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

  （一）研究技術與方法的演進

  對兒童發展與教育的研究在策略和技術方法方面也經歷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

  美國的艾溫和布希納爾（Irwin & Bushnell，1980）將西方有關兒童研究的技法歸納為兩種類型：自然研究與實驗室研究。實驗室的研究方法指對影響兒童行為的環境和條件加以控制和操縱，收集、記錄這種特定條件對兒童行為的影響。一般認為，這是心理學研究兒童普遍運用的方法。自然研究是在真實、自然的環境之中，直接觀察收集資料的方法。一些自然科學像天文學等慣常運用直接觀察，作為尋找事物和現象的意義的起點。又如，社會科學中的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也注重運用自然觀察的方法，研究者深入到事情發生的自然環境之中，親臨現場進行觀察，記錄和檢驗自然的與社會創造的外部條件，研究真實環境的特點及其對行為的影響。

  早期兒童研究工作者注重自然觀察法，如20世紀初的嬰兒傳記和日記描述對人的發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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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在西方，由於行為主義觀點的盛行，自然觀察的研究方法顯然存在很大局限，而實驗研究則能具體、深入地研究影響兒童行為的各個方面的因素，並進行數量化分析，這樣就能夠比較準確地判定因果關係。這種研究要求「科學家具有發明才能和極大的技術方面的能力」。因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實驗研究成為進行兒童研究的主要方法，注重研究兒童行為的特定的各個方面。

  儘管這個時期實驗研究占絕對優勢，一些研究者仍未完全放棄在自然環境中對兒童行為做直接的觀察。同時，研究者逐漸發現，實驗的方法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首先，實驗方法不適合他們的課題和被試，學前兒童往往是一些「不合作」的研究對象。其次，實驗方法是人工的，不能使人看到真實生活中多方面因素的相互影響與反應。再次，實驗研究注重定量分析，然而兒童的發展是很複雜的，很多情況下無法定量，而需要進行定性研究。最後，研究兒童還涉及倫理問題，一些實驗研究以兒童為被試，通過創設情境來研究某些不正當的行為，對其心理發展造成的危害是無法彌補的。

  近年來，人們普遍注意到這種方法的缺陷。日本的秋山和夫在其《幼兒教育論》中，對這種現象提出了批評：「幼兒研究方法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非常輕率地使用實驗的方法。」他認為：「在幼兒研究方面，有一種傳統的觀點就是為了掌握成人的行為而去搜集資料，選擇幼兒作為研究對象，把幼兒作為研究的一種手段。基於這種觀點，人們多數是生搬硬套地利用以成人為研究對象的實驗程序，來索取幼兒發展的數據。」

  美國的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1974）稱：「我們的學科是這樣的一門科學，是一種奇怪的環境因素，或是一個奇怪的人，對一個很大程度上是人工背景中的單一兒童的某個孤立的行為的研究。」又批評道：「我們往往長時間地使我們的實驗能夠對一種行為加以支配，以至於難得有足夠的時間對自然情景中的行為的一些方面及其環境作系統的觀察描述……」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西方，自然研究「過時」，由實驗研究取而代之。以後隨著測驗和測量的日益盛行，又進一步加劇了對實驗法的注重。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來，人們對自然的研究重新萌發了興趣。人們注意到，自然的觀察法是能夠較好地掌握幼兒特徵的方法。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皮亞傑的詳盡的自然觀察描述方法對研究兒童的價值才真正為人們所認識。

  近年來，許多研究者試圖吸取自然研究方法與實驗方法的優點，通過創造一種「自然的環境」將二者結合起來。在這種創造的「自然的環境」中進行研究，或是以自然的方式將某些因素控制起來，而不是對被試加以人為的控制。人們發現，以這種創造出來的「自然」環境的技術或策略來檢驗理論和假設，可能是最有效的。這就是研究的「生態學運動」（詳見本章「關於研究的生態化傾向」部分）。於是，出現了現場研究、取樣研究（包括時間取樣和事件取樣）等。現場研究指研究者深入到事情發生的真實環境，進入現場，有時須成為參與者，與被試生活在一起，在此過程中進行研究。「夏令營中兒童集體形成的過程和集體內部關係的研究」就是現場研究的一個典型實例。研究者創設了一個真實生活的情境——夏令營活動，作為兒童行為發生的背景，參加夏令營的兒童互不相識。研究者對被試及其生活場景以及相互作用的各種條件和活動進行了控制。例如，創造條件——以競賽來增強組間的緊張關係和發生敵意的可能性；又如，設置缺水的困境等，造成或引起組間敵意的緩解或消除——全體兒童（或兩組兒童）必須共同努力實現一系列目標，克服困境。時間取樣和事件取樣方法是在自然情景下，對行為及其發生的時間、場所等加以限定、控制，並提高記錄的技術策略，從而觀察研究兒童某些特定的行為。

