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人的行業網絡與社會關係

  以下分析劉國樑如何從20世紀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建立成文厚的成功商業史，分析外省商人市民怎樣給北京城市商業組織帶來活力，以及如何搭建獲得和運用現代商業知識的新渠道。應該說，成文厚的經營之道與劉氏家族的思想開放有關。他的家庭與西方現代文化技術的距離不是太遠。40年代，劉國樑的弟弟劉秉攬入川和留英，其子入美國基督教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辦的學校讀書，這種背景說明，這個家族已具有知識深造的長遠目標。這類素質可能使這個家族對現代經營理念有一個基本的反應，而這種反應又會深扎在這個家族傳統行業經營理念的根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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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吸收現代會計帳簿業的核心知識

  從成文厚個案看，吸收現代會計帳簿業的核心知識，是外省商人與本地市民結合的一個關鍵要素，劉國樑留下的帳簿表單正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13]。這些帳簿的格式創新，能證明當時企業已經發展成熟。這裡固然有劉國樑的深厚家底支撐，但這又是一個頗有現代色彩的創新成果。它將傳統紙張文具業與現代會計帳簿業結合，其產品適應中央政府和北京市財政管理部門的法規要求，適合城市商業會計和銀行會計使用，也能滿足廣大中小店鋪的記帳報稅需求。直到出現電腦記帳前，成文厚帳簿的銷售量都居高不下，這種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從在山東招遠劉國樑的老家所調查到的口頭資料和當地文獻看，當地「蓬、黃、掖的『買賣人』不僅在東北有很大影響，在京、津、滬等地也多見他們的足跡」。我們可以看到，外出經商是山東招遠和萊州一帶的家族傳統，其範圍可覆蓋從煙臺到濰坊的魯東沿海地區，這裡東端與渤海灣相連，有溝通城鄉的廉價水路。成文厚所賴起家的家族書鋪業，由其先人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創建[14]。自清代中葉起該家族從孟格莊發跡。劉國樑的祖父劉作信，與南方的宣紙徽商聯手，成立了二書鋪（1848—1861），經營文房四寶和紙張文具。據劉氏族譜看，劉國樑的父親劉顯卿屬成文厚的第二代「顯」字輩[15]，到第二代時，該家族的行業網絡已由山東擴大到黑龍江、吉林和京津兩地，並在各地建立了分號，比較出名的有誠文德、誠文厚和誠文信等[16]。

  據趙吉亮的說法，有一位北京知識分子在成文厚向帳簿業的轉型和成熟期都起了關鍵作用，他就是賈得泉。賈得泉是會計兼教師，創辦了一所會計學校——得泉簿記學校，本人任校長兼財會課教師。趙說，「成文厚的帳簿都是他設計的」。趙還提到了另外兩位相關人員：劉培森和王文友。劉培森是成文厚的會計，以前是賈得泉的學生；王文友是成文厚的老職工，曾在河北的一家商號做會計兼簿冊設計。趙吉亮還回憶說，當時按照劉國樑的要求，他本人曾跟著賈得泉學完了六個月的會計課程。

  在成文厚公司內部檔案中，我們見到賈得泉之妻王某於2003年12月寫給成文厚的一封信，信中說，賈得泉已於1994年去世，並說：「從1940年年初起，我丈夫賈得泉設計了複式記帳單，後來成文厚的主要帳簿都是我丈夫設計的。」這封信通過賈妻的角度告訴我們，賈得泉與成文厚的關係是特殊的。趙吉亮補充說，賈得泉直到50年代初都住在大醬坊胡同南面的小醬坊胡同，原來他與劉國樑也是老街坊。

  我們在北京檔案館查到賈得泉簿記學校的教育檔案9種，另如前所述，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複製了賈得泉所撰會計學教材《改良商業簿記與報稅》，此書附有習題，封面自題：「無師自通」。作者自稱「改良」會計記帳法，所述涉及當時中國會計業討論的要害問題，如對中國舊式記帳法進行改革，再推廣使用，以抵制全盤採用西式記帳法。從這本書看，賈得泉是支持徐永祚（1891—1959）的觀點的，他相信對中國舊會計制度進行「改良」是可能的。他是上海立信的學生，但他反對全盤採用西方會計制度，並不贊成附和潘序倫（1893—1985）主張的「改革派」觀點[17]。

  在劉國樑的帳簿匯單樣品冊中，還夾有一份GG，宣傳成文厚「新設成本會計帳簿表單」，專門介紹「使用新式帳簿種類」，說明是由「得泉賈校長設計著作，北平成文厚文具店出版兼發行」。北京《實報》自1942年10月23日起對此予以報導。這份報紙除了刊發得泉簿記學校11月份的招生計劃，還刊載了該校以下3行信息：「本校設計新式帳簿，每本5元，預約九扣，十月底附送說明書負責解答，預約處西單北大街成文厚，電西956。」這種GG將會計學校與成文厚商號的推介混合，一直登到11月13日，共登載23次後停止。此後，自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0月10日，他們不再做聯手GG，只有得泉學校登載每月各班的招生計劃。

