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搜集和處理資料的方法與撰寫地方商業史的可能性

  （一）搜集多方面資料的種類與處理資料的個案方法

  現已搜集到的成文厚資料，分書面文獻和個人口頭資料兩部分。書面文獻要有：行政檔案19種；劉國樑編制的1940年至1950年設計生產的帳簿表單樣本1冊；共包括帳表匯單1132種，其中有104個不同的客戶。另外，我們還找到幾份民國GG，以及劉國樑與北京會計賈得泉於1942年簽訂的合作合同。我們還在國家圖書館複印了賈得泉撰寫的一本通俗教材《改良商業簿記與報稅》（1940年出版）。他和劉國樑的合作是在這本書出版兩年後發生的。

  成文厚的個人回憶資料有重要價值。在這方面，我們訪問了20世紀50年代認識劉國樑的老職工10人，包括1949年至1953年關鍵時期與劉國樑共事的老經理、公股代表和末科徒弟，他們詳細講述了劉國樑的管理、行業的商業生活和企業改革的變化。我們與劉國樑的後代也有較多的接觸，他們介紹了商人家庭的奮鬥史，還陪我們到山東招遠的故鄉農村做了考察，共同搜集家族書鋪業的史料。

  在上述資料中，政府企業檔案是一批重要文獻，經妥善處理，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商業史線索。北京市檔案館、西城區檔案館和成文厚企業都保存了一些檔案，它們構成了個案點民國中期至20世紀50年代初的企業檔案。

  所謂「企業檔案」，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商業局的工商檔案，二是警察局的戶口檔案，三是成文厚公司的行政檔案。我們的工作從查閱政府工商檔案開始。這是北京市工商局於1947年至1956年公私合營前建立的一套檔案。檔案內容為城內中小手工業主向政府申辦商號經營執照和進行資產、房地產產權註冊的所有手續文件，具體包括：（1）申請書，含業主姓名、從商簡歷、商戶地址、行業學習的師徒關係、經營範圍、資產登記、僱傭人數、鋪保名稱和地址、廠房的房地產權人等；（2）新中國成立初新政府核查商戶手續與資產的清冊；（3）資本管理分類，含獨資或合資，其中合資即合股經營，附有合夥契約，在獨資與合資之間轉讓或變更股份者所附交的資產變動聲明和政府的批件。這一套檔案提供了一定的證據，可用於考察城市政府管理與商業組織之間的責權利分配和行業網絡。

  本書首發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在工商檔案中，在城市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出現了「鋪保」檔案，這成為一個交叉點。其實，在接觸工商檔案之前，我們已使用過北京民國寺廟的鋪保檔案，並建立了資料庫[5]，但寺廟檔案中的鋪保檔案截至20世紀40年代為止，已基本成為死檔。而企業鋪保檔案延續至1956年，少數當事人還在，這就使這批檔案有了再生利用的可能性。所謂「鋪保」，指按民國政府規定，各工商企業需要舉薦另外兩個商家做擔保，承保該商企的業主資格、經營能力和資產規模，三戶結成聯保，經政府審核批准，該商企才能獲得經營合法性，領取營業執照。在城市管理系統中，商戶和鋪保是一個責任網絡，鋪保提供了商家的城市行業往來和具體社會關係，這就需要我們對商戶和鋪保做共同分析。從企業鋪保看，它是私營商企選擇與政府制度許可的交互運作的角色，被官商雙方都當作市民經營和行業投資的合法註冊條件。從鋪保檔案的內容看，它的描述生動具體，可以讓我們看到北京中小商人或中小商戶在民國時期充滿動盪風險和創新機遇的發展歷程。在一批有活力的商人的運作中，商人和鋪保共同承擔了吸收現代新知識的能動性與不確定市場投資的壓力，也頂抗了來自城市動盪和行業重組改革的壓力。檔案也記載了中小商人經營的不穩定例子，但這不等於他們的社會角色不重要。

