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文厚商業史的內涵與價值

  （一）家族企業管理的結構與含義

  北京市檔案館現存與劉國樑有關的檔案共10種，它們是：工商檔案、戶口檔案和警察局檔案，共5種[6]；另有鋪保檔案5種，都有劉國樑本人的簽章。其中，成文厚的工商檔案共64頁，含15種文件，登記時間歷時5年（1949.9—1954.9），主要文件日期為1952年12月，文件種類包括：（1）北京市人民政府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含附件8種；（2）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營業證，簽發於1949年9月；（3）財產重估評審通知書，簽發於1951年11月23日；附件為（4）調整資本方案同意書，1951年12月14日；（5）合夥契約2份，落款為1952年和1954年[7]；（6）更東說明書；（7）增資說明書；（6）和（7）均簽發於1952年12月12日。文件類型還包括：（8）西城區重新登記簽注單，1952年11月20日；（9）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企業登記證，1952年12月。經前述申請，又產生以下3份文件，均簽發於1954年9月，它們是：（10）北京市私營企業變更登記申請書；（11）北京市私營企業變更登記事項表；（12）北京市私營企業轉讓保證書。這部分檔案對北京成文厚的創業敘述始於1935年，到我們主要考察的1952年底為止，歷時17年。

  1949年9月，在新中國宣告成立的前幾天，「北平工商管理局」給成文厚頒發了新的營業執照[8]，註冊業主為劉國樑的父親劉顯卿，企業登記地址為西單北大街139號，字號名稱「成文厚顯記」，經銷範圍為文具紙張、帳簿和體育用品。從這份執照看，至少在名義上，劉顯卿當時是一店之主，企業印章也是劉顯卿的。

  在北平市警察局民國三十七年（1948）的戶口簿中，成文厚的家族住所登記為西單大街大醬坊胡同甲3號，「戶主」也是劉顯卿。這是一處四合院。通過對劉國樑後裔的訪談，我們發現這份戶口檔案不全，大概可以肯定當時在這所宅院的人口，除了劉顯卿夫婦，還有劉國樑的幼弟劉秉攬、3個弟妹、3個侄子、3個侄女，加上劉國樑本人的家庭成員6人，以及僱工2人，共20人。據1952年工商檔案企業登記申請書，成文厚本店的房地產的產權，屬於劉顯卿夫婦，據劉家後代回憶，其實當時也有的家族成員住在西單大街139號的店鋪後院。因此可以推測，劉國樑的家族成員，無論住在店鋪後院還是大醬坊胡同，當時都在大醬坊胡同登記戶口，而這些人口的經濟來源都由劉國樑負擔。檔案還提供了劉家的原籍為山東省招遠縣，信仰基督教。此後我們赴山東調查，進一步了解到這個家族自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書鋪史。

  成文厚的鋪保有3個。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登記中，成文厚的鋪保是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和春合體育用品商店（以下簡稱「久大」或「春合」）。1954年，春合關閉，位於劉國樑在大醬坊胡同住所隔壁的永和壽材廠成為繼任鋪保。這四家企業在西單大街為鄰，其中春合位於成文厚企業隔壁的137號，久大在成文厚附近的西單商場內，永和的廠址即成文厚的家族房產。三家鋪保企業皆有中等資產（久大1億5000萬元，春合1億1000萬，永和2億4900萬）[9]。1952年時，成文厚還給久大和春合當鋪保，春合也給久大當鋪保，這些檔案資料表明，劉國樑與鋪保有密切的商業合作關係和社會關係。

  與劉國樑經營有關的企業檔案還有另外2種，它們分別是1952年和1953年的檔案，都是劉國樑在前門投資的一家印刷廠的政府登記文獻。自1952年起，劉國樑給前門榮華印刷廠注資，合辦榮華裝訂印刷廠，該廠的房地產權人正是成文厚的一個鋪保——久大的經理賈華山[10]。此外，在成文厚的公司行政檔案中，也提到了這家印刷廠。

  在對成文厚企業檔案做綜合分析後，我們能獲得一些中小商業資產運作的不同線索，再通過對這些不同線索的比較，可以更為深入地認識成文厚個案的產權特點。我們的初步結論是，中小商人掌握企業產權，分為不同的層級，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層級的信息，把他們的產權分成四類，即登記業主產權（registered owner's property）、戶主業主產權（head of household's property）、家族業主產權（kinship manager's property）和企業業主產權（business manager's property）。持有不同產權的中小「業主」及其股份所有者，在工商企業內部擁有不同的權力和權益，他們根據不同的商業身份和社會角色需求，傳承不同的知識。因此，我們需要把四類企業業主予以分別界定。

