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公報》與北平知識群體的媒介網絡02

  另外，俞平伯的年譜中也時常提及這些聚會，如1933年10月22日，「午，與周作人同往北海漪瀾堂，參加《大公報·文藝副刊》舉辦的午宴。楊振聲、沈從文、廢名、余上沅、朱光潛、鄭振鐸等出席」[125]。從這些引述的記載中可以看見，集會一般是比較固定在豐澤園，時間一般是一月一次，參加的成員基本上是北平的各大高校中文系、英文系等文科院系的教授，也有一些特別突出的文藝青年（也是在校學生）能夠取得與會資格，如孫大雨等人；同時，經常會有一些臨時訪問居住在北平的文人被邀請參加這種招宴會，例如，20世紀30年代曾經在北平短時停留過的左翼作家巴金、靳以等人，但從大體而言，由《大公報·文藝副刊》出面組織的這種定期性聚會的成員基本上是自由知識分子占絕對優勢，因此，表面上這是《大公報》組織的聚會，其實變成了北平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交流空間。自然，之所以這樣，又與主持者沈從文本人是一個主張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有莫大關係，而他居住的北平在20世紀30年代雲集了中國一批最優秀的自由知識分子。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地域文化、學院空間、傳播媒介與知識群體形成的互動，這種互動既可以看成是《大公報》延攬優秀作者，也可以看成是北平學院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力向媒介的擴張。事實上，只要我們去翻閱20世紀30年代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就會發現，出現這個報紙副刊上的作者主要就是上述參加聚餐會的人員，而出現的陌生面孔往往又都是通過上述文人推薦給《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學生輩。

  蕭乾是《大公報》的一名重要的文藝副刊編輯，他1930年入讀輔仁大學認識了時為該校講授現代文學課的楊振聲，在辦《中國簡報》時經過楊的介紹，去訪問了沈從文、凌叔華等在北平的作家，也因此而結識了沈。據其在紀念楊振聲的文章中的自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還常同他一道參加在北平舉行的文藝盛會、中山公園品茗或到朱光潛先生家去聽誦詩。對於我那時的每篇習作，他都曾給過鼓勵。……《大公報》畢竟是一份民間報紙，我這才經楊振聲、沈從文兩位先生介紹，進了報館。」[126]

  蕭乾進入《大公報》後負責主編副刊《小公園》，劉淑玲在《大公報與現代中國文學》一書中指出：「《小公園》本是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副刊，以市民階層為主要的讀者對象，以輕鬆、趣味和消閒為主要特徵。蕭乾到任後使它的面貌完全改觀，成為一個純文學副刊，作品的文學水準大幅度提高，不到兩個月就變成了《文藝副刊》的一個分支。雖然沒有直接材料表明改造《小公園》是沈從文的意圖，但是蕭乾對《小公園》的改造卻是在沈從文等京派作家的幫助下進行的，具體的實施是蕭乾本人，實施過程卻是京派作家的一次共同行動，改造後的《小公園》根本地改變了《大公報》副刊的文學景觀，使《大公報》成為一個真正的京派文學陣地。通過《小公園》的改造可以看到京派作家如何運用媒體作為陣地培養青年作家，傳播文學觀念，擴大文學影響。」[127]正如前文所引述，蕭乾進入《大公報》後，又進一步強化了京派作家與《大公報》的關係網絡，《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成為北平高校文人學者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來自不同院系、地域與階層的人因為共同的「空間」與「趣味」而建立了穩固的聯繫，使得北平學院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建立了強大的「文化權力網絡」。

  20世紀30年代轟動一時的《大公報》文藝獎金評選事件是京派文人文化權力的集中展示。1936年9月1日，是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復刊《大公報》十周年，亦即「新記」《大公報》誕生十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大公報》館決定舉行紀念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舉辦「科學和文藝獎金」的評選。在這一天，《大公報》以報館「特啟」刊出評選啟事——《本報復刊十周年紀念舉辦科學及文藝獎金啟事》。據蕭乾回憶：「『文藝獎金』的裁判委員會請的主要是平滬兩地與《文藝》關係較密切的幾位先輩作家：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和武漢的凌叔華。由於成員分散，這個裁判委員會並沒開過會，意見是由我來溝通協調的。最初，小說方面提的是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經過反覆醞釀協商，『投票推薦』，到三七年公布的結果是：小說：《谷》（蘆焚），戲劇：《日出》（曹禺），散文：《畫夢錄》（何其芳）。」[128]