  工商檔案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它們不能反映商人的具體動機、實際運作目標和商業管理方式等，也不能描述城市商業社會活動的具體過程等。為了克服這種局限，對我們來說，利用鋪保檔案查找歷史線索，同時搜集老職工的個人回憶口述資料補充文獻的不足，就顯得十分緊迫。成文厚的個案研究方法，使我們有可能對不同資料進行對比和討論，開展較為可靠的分析，促進本項研究的深入進行。

  在本項研究中，個案研究法，是通過利用企業檔案，輔以口述史，研究個別商人的具體商業活動，以及他們在具體時間和空間內所建立的社會關係及其運行網絡的方法。它可以從具體地點、小規模的具體商業組織、商人個體的具體活動、具體專業知識和具體商業運作等方面，研究行業文化與商業史。由於個案研究離不開描述所以它的方法不是只盯著歷史規律，而是關注具體的實際變動。我們通過對這些商業史現象的詳細觀察和描述，希望達到對個別的、特殊的商業史的具體分析，從而引起對社會史變遷和社會運行知識的新關注。

  （二）利用個案資料的過程

  在開始階段，我們對北京市西城區西單大街工商檔案中的商戶做了普查，起初按照傳統行業的稱謂分類，分煤行、木行、茶行、玉器行、絲綢行、油鹽米麵行、佛作（特別是銅器）、刀剪行、紙張文具行和飯莊等查找工商檔案；再按檔案登記的業主姓名和商企地址，連結到民國時期的戶口檔案、教育檔案、同業公會檔案和少數清代檔案，擴大對商人社會活動的認識。個別商戶涉及刑事檔案，我們也做了查詢。刑事檔案是北京警察局的檔案，以審訊記錄為主。檔案中涉及商人和鋪保的部分，其實並無重大犯罪事實，但供詞記錄詳細，還有業主所描述的日常市井交往細節和關係圈。不過利用這種線索恢復商業行業的網絡很難，這反而提醒我們不能不注意商戶在城市的不同層面的社會圈。我們還對西單至新街口大街一線的商戶做了檔案查詢，發現這裡一直是傳統商業中心，至50年代中期，這裡仍然中小商鋪雲集，行業結構也比較完整。在西單大街的中心部分——西四，有著名的缸瓦市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學校，也有一些職業培訓學校，如會計學校，這與商業知識傳承和市民就業有直接聯繫，這種空間對任何商人和商業組織來說都是優越條件，我們所搜集成文厚資料的範圍也主要集中在這一帶。

  在搜集和分析個案資料的過程中，我們關注特殊問題的自身表述，主要強調兩點。一是考察北京城市商業史，要承認地方文獻和企業檔案的局限性，以及中小商戶資料的不完整和個人回憶信息的不確定性，而這大概正是個案分析的一般特點；它們帶有社會現象與各種資料之間的緊張感，能引起學術思想範疇內的不舒服，但也會因此而促動學者去關注特殊社會史。二是從所搜集資料撰寫地方商業史的目標出發，思考研究商業組織和商業文化的可能性，以及在具備這些可能性之後，怎樣組織和解釋這類資料，如何考察專業知識傳承史。

  在這個意義上說，成文厚個案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首先，如前所述，在清末民初以後，北京帝制瓦解、國內政權交替，外部世界環境同時也在發生劇烈的變遷。一般認為，這種巨大動盪會對城市商業的發展和現代化不利，但成文厚的個案卻提供了另外的事實。它證明，中小商人在大環境動盪中反而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角色，增強吸收外來文化和外省知識的主觀能動性，接受現代商業知識，提升市場化的能力，取得創業成績。這種現象是僅僅從宏觀經濟史和一般社會學史的角度所看不到的。其次，成文厚的成功還與其家庭企業史有關，它發展了家族書鋪業的上百年傳統，又在20世紀40年代主動轉型，發展成普及現代帳簿會計知識的商業企業，開闢了新的市場渠道。我們在研究該個案時，關注這個企業在城市新商業需求形成的過程中，把行業經營傳統與現代商業新知識結合起來運用的過程，分析該企業的傳統商業現代化對市場化的作用，並從這個角度，考察城市商業現代化的進程。總之，用個案研究法考察成文厚，可以看到民國時期北京商人和商業史變遷特點的具體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