  我們可以看到，劉國樑與賈得泉的聯袂，在當時的局勢下，至少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情。首先，要注意他們兩位是通過新信息渠道的GG來表現他們開始合作的。當時GG也是一種新商業知識。登載在《實報》上的GG，象徵著兩人同意把各自的事業都同時推向市場競爭。他們通過GG刊發的過程，與個別客戶進行對話，讓客戶發現自己的需求有可能被滿足，同時其主觀要求也被確定下來，逐漸變為成文厚和得泉簿記學校都能認識到的現實。由此也可以推想，劉國樑與賈得泉大概認為，GG能理解和指導供需關係的新載體形式，就像會計學能揭示商業結構一樣，它們都是有用的信息系統。換句話說，在1942年，劉國樑與賈得泉都已掌握不同方式適應發展中的市場經濟。我們也不妨推想，此舉當初就有雙贏的想法：在劉國樑一方，他利用賈得泉的會計知識，給成文厚帶來了會計業的新概念和生產帳簿的新市場，事實上，這件事也使劉國樑徹底改變了傳統書鋪的單一經營局面，轉向帳簿業、印刷業和銷售一體的綜合性企業生產。經營帳簿業還使劉國樑站到現代商業經營的前沿，擁有了城市社會上、中、下各階層的客戶系統，市場能力迅速增強。在賈得泉一方，劉國樑的出資，給他的會計知識提供了一個市場化的新舞台，讓他對北京會計市場的專業眼光變為市場現實，同時也讓他的會計抱負和教學活動能開花結果。

  （二）通過基督教會搭建獲得和運用現代商業知識的新渠道

  在劉國樑的家族傳統中，不能忽視基督教的影響。成文厚所在西單大街西四段缸瓦市地區，是北京基督教會的發祥地，西方現代宗教思想和科學文化思想在這裡有一定影響，在這種環境中，商人容易結成社會各界參與的商業聯盟。

  劉國樑的後代至今清楚地記得祖父的靈柩停在缸瓦市教堂內，舉行了莊嚴的基督徒葬禮。他們說，他們的祖母和母親生前都每日誦讀《聖經》，用鉛筆指著逐行口誦，十分虔誠。劉國樑的次子還說，在他九歲十歲的時候，父親每周都帶他到「附近的一個擁擠的院子裡去」，那裡有不少人讀《聖經》。[18]他生於1940年，1962年大學畢業，他所說的時間大約是在1949年至1950年。根據對中國基督教傳播史的研究，我們知道，劉國樑的故鄉山東省是中國信徒在中國最早推行基督教本土化運動的地區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本土基督教信眾也強調「自立教會」，劉國樑的故鄉招遠縣正屬於這一地區。北京缸瓦市教堂是自立教會的一個地點，在20世紀初已走向基督教堂的自我組織和發展。老舍在20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缸瓦市堂的組織規則[19]，他曾寫道，在他去英國之前，在缸瓦市學習英語。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提倡教會自立的基督教，受到民族主義情感的滋養，對福利工作也非常積極。

  我們在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檔案中，看到了一份1948年的會議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劉國樑的名字兩次被英國傳教士W.F.Rowlands提到[20]。他說，在這次會議之前，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的分會都召開了各自的會議，兩市的基督教會運作也都很有成效。北京會議的時間是5月20日至22日，「參與者眾，十分成功」。他還特別提到，市區教堂推舉了「好代表」，包括「缸瓦市堂推舉的劉國樑先生和另一位米市堂推舉的鮑廣林先生（Mr Pao Kuang Lin）」。他還評價說，此會「開展了廣泛的討論，突出了主要問題」。報告末附會務要點，裡面有一個「新執委會」8人名單，內含缸瓦市堂的劉國樑。我們最近訪問了1949年前後在缸瓦市堂工作的老牧師，他也證實，劉國樑當時是教堂的「執事」，「社會聲望很高」[21]。這些資料從當時北京基督教會中外人士的不同角度都給劉國樑以積極的評價，這對證明他在北京工商界基督教商人中的社會影響，增加了說服力。

  趙吉亮很讚賞劉國樑的基督教信仰，他承認，他至今視為公平貿易基礎的道德觀都是劉國樑教給他的。在趙看來，這些觀念與劉的基督教信仰有關，他滿懷敬意地補充說：「劉國樑什麼毛病都沒有，經營上也沒有亂七八糟的。」[22]我們下面分析得泉簿記學校的時候，還會提到基督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