  在這個文藝獎金評審委員會的名單上，除了巴金、靳以、葉聖陶之外，其他的評審委員都是京派文人、學者的重要成員，朱光潛是「讀詩會」的主持，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廳」的主人，沈從文、楊振聲是來今雨軒、豐澤園等公共空間的「靈魂」，李健吾是京派最重要的評論家，朱自清一度是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凌叔華也是與京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京派文人的很多作品發表在她主編的《武漢文藝》上。即使巴金等三位左翼作家在20世紀30年代的前中期與京派文人也存在相當的共識，也有親密的人事上的往來。因此，可以說，《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評選權力基本上把持在京派文人手中，是京派文人的文學趣味的集中表達，也是其文化權力網絡的展示。王榮在《〈大公報〉文藝獎金及其他》一文持另一種觀點：「『大公報文藝獎金』設立及評選，無論就立意上還是就秩序上說，都應屬於一項民間性的並面向新文學全體的文化學術活動，既不受當時的政府當局或黨派意識形態的左右，也未對評選作品的內容及形式、發表刊物等有任何具體的限定，而使其與當時某種文學流派有些許思想方面的實際關係。所以似乎不能簡單地斷言，當年大公報館舉辦的這項評獎活動，或者說『大公報文藝獎金』就等於或是所謂的『京派文學獎』。」[129]事實上，無論是評委會成員的來源，還是最後的獲獎者名單，以及《大公報》舉辦這個評選活動依託的資源，都可以發現《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評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全國性的活動，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20世紀30年代京派文人的實力的展示，是他們知識權力在印刷媒介上的延伸。

  1937年5月15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本報文藝獎金髮表》，這篇文章集中而鮮明地闡述了《大公報》的文藝觀，這種文藝觀正是其能夠與京派文人長期合作的觀念基礎，文章指出：「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殆有輕視個人自由忽略思想問題之趨向。此固環境使然，但並非健全之現象也。近年國家所期諸一般青年者，為努力科學與國防訓練，此皆當然必然之需要，無可置論；然同時應勿忘！凡民族的鬥士，必須為具有獨立思想剛健人格之個人。此乃注入式的教育所不能得者，必有以豐其感情，濬其智慧，解其苦悶，增其勇敢，使之對自己能解決人生之歸趨，對人類能發動濟度之宏願，然後中國得集中其全國青年之熱血熱淚，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則文學的修養尚矣。夫回顧中國民族近代之苦痛的過程，當認識文學力量之偉大。」[130]

  這種對「獨立思想剛健人格」的強調與沈從文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時所發表的《文學者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質言之，是把文學藝術當作一種獨立於政治、商業之外的載體，通過它可以培養個性健全、崇尚自由氣息、能夠獨立思考問題的個體，無論在京派文人，或者《大公報》人看來，這種「新人」才是鑄造一個新的社會和國家的根本所在。緊接著，文章進一步闡述了《大公報》對文學藝術界重視的緣由：「社會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於文學，亦每以商品目之。加以政府國務多端，無暇留意及此，一般作家，在生活上及政治上，皆感受恐慌，則望其思想感情之不偏激也難矣。吾儕報人，不事文學，於新文藝尤為門外漢。然能認識文學與國民生活關係之重要，故以為有尊重獎勵文學藝術之必需。本報過去，曾有文學副刊，對於廣義文學有所貢獻，近歲更特設文藝副刊，承各方作家之愛護，得發表不少傑作。去歲為表示服務社會之微忱計，創設文藝及科學兩種獎金，區區金額，僅拋磚引玉，希望得到社會公眾之關心。」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的出版。1936年，為了配合《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評選以及檢閱《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創作成績，《大公報》約請林徽因編選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1936年8月13日起，《大公報》連續在該報為該書的出版做宣傳GG，這則GG也不經意間透露了《大公報》在扶持京派作家方面的功績：「讀者也許奇怪居然有那麼些位南北文壇先輩看重這個日報刊物，連久不執筆的也在這裡露了面；其實，這正是老實的收穫。同時讀者還會帶著不少驚訝，發現若干位正為人注目的『後起之秀』，原來他們初露鋒芒是在這個刊物上，這也不希奇；一個老實刊物原應是一座橋樑，一個新作品的馱負者。」[131]