  

  登記業主，指在企業檔案中填寫的業主。他們按照政府的標準登記。但從個人回憶資料看，工商企業也會根據家族企業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決定業主的填寫人選，實權商人不一定登記為業主，如成文厚在1952年以前的登記業主是劉國樑的父親劉顯卿，而真正的經理是劉國樑，劉國樑遵循長子的倫理孝道原則，在父親生前，從未把自己當作登記業主。

  戶主業主，指檔案中填寫的私人家族企業的家長兼房地產權人。其他工商行業的業主也大多屬於這種類型。在家族企業中具有這種身份的人是家長，如劉顯卿生前就是戶主業主，在劉顯卿身後，劉國樑的母親劉李紹棠繼續充任戶主業主，這位老太太同時也被登記為家族企業的房地產權人。至於劉國樑本人，雖然一次次為成文厚企業和家族住所置辦房地產，但始終未在父母生前將自己登記為戶主業主。在其父母過世後，他也不是馬上把大醬坊胡同的戶主業主更名，換成自己，而是登記為幼弟劉秉攬，直到1954年劉秉攬公開聲明放棄房產，劉國樑才在沒有任何家族爭議的情況下，把自己登記為名副其實的戶主業主。

  家族業主，指家族股份企業的管理者和財產所有者。從企業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資料看，家族業主是享用家族企業股份的血緣家族成員，他們共同擁有家族企業資產，也共同承擔企業風險。成文厚的家族企業業主，在1952年之前，等同於戶主業主，都歸入劉顯卿名下。在1952年劉顯卿去世之後，家族股份財產劃歸劉國樑兄弟四人所有，並不是劉國樑獨占，所以這時的家族業主就有4位：劉國樑、劉秉攬、劉敦厚和劉享厚。到1954年，家族業主有3個，即劉國樑、趙金芳（代表其子劉享厚）和劉敦厚。

  企業業主，指企業的資方代表，政府檔案登記為「經理」或「經理人」。但在家族企業內部，企業業主稱「掌柜」或「東家」，「經理」其實是執行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劉國樑在成文厚是典型的企業業主，但在新政府登記的工商檔案中被稱為「經理」，而在家族私營企業中和親屬中仍被稱作「掌柜」。

  成文厚個案的特殊性之一，是它同時具有登記業主、戶主業主、家族業主和企業業主四種類型。其他商業企業組織也大都有家族業主和企業業主，如北京的絲綢行和茶葉行，但不一定都像成文厚這樣成為業主類型豐富而具體的商業個體。劉國樑要處理各種業主類型的關係，同時要駕馭成文厚的發展方向，這是他的壓力，也是他的內在驅動力。

  （二）中小商業的現代化變遷特徵

  我們需要討論大批活躍而流動的北京中小工商企業是如何保持創業的進取心，並取得業績的。從檔案和口述史看，這取決於他們積極地與城市管理機構建立合法關係，主動吸收城市文化，傳承和拓展行業知識。

  1.師徒行業的專業知識傳承

  劉國樑的末科徒弟趙吉亮於2007年7月向北師大調查組回憶了當年的事。趙吉亮，1932年生，山東萊州人。1951年進京「學生意」[11]，1952年經人介紹來到成文厚。他在農村家鄉已中學畢業，認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他說：「有文化的人做買賣，沒文化的人進工廠做工。」他是迄今為止我們了解劉國樑的重要當事人之一。他介紹了在劉國樑管理的企業當學徒的經歷。

  趙吉亮說，在劉國樑門下學徒，首先是師徒簽約，這份契約一直押在劉國樑處。契約上寫明徒弟的籍貫和文化程度，規定學徒三年，學徒工沒有福利、醫療費，生死不管。徒弟的操行有「十不准」，如不許留指甲、不許留頭髮、不許吃大蔥、不許吃大蒜、不許抽菸、不許喝酒、不許出門、三年內不許回家、幹活中間不許休息、過節不給錢。成文厚包管食宿，徒弟和工人都住在店裡，每月有理髮師進店給工人理髮，由店裡統一結帳。店鋪內有洗澡堂，工人隨時可以洗澡。每日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清晨開張，晚上客人散盡打烊。廚房在店鋪的後院，趙每天要到皇城根菜場給後廚買菜。白天站櫃檯，下班上門板，清掃店內衛生，再給大師兄江學真搭鋪板，接著再伺候二師兄和三師兄。試用期三個月，期滿後，劉國樑認為他肯吃苦、能幹，人品不錯，把他留下了，但辭退了另外兩名學徒工。趙吉亮出徒後，每月工薪從18元提高到38.5元，據他講，他把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回了家。他的個人花費很少，他說，成文厚的工作服比他自己的衣服都好，他很滿足。

