傳統，造就了一批淵博精深的學術大家；另一方面，在現代風雲激盪的社會變革中，又為中國貢獻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學生運動和學生領袖的主要產地。政治活動就其正面的文化價值而言，仍具一種超越世俗的精英屬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當年京派作家的動機和抱負，對他們當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不能不說，沈從文對海派文化商業化傾向的聲討，包含了對源自五四的新文學傳統的捍衛和維護。他仍以宗教精神般的虔誠，奉文學為嚴肅的人生責任、高尚的人生理想，以超越世俗的非功利的態度，追求藝術的完美之境。他不能容忍以玩票白相的態度或以商品生產的態度對待文學，同時也反對以革命和政治取代文學。這種不為外力所左右，唯一忠實於藝術和內心的價值準則，以一種清醒的、堅忍的態度從事新文學建設，正是對五四文化、五四知識分子的精英性質敏銳的把握和提升，也正是為外界所感受的京派知識分子「貴族氣」的精神內核。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上的「貴族氣」並不等同於基於權力、血統、財富的統治階級的特權意識和驕奢富貴的品性，而是指在優勢的文化和教育環境中陶冶養成的一種人格理想、精神氣質和審美趣味。無論在中西文化傳統中，它都對應一種勇敢、自尊、忠誠、仁慈、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高貴品性，以及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情趣。它基本上是與上層文化、精英文化相對應的精神氣質。例如，陳獨秀援引尼采的分類，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稱：「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Morality of slave）。」[26]周作人則對文學中的貴族精神作過注釋：「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若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努力，去追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是退化而非進化的了」。「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誠的人的文學……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為凡人如不想化為超人，便要化為末人了」。[27]他強調的是作為精英文化的高雅藝術和純文學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京派小說恰可以視作這樣的標本：極為平民化、鄉土化的題材和內容，卻透出具有高度文化功力的藝術努力和雅致精到、極富書卷氣的格調品位，即所謂的「貴族氣」。

  作為一種理想人格，高貴、尊嚴的對立面是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媚俗和粗鄙等。其所反映的已不僅是文化中的高下之分、文野之分，而對應了人類精神生活中崇高和卑下的兩極。

  越過文學論爭，我們看到的還有京派作家對現代知識分子人格、角色行為的體識和堅守。在二三十年代民族、政治矛盾和社會動盪之中，對知識分子的功能、角色具有清醒的理性認識，並對五四傳統和五四知識分子的歷史局限性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周作人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洞見的人之一。他逐漸對成為時代特徵的激進、浮躁情緒的新潮不斷的運動感到了反感和警惕，確認身為作家，「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儘管世事紛攘，責任重大，「依了自己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28]。這正是文學家參與和報效社會的方式和途徑。當你堅持「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之時，你便已經報答和造福於社會了。如不因人害言，其所蘊含的真知灼見至今仍有價值。知識分子的類型、功能和社會角色多種多樣，然而「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蔡元培）。中國所缺少的，難道不正是這種能夠保持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致力於基本學理和規範的建立，致力於學術、理論的積累和進步，以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知識水準服務和參與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角色意識和職業精神嗎？

  它的另一層含義，則是將對社會的關注首先轉化為知識分子自我的完善和拯救，建立清晰的理性和健全的自省能力。周作人對發端於五四、以群眾運動方式實行多數人的專制的弊端極為警覺和擔憂，反對用任何集體、社會、政治的名義輕賤人性，抹殺個性，要求思想與文化的寬容，維護自由開放、兼容並蓄的五四精神。他認為用群眾運動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對不合己意的思想動輒施以「社會制裁」，「個人的言動飲食幾乎無一不在群眾監督之下」，這種「蠻性的遺留」與現代性背道而馳，因為最大限度地保障個人自由，正是健康的理性社會的基本標誌。「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卻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為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可憐憫者」[29]。他認為「現代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有科學根據的，但許多運動家還是浪漫的，往往把民眾等字太理想化了，憑了民眾之名發揮他的氣焰，與憑了神的名沒有多大不同」[30]。他後來斷定左翼運動是建立在「狂信」基礎上的「新禮教」，語極偏頗；但他反對「遵命文學」「新八股」「洋八股」「黨八股」，甚至「深感新的啟蒙運動之必要」[31]，在今天看來仍不無價值，在當時更如空谷足音，不可謂不「超前」，不「貴族」。

  京派文化的負面作用也顯而易見。徘徊於政治與學術、讀書與救國之間，固是中國知識分子基本的生存困境；北京的知識分子在學界與官場相互依存和牴觸的關係中，這種衝突更為痛苦尖銳，自有不少文人墮為「官的幫閒」，更多的也許是官場對學界的控制、利誘，官文化對知識分子文化的滲透侵蝕，古都的官氣、暮氣和古樸保守的風氣對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文學風格和文人風氣而言，由超拔脫俗到隱忍避世、由堅守學術到蝸居象牙塔，以及從精緻講究到邪僻晦澀，也只有一步之遙。這比較典型地體現在廢名等人的文字風格和周作人的精神歷程中。就沈從文而言，並非沒有察覺。1934年，他撰文批評廢名的文字「趣味的惡化」，認為「作者方向的轉變，或者與作者在北平的長時間生活不無關係」，與「北平所謂『北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相同的趣味，使文字離「樸素的美」愈遠，而有「畸形的姿態」。他批評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諷刺與詼諧的文字奢侈僻異化，缺少凝目正視嚴肅的選擇，有作者衰老厭世意識」[32]。1935年，沈從文將廢名的後期作品與穆時英的大部分作品相提並論，認為「近於邪僻文字。雖一則屬隱士風，極端吝嗇文字，近於玄虛，一則屬都市趣味，無節制的浪費文字。」在《新文人與新文學》的文章中，呼籲當前中國「最少的也是最首要的，倒是能將文學當成一種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當前社會做人的責任」的新文人，並批評那些做人的權利特別多、做人的義務特別少的文人，「怕責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隱逸淡泊相示，或以放辟邪侈為美。」[33]這可能是針對誰的批評呢？