  出現在這個選集上的作者名字大部分是我們所耳熟能詳的京派文人，如沈從文、楊振聲、林徽因、李健吾、凌叔華、蹇先艾、蕭乾等。劉淑玲在其博士論文《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中指出：「這個選集是京派作家群在小說創作上的重要收穫。它們也以大致相同的文化取向體現出京派文學的一個共同主題：繁華在都會，而人性在鄉村；物質在城市，而精神在鄉村。他們塑造了『交織著原始的野性強力和人情味』，堪稱遠離現代社會的理想國的鄉土世界，因而城市與鄉村的對峙與相銜，在他們的筆下構築出了說不盡的現代中國的文化景觀。」[132]而對於這些小說的技巧，林徽因在《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中給予了相當的肯定：「無疑的，在結構上，在描寫上，在敘事與對話的分配上，多數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運用。生澀幼稚和冗長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藝早期中毫無愧色地散見於各種印刷物中，現在已完全斂跡。通篇的連貫，文字的經濟，著重點的安排，顏色圖畫的鮮明，已成為極尋常的標準。」[133]因此，林徽因對於京派小說的認肯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賦予她所涉身其中的京派文人以一種「文學史」地位，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京派、媒介與學院三者良好的互動關係，在這種互動關係中，複雜的人事網絡得以建構和分層，而建構和分層的原則既與文化價值與審美趣味密切相關，同時也離不開文化權力與媒介資源的密切配合，所以，《大公報》文藝獎金評選與《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的出版充分彰顯了當時京派文人的文化權力。

  對於科舉制度停廢和專制政體崩潰後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成為一種角色曖昧的社會力量，從與普遍王權緊密結合的政治角度而言，知識分子與政治建制確實在日益疏離，武人取代文人成為左右政權的決定性力量。在春秋時代，代表社會中堅力量的君子是文武兼備的；到了戰國以後，開始出現遊俠之士（流於粗暴無狀）和遊說之士（流於文弱無恥）的分化；自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文人式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性力量。[134]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在傳統社會一直遭到壓抑的「遊俠」習性和力量得以重新展現，並構成對文人集團的彈壓，從這個角度，我們只能說遊說之士邊緣化了。但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見，在1895年到1905年這個張灝所謂的轉型時代，一種以學校、社團、媒介等傳統中國所無的社會空間為標誌的新力量在崛起，它們為從廟堂分散到江湖的近代知識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凝聚了這個文人式知識分子的能量。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是一個光輝璀璨的爆發。但如果從知識分子重建社會重心[135]、積聚學術力量、構造相對自由獨立的政論力量，與媒介、大學形成制度性的緊密關聯這個角度來觀察，20世紀30年代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北平時期無疑是一個比五四更加典型的時間和空間階段，它以現代知識分子的方式展現了類似於傳統士大夫的面相，並逐漸在形成可能對政治構成重要導向作用的學統力量。相對於同時期上海知識界的山頭林立和黨派化論爭，我們從上述胡適派學人、周作人文人群體、林徽因、朱光潛等知識分子群體的特性、關懷、交往與努力尤其可以窺察到：一種瀰漫於北平知識分子中間的浩然之氣在緩慢然而有力地生長著，無論是學院文人，還是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學者，都充分地展現了其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優雅、率真、憂患、深刻或才華橫溢等多種面相，甚至可以說是1905年科舉制度崩潰後最兼具現代意識和傳統情懷的知識分子，假以時日，不可謂其不能成為引導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趨向民主、法治、自由的核心力量，然而造化弄人，天命難測，歷史終究是「萬山不許一溪奔」，建築在搖搖欲墜的十字街頭的象牙塔里的精英，畢竟要面對內憂外患的沉痛現實，而「七七事變」的烽火狼煙更是滾滾而至，最終這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幾乎煙消雲散，蕩然無存了。這個時期的北平知識分子能夠在國內政治分裂的縫隙苦心經營故都里的「世外桃源」，卻未能逃脫外來的侵略力量的侵蝕，大部分知識分子終究只能倉皇出逃，疲於奔命，精緻而優雅的象牙塔終究功虧一簣，瓦解於日寇鐵蹄之前。