  通過趙的敘述可見，與傳統商戶的師徒傳承相比，成文厚現代企業的差異有三。首先，傳統商戶的師徒關係大都是同鄉熟人，劉國樑現代企業的師徒關係是行業關係，成文厚原來的職工也有從山東招遠縣老家招募的，後因工人罷工，劉就改從萊州招人，不再招同鄉。趙是萊州人，從趙的角度看，是否同鄉已不再是劉國樑招工的基本條件，劉國樑是把企業發展放在首位的。其次，劉國樑要求所有職工和徒弟都要學習現代帳簿和會計知識，趙吉亮也不例外。他向大師兄江學真學習了帳簿知識，能記住各規格帳簿的名稱和價格，然後被分配到門市站櫃檯。他還要打好算盤，他從小跟父親學過珠算，到成文厚後，進一步提高了打算盤的水平。劉國樑要求全體職工精通帳簿業務，對他也如此，還把他送到賈得泉會計學校讀書，並為他支付了全部學費。最後，劉國樑注重進行商業誠信文化教育，對趙吉亮的影響很深，他認為，劉國樑的經營管理水平無人能比。他說，他從劉國樑那裡學到了和氣生財，「不義之財不能偷」。在趙的心目中，師傅劉國樑給了他一切，所以他在道義上始終忠於劉國樑。他還參與了劉國樑的一些基督教活動，稱讚「劉國樑講信用，開會從來不遲到」。

  2.外來活力和新市場的高驅動力

  成文厚原是劉顯卿設在吉林成文厚總店的北京分號。據趙吉亮說，日軍侵入東三省後，成文厚在吉林的總店罹難，劉國樑的一個弟弟被日軍殺害，年幼的侄子被帶到北京，交給祖父劉顯卿和伯父劉國樑撫養。現在我們可以設想，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由於「七七事變」，北京的成文厚分號成為家族企業的中心，這時從外省移居北京的劉國樑，在商業改革上有兩個動力：一是在家族企業遭到重創後，必須要做出重振家業的新選擇，把北京成文厚建成家族企業的新基地；二是需要找到在城市發展的新市場，以應對北京商業競爭的局面。他最後選擇了與家族傳統書鋪業既有關係，又能融入現代會計知識的帳簿業，創立了北京最大的帳簿工商企業。我們將這方面資料所能歸納的基本信息和概念做初步的、對分析成文厚有用的假設，包括需要關注的工商業主與城市社會管理、家族企業和行業知識傳承之間的互動關係等，茲簡略表述如下（表1）。

  表1 北京成文厚業主的城市商業管理和行業知識傳承信息一覽表

  在表1中，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1952年之前，「股東合夥制」是符合1935年後成文厚的企業實際的。最初的模式是劉顯卿當出資人，其長子劉國樑當經理，這是一種資本與勞動合夥的組織形式，「合伙人本來就具有一定的親緣聯繫或鄉緣聯繫」[12]。這種模式能滿足合夥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即作為商業夥伴的股東具有足夠的信用。在這種模式中，家族觀念和家族輩分等級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並影響到成文厚的決策。在日軍侵略東北後，尤其是發生「七七事變」之後，成文厚的戶主業主，即家族企業股東，要保護全家族的安全，其決策之一就是遷居北京，在西單大街一帶站腳，主要方式是與北京本地市民結合，置辦房地產，發展成文厚企業規模。而在北京大城市的環境中，他們也只能做如此選擇，才能繼承家族傳統，動員新的行業資源，達到維護家族安全的目標。而城市房地產和行業知識資源是由城市商業網絡和社會關係帶來的。在基督教堂和基督學校坐落的西單地區，宗教信仰和宗教關係也會成為一種資源，幫助商人找到商機。但到1952年年底，可以肯定地說，劉國樑又非要面對兩種大變動不可：一是政治上的「三反」「五反」運動，它打擊市場經濟和「資勞」關係，批判資本家的商業組織；二是劉顯卿去世，成文厚不能不把原來的出資股東與勞動經理的合作結構，改組為資本與資本的合夥結構。而劉國樑在這時成為成文厚的登記戶主和家族業主，政治經濟背景已十分複雜，再加上他的家族企業業主的帽子，他本人的處境已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