  蘇聯教育科研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定的演變過程。以往，蘇聯的教育研究注重採用經驗的方法，輕視實驗方法。凱洛夫的《教育學》在20世紀50年代幾乎被視為經典，認為「教育經驗，特別是先進教師、先進學校和其他兒童教育機關以及兒童、青年組織和勞動家庭的經驗，是在新生一代教育與教學方面認識新規律的主要源泉」。書中雖然也提到實驗方法，但它僅從屬於經驗，認為通過實驗發現的規律只是對經驗的補充。我國20世紀50年代主要學習蘇聯，這種觀點對我們有著較深刻的影響，以至於取消統計學，排斥實驗法。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世界潮流的影響，蘇聯研究者對方法論的態度逐漸改變。1976年出版的巴拉諾夫主編的《教育學》在論及研究方法時，實驗法的地位有了明顯上升，與經驗方法不再是從屬關係，而成為並列關係，並且開始注重經驗法中如觀察法、調查法的研究技術的改進，如講究問卷題目的設計，對觀察記錄的資料要求作質和量的分析，確定觀察項目和指標，實驗研究注意採用較嚴格的統計方法。

  蘇聯解體前，有關學前教育方面的研究呈現這樣的態勢：在研究課題上既宏觀又微觀。一方面是越來越廣泛地運用系統觀研究學前教育的問題，如從兒童個性形成和發展的一般問題體系中，研究幼兒德育、智育、體育和美育問題，並注重四育之間關係的研究，從而探索個性全面協調發展的基本規律，創造促進其發展的最佳條件。另一方面是在具體的課題任務上，注重運用實驗方法，逐層深入地研究一個個具體細小的問題；相應地，在研究方式與組織形式上，日趨綜合化，吸收各方面研究人員協同作戰，系統、全面地解決問題，如有關德育研究和小學預備教育的研究。

  西方特別是美國，在研究方法與課題領域上，也呈現出從定性到定量，再到更高層次上的定性與定量的結合，由籠統的綜合整體性研究到局部的個別分析性研究（注意具體細小問題），再到開始注意整個系統研究的重要性。

  總之，無論在西方或在蘇聯，兒童發展和學前教育研究及其方法的發展雖有各自的歷程與特點，但現在的趨勢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即定性與定量結合，綜合整體系統性研究與局部微觀深入研究結合。

  （二）當前兒童發展與學前教育研究總趨向

  1.科學方法與非純粹科學方法並重

  （1）關於研究的生態化傾向。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教育和心理研究出現了生態學現象，強調在真實、自然情境中研究人的心理活動規律與教育規律，提高研究結果在真實生活工作和教育實踐中的可應用性和普遍適用性。這一生態學趨勢的出現，直接源於對實驗室研究模式固有的局限性的反思。

  生態學是19世紀末在生物科學中成長起來的一門科學，研究生物的生存條件及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探索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在研究方法上，一般採用描述性分析方法。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兒童是在真實的自然和社會情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心理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之間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兒童發展的水平、特點和行為的變化，都是這個系統中各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因此，研究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二是生態環境對兒童行為的影響。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對實驗室方法提出了批評。他在1979年發表了《人類發展生態學》，研究「主動成長著的個體與其直接生長於其中的變化著的環境之間的雙向順應過程」。他將兒童的發展放在他的生存環境之中，注重研究各類環境對兒童發展的作用。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兒童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龐大的生態體系，包括微觀環境、中間系統、外部系統與宏觀的大系統，人處於整個生態系統的中心。微觀環境是指人直接參與其間的環境；中間系統指由多個（可能有的）微觀環境同時存在且相互聯繫作用而形成的新的系統；中間系統的外層為外部系統，發展中的個體往往不直接參與，它是通過各渠道對個體產生影響的；最外層為宏觀系統，指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以上所有系統均處於這個大的背景中。人的發展就是在這種層層重疊的系統影響下進行的。隨著兒童的成長發展，微觀環境會增加，當個體進入新環境時，稱「生態變遷」。幼兒發展的生態環境以微觀環境和中間環境為主，如家庭、幼兒園等。