  [1] 本文選自許紀霖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第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91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3] 此一時期作為比較的海派文化的分析，可參閱[美]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 轉引自蔡英文：《公共領域與民主共識的可能性》，見《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論叢第6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5] [美]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173頁，丁子霖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14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7]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114頁，長沙，嶽麓書社，2003。

  [8] 關於《獨立評論》群體的具體情況，可參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載《歷史研究》，2002（4）。

  [9]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145～146頁。

  [1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175頁，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79頁。

  [12]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98頁。

  [13]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6頁。

  [14]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26～327頁。

  [15]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38頁。

  [16]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545頁。

  [1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546頁。

  [18]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475頁。

  [19]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16，218頁。

  [2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79頁。

  [21]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63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2]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683～684頁。

  [23]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07頁。

  [24]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第361頁。

  [25]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717～718頁。

  [26] 張佛泉：《我們為什麼要說長道短？》，載《獨立評論》第二三〇號。

  [27]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60～61頁。

  [28] 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見王富仁、石興澤編：《諤諤之士：傅斯年筆下的名人與名人筆下的傅斯年》，5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29]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126、144頁。

  [30] 蔣廷黻：《我看胡適之先生》，載台北《文星》雜誌，1962，9（6）。

  [31] 傅斯年：《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載《獨立評論》第188號，1936。

  [32] 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載台北《傳記文學》，1980，36（4）。

  [33] 李樹青：《紀念傑出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先生》，載台北《傳記文學》，1980，46（1）。

  [34]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15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35] 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載《歷史研究》，2002（4）。

  [36] [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16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7] 關於清末學堂的情況，請參閱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38]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69～17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39]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73～174頁。

  [40]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70、173頁。

  [4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66頁。

  [42]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50～351頁。

  [43]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82頁。

  [44]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99頁。

  [45] 千家駒：《論胡適》，轉引自歐陽哲生編：《追憶胡適》，8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6] 歐陽哲生編：《追憶胡適》，82頁。

  [47] 人類學家閻雲翔通過對黑龍江下岬村的田野考察洞察了中國式人情的內涵：「人情是一個倫理體系，當一個人與他關係網中的人相處時，它指導和規範他的行為。從規範的層面上來說，人情依賴於報、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從實踐上來說，人情代表著社會接受的、正確的人際行為，對人情的觸犯被視為嚴重的錯誤行為。」詳見《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第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從對北平的知識分子交往的考察中，一樣可以發現依託於地緣、血緣、業緣所建立的人情社會。

  [48] 魏定熙在《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49] 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載《歷史研究》，1999（3）。

  [50] 蕭公權：《清華五年——問學諫往錄之九》，載台北《傳記文學》，1970，17（4）。

  [51] 湯一介：《「真人」廢名》，載《萬象》，2002（9）。

  [52] 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410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53] 「場域」（field）與「慣習」（habitus）是布迪厄在研究社會實踐中所創生的兩個關鍵概念。簡單地說，「一個場域由附著於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係構成，而慣習則是由『積澱』（deposited）於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schemata）。」布迪厄認為，「每個場域都規定了各自特有的價值觀，擁有各自特有的調控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s）。這些原則界定了一個社會構建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裡，行動者根據他們在空間裡所占據的位置進行爭奪，以求改變或力圖維持其空間的疆界或形式。」布迪厄將「慣習」看作「一個生成性方案的系統」（a system of general generative schemes）或者結構性機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它是「持久存在而又可變更的性情傾向的一套系統，它通過將過去的各種經驗結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時每刻都作為知覺、評判和行動的母體發揮其作用」。慣習作為一種無意識的計劃運作，在社會結構與特定場域的互動所界定的可能性空間中發揮作用。慣習的概念以實踐為本體，將個體行為理解為受到社會條件的結構性制約、卻又不是結構邏輯的直接結果。由此，慣習是一個實踐性概念，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是結構與行動、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動態互動。這在本體論與方法論上超越了「結構決定論」與「主觀意志論」的二元對立。此處參考了劉擎：《當代中國的知識場域與公共論爭的形態特徵》，見氏著：《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4] 吳相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轉引自《胡適傳記三種》，224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5] 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轉引自《胡適傳記三種》，24頁。

  [56] 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轉引自《胡適傳記三種》，24頁。

  [5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51頁。

  [58]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91頁。

  [59]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152頁。

  [6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32頁。

  [6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77頁。

  [62] 廢名致胡適信，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4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63] 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載《歷史研究》，1999（3）。