  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圍繞文化教育事業而結構的北平，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城——文化本位的城市。在那裡，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處於地位優越的社會上層並備受尊崇。不論在當時還是今天看來，京派文人這種獨特的生存狀態和價值選擇，都是一個罕見的歷史奇觀。作為一種短暫的過渡形態，它隨著抗日戰爭爆發而被中斷、破壞。京派教授大舉南遷，梅蘭芳避難上海租界，留京的京派盟主周作人附逆失節，北平社會和京派文化遂成為過眼煙雲。這一事實使人們在比較京派和海派的優劣得失時，很容易做出這種評價：

  這裡有一個提示：京派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基礎脆弱、易於流徙的貴族精英文化，它會隨戰爭和政局的變幻而存亡？而海派則是否是一種整體的生存方式，日軍除了對它實施掠奪和占領之外，很少能增減什麼，因為它與社會結合，是一種穩定的民眾文化？[34]

  以京派中斷的事實判斷代替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價值判斷，也許是用現實發展中的偶然性否定了歷史發展必然性領域（它是偶然性的集合）中的多樣性，限制了我們文化選擇和發展的想像力。

  傳統的中國城市和社會，以政治和權力為其軸心（近世則多為經濟機制所取代），文化功能附麗於其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長期重合在北京建立的文化優勢，使得在政治支柱突然撤除後，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文化支柱得以保存延續下來：文化教育事業成為城市的支柱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樹立起知識權威，並進而發展了一種更為純粹的、高雅的知識分子文化。這在中國的確前所未有，其基礎自然脆弱而不穩定——它只是在歷史的間隙中，因社會政治變動偶然造就的一齣喜劇，而不是新文化建設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修成的正果。但是，這個稍縱即逝的文化奇觀難道真的沒有為我們留下什麼？北平作為一種城市社會的類型，京派作為知識分子文化的獨特價值、生存樣式和生存機制，難道真的不能與新時代相容？它到底是歷史給我們的證明還是啟示；它是註定要消沉的，如夢晚霞還是被烏雲遮斷的一片朝暉？回首歷史，京派似乎被認真認識和理解較少，而以保守、傳統、貴族氣、學院派等為由，簡單化地排斥否定較多。今天，當我們環顧世界，看到眾多的大學城和文化城，當我們聽到關於後工業社會的預言、知識社會、教育社會的構想，當我們在商業文化紅塵萬丈的俗爆氣氛中再次面臨當年沈從文所憂心的嚴肅文學的窘境、精英文化的流失，或許更能感悟當年京派文人在亂世之中的堅貞和那些許努力的價值，體味苦茶的清馨和那份書生意氣的可貴。而老北京人則會對北京城的歷史滄桑，生出一些荒誕的聯想……

  [1] 本文選自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三章第一、第二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 [美]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第1卷，18、19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3] 白魯恂：《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載《二十一世紀》總第9期。

  [4]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3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91、141頁。

  [6] 陳旭麓：《說「海派」》，載《解放日報》，1986-3-5。

  [7]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2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8]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2卷，18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9] 趙家璧：《文壇故舊錄》，12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10]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104頁。

  [11] 胡風：《胡風評論集（中）》，231～2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12] [美]R.威爾遜：《商業社會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載《國外社會科學》，1990（8）。

  [13] 《二十一世紀》，1990年創刊號，46頁。

  [14] 金介甫：《沈從文傳》，194頁，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

  [15] 張愛玲：《張愛玲散文全編》，98頁，寧波，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16] 《韜奮文集》第1卷，15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17] 許烺光：《美國人和中國人》，198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18] 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356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9] 梁國健編：《故都北京社會相》，200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20] 鄧雲鄉文，載《燕都》，1989（6）。

  [21] 銖庵：《北平漫話》，載《宇宙風》，1936（19）。

  [22] 《宇宙風》，1936（20）。

  [23] 陳子善編：《臺靜農散文選》，5頁，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

  [24] 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載《文匯報》，1991-2-24。

  [25] 鄧雲鄉文，載《燕都》，1989（6）。

  [26] 陳獨秀：《獨秀文存》，5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7]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16頁，長沙，嶽麓書社，1987。

  [28]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5～6頁。

  [29] 周作人：《談虎集》，10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0] 周作人：《永日集》，121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1] 周作人：《藥堂雜文》，123～12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2]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99、101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33] 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2卷，167、170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34] 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13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