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文厚個案研究

  ——撰寫北京商業史的資料、方法與初步結果[1]

  [法]Christian Lamouroux（藍克利） 董曉萍

  自2006年起，我們搜集北京商業史料，包括商人和商人家庭的口述史，考察民國時期至20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之前的商人活動與社會網絡[2]。根據總項目的目標，同時也根據北京的實際，我們的考察，在主導方向上，不是側重經濟史，而是主要考察城市行業社會網絡的構成、內部行業知識傳承和行業文化內涵。

  在北京民國時期的地方商業史方面，我們相對集中於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兩個十年。在第一個十年中，1928年，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1937年，日軍入侵北京，以後北京淪陷8年；這些重大社會變動都對北京商業史有一定影響，造成了這一段商業資料的缺失[3]。在第二個十年中，北京商業界經歷了「三反」「五反」運動，在階級鬥爭的衝擊下，北京商業史資料再度遭受損失。我們所搜集的資料對該時期的資料不足有所補充；從實際收穫看，這部分搜集資料也以1935年和1952年前後的兩個時間段為主。它們在北京民國時期商業史料發生斷層的情況下，仍保存了一些勾連交結的重要線索，可以幫助我們把兩個時間段的多樣資料聯繫起來進行觀察和分析。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我們在考察中注意到北京成文厚帳簿文具店，是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位於北京傳統商業區西單大街西四缸瓦市139號，1935年在北京始創，其家族企業起源於山東省招遠縣孟格莊村。自清末至民國時期（1821—1949），這個村的農民創建了聲勢很大的書鋪業，主要經營文具紙張和書籍，在國內16個省市建立了「誠文信」和「誠文厚」等著名字號，對內又稱「大書鋪」和「二書鋪」。北京成文厚的創始人劉國樑，是二書鋪成文厚的第三代商人。1909年在孟格莊出生，讀過7年私塾。1925年16歲時，到東北的長春和吉林的成文厚學徒和做事。1935年27歲時，在北京建立成文厚，初任職員，1937年任經理。自20世紀40年代起，劉國樑開始發展帳簿業，把成文厚帶入商業活動的黃金期。1949年，他成為新政府管理下的成文厚公司首任經理，兼同業公會副主席。1953年，他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定性為「嚴重違法戶」並罰款，離開成文厚。1980年，成文厚被中國商業部命名為第一批「中華老字號」。現在成文厚仍然開業，已有74年的歷史，距其晚清家族企業創立已有近200年。

  將劉國樑所開創的成文厚與山東家族企業比較，有兩點不同：一是原家族企業以農村為主，向全國南北城市輻射，所有商人掙錢後仍返回農村定居，而劉國樑是少數定居大城市的家族成員，他的企業以北京為中心，由首都向全國城鄉地區輻射，曾形成「南有立信、北有成文厚」的對立局面，這是他的祖先所沒有做到的。二是他繼承了本家族以字號運作企業的商業組織觀念，在20世紀40年代初，吸收現代會計知識開拓了北京城市帳簿業；在20世紀50年代初，又以發展分號的形式，發展了商業組織新空間，並擴大了會計知識教育面，為成文厚後來的長期鼎盛局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也是他的祖先所沒有做到的。

  根據我們的研究目標，成文厚很快成了我們的一個調查個案。一般認為，在政治動盪和社會不穩定的環境中，商人和商業組織是很難發展的。成文厚卻提供了一個相反的例子，它在北京的兩個十年內都有自己的發展業績，而這種情況是在那種執意找歷史規律的政治經濟史中很難看到的。

  對本個案的調查研究，我們的理論假設是，民國時期北京沒有大型工商企業，要依靠中小工商業維持傳統消費城市運轉，在當時北京兩度失去首都位置的情況下，該城市反而擴大吸收外來文化和外省移民的新知識，發展新興行業文化，給城市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外來市民商人與本地市民相結合，激發了高昂的進取心、創造性和自由發展的高驅動力。他們積極爭取房地產資源，拓展行業空間，組建商業企業新組織，發展城市就業空間，帶來了新的社會分層，同時促進了北京的現代化進程。我們的具體問題有：在北京城市社會的變遷中，傳統行業轉型和行業知識的傳承如何構成城市新社會分層的因素？中小商人怎樣帶來了城市的活力？他們如何搭建獲得外來知識、外省行業知識和現代商業知識的新渠道？商人和市民之間如何通過處理房地產資源擴大企業空間？家族私營商企股份制與城市政府公共組織管理的各自權益怎樣？傳統商戶和現代商企師徒傳承的差異是什麼？大批活躍而流動的中、小商戶與城市社會管理制度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關係的？地方商業史的發展如何加速城市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等等。

  北京的以上兩個十年的商業史料雖然相當缺乏，但所幸在成文厚資料的搜集中，我們獲得了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局和成文厚現任領導班子的支持，搜集到成文厚「老字號」的介紹資料，北京市政府檔案，成文厚所在西單大街一帶的區政府檔案。我們還有機會與認識劉國樑的一批老職工交談，並獲得了劉國樑後代的支持和幫助。[4]因此，我們搜集到了一批相對豐富的商業史文獻和口述資料。這使我們考察和討論上述問題時不至於流於空談。

  本文的結構大體分為兩部分，一是介紹所搜集的資料，討論處理這些資料的可能性，以及用它們撰寫地方商業史的方法與局限；二是利用1949年至1954年的檔案和口述史，對成文厚地方商業史的內涵和價值做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