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業知識與行業組織和管理

  劉國樑的商業組織建設新策略是轉向綜合性結構行業。所謂成文厚的綜合性結構行業，是指劉國樑將帳簿業、印刷業與紙張文具業三層行業聯合運行，適應城市現代商業潮流又不脫離傳統的系統行業經營思想和作為。在這三層運作中，帳簿業是市場贏利經營，印刷業是技術改革經營，紙張文具業是保底經營，劉國樑是從來不單打一的，他有他的整體觀。在他的整體觀中，現代行業知識和行業技術有其獨立價值，但也是行業文化的一部分。而行業文化的底子更深，深處是家庭。行業文化也是時尚的，時尚的表層是社會責任網絡。劉國樑通過新舊結合、大小兼作，樹立了誠信的商業形象。所以，當我們以行業知識、行業技術和行業文化為研究目標時，要關注他的行業經營思想和行為系統。

  

  劉國樑的祖上已有南北區域合作經營的傳統，所以劉國樑的行業合作意識是部分來自其家庭傳統的。這種商業管理的傳統模式是家庭股份制，即業主並不是股份的代名詞，股份是家族股份製成員的財產。趙吉亮就明確地說：「成文厚是劉家的，只有劉家的人才有股份，徒弟幹得再好，也沒有股份。」但談到成文厚帳簿店，他還認為，劉國樑知人善任，能把各行業有才幹的人聚攏到自己周圍，在新的市場方向上發展。在1949年前及其後的兩三年內，各路民間英雄都為成文厚的崛起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趙說：「來瑞是會計，周正管現金出納[24]，王文友管採購和進貨。王文友是河北盧龍人，會設計，心眼多。」對成文厚的帳簿設計，我們分析，王文友與賈得泉的關係有些微妙，王是原管理班子中的工頭，據趙說，他負責設計中小客戶需要的表單。我們還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賈得泉負責設計政府、銀行和大企業客戶需要的統一帳簿，而王負責設計其他中小業主需要的龐雜表單，對此，我們不知道是兩人各有分工，還者是劉國樑早有兩手準備，抑或是王文友在「三反」「五反」運動前後取代了劉國樑，也取代了賈得泉。這些都要靠繼續調查才能做進一步分析。

  除了以上人員，對劉國樑吸收各路人才，趙還說，成文厚還有不少半路出家的夥計，「原先都是打小鼓的，跑紙盒的。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後來國家不讓他幹了，他就到成文厚了。跑紙盒的，就是賣紙的，都是山西人。成文厚沒有紙源，靠他們進紙」。不過在此要強調的是劉國樑團結人才和實施商業管理新策略的能力，這是所有現代企業家的一個基本素質。當然，在成文厚的個案中，這又與北京城市社會重組的背景和城市現代商業管理的進程都有關係。劉國樑歷經戰亂和家業受挫的艱難歲月，他是要花低成本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的。他把成文厚帶出了低谷，並在北京城市現代商業競爭中創造了新帳簿業熱銷產品，這就是他超越家族前人的地方。舊商業管理模式可以給他提供同鄉勞力資源，卻不能給他提供新的市場方向和投資空間，他可能已察覺到了以往的局限，便不能不拋棄舊模式，採用新的行業結構模式。換個角度說，不是北京城市商業氛圍使劉國樑變得更有學問，而是舊商業模式已不能幫助他解決社會和家庭的重重危機，他才不得不帶著成文厚投入「現代化」的進程和北京城市社會重組的激流。成文厚需要新的商業組織，才能滿足北京不同客戶的多種需求。所謂商業組織，指成文厚是一個綜合性結構行業，通過行業整合後形成。劉國樑能夠創造它，也能夠保護它，使它成為他的現代化管理目標的一部分。他對這個商業組織的認識和運作，基於他對內部各業所具有的工商知識。這些知識是通過成文厚內部各業管理者對不斷在變的業務、永久商業風險的不同理解而醞釀出來的，因此，劉國樑的管理能力在於協調不同管理者之間的分歧。要在它們之間達成一致是很難的，但這也正是接近、了解市場現實的唯一過程，商機也正在這中間產生。只要處理內部緊張關係，他就能明確選定成文厚公司業務方向。下邊我們要討論成文厚50年代初的變遷，這樣會證明這種為行業組織服務的管理方法。

