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企業家的經營之道
2024-08-14 21:49:05
作者: 黃興濤
(一)個人行業發明和開闢新市場
迄今為止,在對劉國樑的個人商業選擇活動認識上,根據趙吉亮的訪談,我們了解到一些劉國樑的企業策略。劉國樑的核心企業思想是建立具有當時現代先進行業知識和技術內涵的、同時又有家族傳統的會計帳簿加工業。在帳簿產品的印刷上,劉國樑本人有兩個發明:一是五色帳,一是提供大、中、小各類客戶需求規格的記帳單。五色帳,是一種功能性的發明,主要是把普通帳頁的黑、灰線格,改為紅、藍、黃、灰、黑五種色彩的線格,這樣會計在記帳時,就容易按照不同顏色的線格的劃分,依次把阿拉伯數字按從高到低的進位,正確填入,這對於當時從漢字記帳轉為用阿拉伯數字記帳的政府、銀行、企業會計和中小行業的帳房先生來講,都是一種具體的幫助,成為推動當時北京工商界改革舊式記帳法的手段。劉國樑的第二個發明,是為大、中、小各類客戶設計生產不同規格的記帳表單,這受到城市商界的普遍歡迎,這種策略,體現了劉國樑將成文厚的行業規模發展與市場化能力相匹配的紮實思路。他不僅要服務於北京政府機構和銀行、廠礦等大客戶,還要抓住所有中小業主。在當時北京社會的政局動盪和財政制度不穩的情況下,劉國樑此舉,讓成文厚能伸能縮,能保護自身行業利益,在客觀上,也使行業發展成為城市社會重組的構件。就帳簿本身而言,他的行業革新,也與當時城市社會改革者試圖把會計業現代化的想法呼應,促進了中國記帳文字與數字的統一、多元計算方法的統一和現代會計思想的傳播,這對贊成改良中國舊記帳法的會計來說,也是一種符合他們期待的社會事件。
(二)商業知識的傳承與普及
成文厚經劉國樑之手中興,展示了劉國樑的革新與北京城市和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是互有關聯的。但是,我們還要強調的是,劉國樑同時要兼顧家族企業傳統,這就使他不能不將振興家業作為他參與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回到行業知識傳播上說,我們至少還要有兩種假設:一是當時出現了工商業主看重現代商業知識的潮流;二是行業工人有更新行業知識的現代渠道,並出現了掌握現代知識的新群體。我們希望從兩個方向上驗證這兩個假設:一是劉國樑培養徒弟學會計的行為普遍性,二是20世紀40年代至50年產生新會計階層的人員構成與規模,我們由此可以分析劉國樑商業管理改革中的現代化影響和結構要素。
劉國樑重視對成文厚職工進行會計業務培訓,這沒有問題。他要求所有門市職工和庫房進貨人員都必須懂帳簿會計,才能上崗。學會計,也應該是劉國樑與賈得泉夥伴關係的副產品。我們所搜集的口頭資料和檔案還都說明,成文厚與現代會計業的關係並非特例,在當時的北京中小行業中,業主培養新式會計已成趨勢。在我們的4個訪談對象中,每個人都強調,在50年代初,在北京找份工作並不容易,不過業主只要認為某學徒有培養潛力,就會送去學會計,並資助學費,作為對提升商業管理水平的投資成本。被訪談人高某說,他到成文厚之前,已被另一家書鋪業主送到得泉簿記學校補習。在業主看來,對新知識的投資,會從城市現代商業的發展中得到回報。被訪談人孫某,曾在北京郁文會計學校學過成本會計,他原來的業主做鞋行,這時也給他交了學費。他們每個人還都認為,在民國後期西單傳統行業的日漸凋敝中,他們都是在學徒期間打下了當會計的基礎。
北京當時的會計學校不止賈得泉辦的一家,但比較而言,得泉簿記學校是最有名的會計職業培訓基地之一。北京市檔案館所保存的該校檔案,附教職員履歷名籍表、學生履歷名籍表、課程設計及授課時間表、學生結業證書存根、市教育局的批件等,我們由此能大體了解該校的建制、政府管理規定、教師來源、生源分布、教學內容和結業標準等,這對我們了解這類職業學校與當時北京工商業湧現更新行業知識潮流和渠道的關係也是一種個案。或說是它們是成文厚個案中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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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檔案記錄,得泉簿記學校是私立業餘補習學校,地點在西單大街西四北路45號。從對檔案所列舉的數字統計看,在北京淪陷時期至抗戰勝利後,在1943、1945和1946年的三年中,該校同等學力生源數量從21人(1943、1945)增加到36人(1946)。每班女生數量,從1943年的4/21;到1945年的3/21;到1946年的11/36,穩中有升。學生年齡參差不齊,1943年為15歲~38歲,1945年為18歲~32歲,1946年為16歲~30歲。從學籍表看,學生的學歷普遍不高,除1946年之外,沒有大學生[23]。中學生居多,1943年和1945年均為13人,1946年為23人,其他學生都只有小學程度。可以想見,當時北京會計職業學校的基本生源是被業主送來進修的青年學徒,或是被家長送來的補習生。這些年輕人構成戰時和戰後新會計行業的城市新就業群體。關於該校的師資,在1946年的檔案中,登記有教師4人,其中3人來自天主教大學——輔仁大學(現為北京師範大學),1人來自北京民國學院。輔仁大學的3位教員都很年輕,2位28歲,1位26歲。當然,這很難得出什麼結論,不過這3位教員大概工作經驗還很有限,他們戰後在北京社會重建時被招聘,可能既表明年輕人有了工作機會,而且會計學校也必須招年輕教員才能滿足社會需求而生存。
這類職業學校通過普及現代化知識,對城市行業的新利益和認同發揮一定的作用。在城市社會動盪中,行業文化與就業市場相輔相成,造成了一種動態的穩定發展局面,能讓不同社會階層,都通過某種商機存活,悄然無聲連結成一個依賴於新知識資源,同時能攜帶傳統文化因素,還能擴大吸收就業人員的活躍城市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