  [64] 周作人（開明）：《十字街頭的塔》，載《語絲》，1925（15）。

  [65] 周作人：《苦雨齋之一周》，載《現代》，1932，1（5）。

  [66] 周榮德：《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112～113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67] 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41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68] 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497頁。

  [69] 廢名：《駱駝草》發刊詞，轉引自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397頁。

  [70] 高恆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10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71] 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覆古》，轉引自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471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72] 周作人：《玄同紀念》，轉引自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445頁。

  [73] 周作人：《半農紀念》，轉引自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413頁。

  [74] 孫玉蓉編：《俞平伯年譜》，129～130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75]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下冊），337頁，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

  [76] 周作人：《懷廢名》，轉引自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499頁。

  [77] [日]井上紅梅著，董炳月譯：《採訪周作人》，載《魯迅研究月刊》，1999（8）。

  [78] 廢名：《知堂先生》，轉引自孫郁、黃喬生主編：《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19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79] 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412頁。

  [80] 周作人：《志摩紀念》，《新月》，1931，4（1）。

  [8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167～168頁。

  [82] 錢理群：《周作人傳》，313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

  [83] [法]詹姆士·彌爾頓：《公共空間中的婦女：啟蒙運動時期的沙龍》，轉引自李宏圖選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190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84] 陳鍾英、陳宇：《林徽因年表》，轉引自《林徽因選集》，39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5] 梁再冰：《回憶我的父親》，見劉小沁編選：《窗子內外憶徽因》，6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86]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728頁，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

  [87]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20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88]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729頁。

  [89]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731頁。

  [90]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733～734頁。

  [91] 劉小沁編選：《窗子內外憶徽因》，36～37頁。

  [92]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94頁。

  [93] 蕭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載《讀書》，1984（10）。

  [94] 蕭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載《讀書》，1984（10）。

  [95] 卞之琳：《窗子內外憶徽因》，轉引自劉小沁編選：《窗子內外憶徽因》，14頁。

  [96] 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1188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97] 周雨：《大公報史》，144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98] 陳紀瀅：《抗戰時期的大公報》，406頁，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99]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632頁。

  [100] 陳紀瀅：《抗戰時期的大公報》，407頁。

  [101] 《大公報》，天津版影印本，1983年版，1934-1-1（要聞版）。

  [102] 胡適：《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載《大公報》星期論文，1934-1-7。

  [103] 胡適：《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載《大公報》星期論文，1934-1-7。

  [104] 胡適：《後生可畏》，轉引自：《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120頁。

  [105] 《大公報》，1931-5-22，一萬號特刊。

  [106] 《大公報》，1931-5-22，一萬號特刊。

  [10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67頁。

  [108]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0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09]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46頁。

  [11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81頁。

  [111]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426頁。

  [112]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537頁。

  [113]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537頁。

  [114]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14頁。

  [115] 陶希聖：《遨遊於公卿之間的張季鸞先生》，載台北《傳記文學》，1977，30（6）。

  [116] 詳見[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二章「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的關係」這一節，曹衛東等翻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117] 朱光潛：《朱光潛自傳》，98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118] 參見商金林：《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91～9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119] 沈從文：《談朗誦詩》，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247頁，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120] 蕭乾：《致嚴家炎》，見《蕭乾文集》（第十卷），406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

  [121] 許欽文：《來今雨軒》，載《新文學史料》第三輯，1979。

  [122] 王西彥：《寬厚的人，並非孤寂的作家——關於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見《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86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123] 1934年7月份周與其妻子羽太信子往日本探親到8月底，因此這兩個月無參加聚會的記載，有關參加聚會史料見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

  [124]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7頁。

  [125] 孫玉蓉編：《俞平伯年譜》，161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26] 蕭乾：《我的啟蒙老師楊振聲》，載《隨筆》，1984（5）。

  [127]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48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28]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記〈大公報·文藝〉》（1935—1939），《新文學史料》第二輯，1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9] 王榮：《大公報文藝獎金及其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4）。

  [130] 《大公報》，1937-5-15，社評。

  [131] 《大公報》，1936-8-13，GG欄。

  [132]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61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133] 林徽因：《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載《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02期星期特刊，1936-3-1。

  [134] 關於遊俠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分析，請參考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35] 詳見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載《學術月刊》，200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