  通過分析劉國樑聚攏人才的信息，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在行業創新中，有相當的資源利用能力。他發現了人才資源循環利用和整合利用的可操作性。最近一位歷史學者將這點視為民國時期北京商業的基本模式[25]。不過，我們也不能完全將之套用到劉國樑個案，因為我們還需要調查分析劉國樑當時是如何發揮自己的不同身份，從業主到戶主、從資本家到經理，他怎麼具體利用法律和商業法度、股份制和社會網絡。而不同身份之間的橋接點，肯定是他的商人文化和知識。

  趙吉亮認為，吸收其他行業的「半路夥計」進成文厚，是劉國樑出於基督教的博愛信仰所致，是他為社會基層的流動勞力提供了福利。在我們看來，這大概也可視為劉國樑在北京社會過渡時期管理新組合行業群體的可能性。在他任用的夥計中，就有「跑紙盒的」，原為西四某紙店的進紙夥計，劉國樑沒有紙源，但與該夥計相熟，在該夥計失業時，他接納其進入成文厚。正是對這種人才的循環利用，他在熟人基礎上整合資源，還會拿到最低的資源成本，同時又增加了企業的人文形象。從流動商販方面說，他們十分熟悉城市基層社會的微觀需求，也可以給成文厚提供所需求的具體的信息和基層商機。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基督教信仰帶給劉國樑的資方開放意識；對西四基督教堂在西單商業街區中的位置和作用，我們也還要繼續調查。總之，劉國樑通過雙方互利的合作關係，將自己的新行業建立在一個普遍價值體系平台上，這在當時劇烈變動的城市社會環境中，不能不說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決策。

  在此還要討論劉國樑對自己社會角色的理解，當然是關係到他的文化知識。他是一個既接受現代商業管理知識，又維護家族經營傳統的管理者。在本文中所多次指出的他的「現代性」，基於他不僅是一個資本家和懂技術的業主，又是一個篤信基督教和具有儒家教養的家長。他長期代替父親的角色，帶領成文厚在北京城市社會的環境中和現代商業競爭中拼搏，還要承擔管理家庭股份、照顧各位兄弟的家庭經濟和培養子女的責任，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角色，而不僅僅是地方商業管理者的角色。

  劉國樑的傑出能力還表現在他對商業空間的意義理解和實際運用上。這種空間不一定是實體機構，但卻是體現均衡利益的現實社會關係。在政府與商人、商人與鋪保、公司與家族、總店與分號和資產與房產等各對關係上，每對關係在特定時間內，都可能發生相關相斥的或對立統一的關係波動，他都會藉助這種商業空間，把握空間關係中的政策理性，發揮空間關係的社會意義，以及空間的新知識價值。這樣商業企業對外部變遷和內部改革的適應，就和而不同，也可以相互包容。他建立的鋪保系統，他辦理的總、分號各種機構，以及他通過西單基督教堂系統建立的城市客戶系統，都屬於這種情況。在新政府的新規定下，這種空間本身就醞釀著商機，其商機的目標不是直接發展資本和企業，而是趕趁商機整合資源。

  現在我們討論地方商業史時，已不能不討論「文化人」的知識傳承，詳見下表（表2）。

  表2 不同類型商人與專業知識傳承路徑一覽表

  在表2中，我們以大致歸納所得到的信息說明，在20世紀50年代初，成文厚的登記業主、戶主業主和家族業主、股東即資本家和經理人的不同知識分類和傳承途徑。劉國樑的卓越管理能力和文化代表性，體現在他利用各種角色身份發揮社會資源的作用，吸收不同的知識，包括政府管理和社會網絡知識、家族傳統價值觀和股份利益、現代新型教育和專業知識、來自各方向的市場信息報告等，並能找到制約和利用各種矛盾信息的平衡點。他的行為之道，一方面，頗接近熊彼得（Josef Alois Schumpeter）有關企業家的經濟角色的定義，即把業主和管理區分開來，能發展企業為一個理性組織[26]。但另一方面，他的企業管理自主權建立在家族股份制之上，這也是符合家族股份利益的基本要求，倘若他擁有企業管理自主權，他就可能達到現代化與商業傳統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