  生態化運動表明，隨著研究的進展和不斷深入，人們意識到，研究工作要從實驗室情景中走向現實環境中，研究分析兒童的真實行為，才能有助於揭示規律，建立和發展理論。否則，其理論是值得懷疑的。生態化運動使兒童發展和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出現的變化是將實驗與自然方法結合起來，將具有人為因素的實驗控制應用於自然環境之中，注重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的統一。強調研究情景必須是自然的，以增加研究的真實性、適用性和可推廣性；同時研究本身又是嚴格的，結果是準確而可靠的。這就是所謂研究的「生態效度」（R.Vasta，美國）。

  （2）關於科學方法與非純粹科學方法的區分。

  以往的研究強調採用科學的方法，即嚴密控制條件，獲取精確數據等。然而近年來，非純粹科學方法日益受到重視，這與生態化傾向密切相關（同時又受到其他人文科學發展的影響，人們開始思考教育研究中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問題）。美籍華人許擇基曾對科學方法與非純粹科學方法加以區分，認為二者之間的不同主要有這樣兩點：一是二者在技術手段方面的區別，如對條件的控制、程序的精確嚴密程度和定量化，以及研究是否需要確立因果關係的假設上有不同。二是二者在研究目的上的區別，即是否以建立知識體系形成理論為主要目的。儘管存在區別和各具不同特點，但二者之間的共同點都是要求有科學的態度。應當認識到，方法的科學性是相對的，重要的是如何去運用它。有些方法可以認為是理想化的科研模式，但卻不適於或很難運用於教育研究。許擇基認為：「有正確的態度比知道如何搞科研更重要，因為它更有助於探索真理。」如此才能使研究遵循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高標準的周密、詳細的觀察，運用系統的理論和慎重下結論等。因而，近年研究的一個趨勢就是研究者更關注科研態度的改進，而不是僅注重數量化分析，其探索致力於將定量分析與定性描述結合，以便增強研究的客觀性。

  2.注重發揮科學研究在解決實踐中提出的問題、推進教改深入中的功能

  近年的研究注重應用性、實踐性課題，研究目的為解決在實踐中提出的值得研究的問題，探索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手段、途徑，因而行動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視。行動研究方法與教育實踐息息相關，是將改革行動與研究工作相結合的研究方式。行動研究的最佳方式是研究者深入實踐過程，與教育實踐工作者共同針對實際的教育活動，不斷提出改革意見、方案或確立研究目標，並依教育實踐的進展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充實或修正方案，提出新的具體目標和任務。行動研究常需多種方法綜合運用，注重將思辨的方法與經驗描述和實驗驗證等方法結合。可以認為，行動研究是在教育科研與教育實踐之間架起的一座橋樑，可增進二者之間的相互反饋，使研究價值增生。行動研究突出發揮了教育科研在解決實踐問題、推動教改深入的功能：教育科研的目的不僅在於認識規律、建立理論、形成能夠說明教育現象的知識體系，更在於改進推動實踐的發展，使研究更直接迅捷地用於改進實際工作，促進教育質量、效益的提高。同時，行動研究便於開展群眾性科研，能夠調動廣大教育實踐一線的教師參加研究的積極性，在研究過程中，增強其事業心和科學育人的熱忱，同時有利於改進教育觀念與行為和提高研究能力，即「在行動中研究，在研究中提高」，從而有效地改進實際工作，並有益於大面積提高教育質量。

  研究方法本身也是學科的認識客體，隨著學科的發展，方法本身也有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研究方法的改進反過來也促進了學科的發展。學前教育科研方法發展的總趨勢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自然研究與人工控制下的研究結合，定性、定量研究結合。一方面將自然科學、數學的定量方法部分地引入教育科研，使教育科研更加科學化；另一方面又需考慮教育科研對象——人的特點以及作為一種複雜社會現象的特點，教育領域很多現象很難量化或不宜量化，片面追求量化反而不科學，仍須採用定性為主的綜合描述法。因此，在教育科研中必須將定性、定量的方法相結合。

  第二，經驗法、思辨方法與實驗法的綜合互補。三種方法各有特點，研究中應注意結合運用，發揮各自優勢，解決教育研究中的問題。

  第三，整體性研究與局部分析性研究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