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史學遺產與建構話語體系

  王：自梁啓超提出「中國史學史的作法」到現在，中國史學史學科已經走過了近90年的歷程，經歷了一些特徵鮮明的發展階段。聽說一些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時，感覺到這些年來的史學史研究模式在現有的基礎上似應有所變化和改進，從而進一步提升史學史研究的學術水平，但怎樣變化和改進卻難以說得清楚。近二三年來，您接連在《史學月刊》《天津社會科學》《河北學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創新問題，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請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相關思考。我們很想知道，是什麼促使您不斷突破過去的研究路數？您提出這些新的想法的源泉來自哪裡？

  瞿：這個問題提得好，可以說，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者都要思考的問題，因為它的確是如何推進中國史學史研究所面臨的新問題。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有必要指出，對於初學者或者說對於年輕的同行們來說，作個案研究與熟悉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全過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只有有了紮實的個案研究的功底，才不會走向無根之談的誤區；只有熟悉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全過程，才能對每一個個案研究的成果做實事求是的、近乎準確的定位，不會走向過分誇大或過於貶低的誤區。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幾起幾落，真正有了長足的發展，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而這個發展，同20世紀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學術界舉辦的關於史學史研究與撰寫的大討論，有密切的關係。這些討論為其後的發展做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甚至也做了專業人才的準備，意義重大。回顧這30多年來的研究，出成果，出人才，都是空前的。隨著歲月的積累，研究隊伍的擴大，面對其他學科的進步和國內外學術的發展，史學史研究者在總結、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你所問到的類似問題。

  說到「研究模式」，這同研究對象與表現形式的關係有密切的聯繫。比如，考察一部史書，大致上會講到它的編撰、內容、思想及價值；評論一個史家，大致上會講到他的經歷、治學範圍、主要成就及評價。這種研究模式可能還會長久地存在，對於初學者和年輕同行更是如此。當然，如果我們思考的是如何推進中國史學史研究深入發展，這種研究模式就難以勝任了。在同大家討論的基礎上，經過思考，我提出了這樣一些想法：第一，做貫通的專題研究；第二，做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第三，做中國史學史上或當今中國史學發展中提出的重要理論問題研究；第四，做中國史學家關於外國歷史和外國史學的研究等。同時，還應當關注外國史學家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研究。這些問題，有的也不是什麼新問題，關鍵是要有這些方面的「問題意識」。新的問題，新的視角，新的理念，都有可能促進研究模式的變化。

  至於中國史學史方面的專書，仍可以按照時代順序撰寫。就目前所見到的專書來看，按時代順序寫的居多，但在分期或分段方面，各書也有區別，甚至是很大的區別，不妨都翻閱翻閱，以比較其長短得失，從中獲得啟示和經驗。中國史學史的專書，還可以按照問題來寫。我在這方面的嘗試是《中華文化通志·史學志》。中國古代的志書，包含一方之史和一方之山川、人物、風土、人情等豐富的內容。用這種體裁來寫史學史，的確是一個嘗試。此後，我又出版了《中國簡明史學史》和《中國史學通論》，前者按出版社的要求，脫胎於《史學志》而略有變化；後者更近於按問題梳理，一一論述。如果以這三本書同我的另一部書《中國史學史綱》做比較的話，雖然內容上有交叉，但在表現形式上是有顯著區別的。總之，不論是按時代，還是按問題，只要有新的認識、新的問題，都是可以嘗試的表述形式。其中，我以為按問題進行研究和撰述，或許會成為當今大家更多關注的形式。

  我之所以考慮這些問題，講一點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因為我對全局想得多一些，對學科建設、學術發展想得多一些罷了，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再說我的這些想法也未必都符合實際情形，只是供大家做參考而已。

  劉：晚清、民國以來，中國史學逐步走向近代。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史學家非常重視對於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譯介與吸納，這是很有必要的。不過，這裡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問題，即我們在較長時期內跟著西方史學走，而對於中國史學遺產的研究相對欠缺。我們在建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方面還有許多地方未盡如人意。您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和前幾年出版的《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再到新近出版的《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都在一步步地探索建構中國史學的話語體系。隨著中國史學的發展，這個問題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您在這方面是否還有許多想法呢？

  瞿：從中外史學關係來看，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受外國史學的影響，遠遠超過中國史學對外國史學的影響。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史學受西方史學的影響；五六十年代受蘇聯史學的影響；80年代以來，在更大的範圍內受西方史學的影響。這些影響有好的方面，也有負面的作用。好的方面是中國史學家開闊了眼界，了解了一些研究歷史的新方法，對新材料的發現和考古學成果更加重視，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近代進化論用以解釋歷史。這對中國史學走向近代起到了推動作用，顧頡剛先生早年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對此有過一些論述。通觀20世紀以來百餘年的史學發展，中國史學始終存在一個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就本質上說，中外史學還未能形成一種「平等對話」的關係。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當然，語言是一大障礙，但並不是唯一的障礙。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障礙，是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固有的優勢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研究。我們必須承認近代西方文化包括近代西方史學有其先進性，有許多值得學習和借鑑的地方，但這並不等於豐富的中國史學遺產在近現代史學發展中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在20世紀漫長的歲月里，豐富的中國史學遺產幾乎被人們忘卻了。直到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召開時，中國史學史教材的編寫問題，作為政府行為被提出來，才引起人們的關注。1962年，白先生的《談史學遺產》一文，提出了關於史學遺產的研究、闡釋的初步設想。1981年，白先生連續發表「談史學遺產答客問」系列文章，由此拓展了研究史學遺產的路徑。事實證明，我們要構建中國史學的話語體系，脫離了有2000多年積累的史學遺產和優良的史學傳統，是不可想像的。從世界範圍來看，這是中國史學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學術資源，也是世界史學的重要部分，中國史學工作者有責任研究它、闡述它，把它的精華傳播到世界各地，使人們得以認識這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如《尚書》所蘊含的歷史借鑑思想，《左傳》優美的敘事，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核心的歷史哲學，劉知幾《史通》的史學批判精神和史學審美意識，杜佑《通典》凸顯的國家職能和社會結構的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認識論，司馬光《資治通鑑》以「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為中心的歷史撰述思想，王夫之《讀通鑑論》以經世致用為宗旨的史學觀，章學誠《文史通義》極具思辨色彩的說文論史所包含的深刻見解等，在世界史學發展史上，都應有各自的位置，為人們所重視和研究。倘若中國學人果真能使這些史學家及其思想精華、皇皇巨著「走出去」，這將是中國史學話語權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推進中國史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路徑之一。

  至於我撰寫的和我主編的那幾本書，前面已經講到，它們只是反映了自己治學的旨趣和意向，它們表明，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深入，離不開對理論的追求，既包含歷史理論即史學家對客觀歷史的認識，也包含史學理論即史學家對自身研究對象——史學的認識。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中國史學家群體的共同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積累才能逐步做到的。

  王：既然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中國史學家群體的共同追求，那麼建構話語體系的核心是什麼呢？圍繞中國史學話語體系這個目標，史學工作者在理論上和歷史撰述上應當做怎樣的努力？

  瞿：從中國史學史這個學科來講，首先要有構成體系的概念和範疇，這些概念和範疇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理論支柱。我們講中國古代史學家的歷史理論，離不開天人古今、時勢理道這些概念和範疇；我們講中國古代史學家的史學理論，總要說到德、才、學、識，信史，致用，資治，勸誡這些概念和範疇。從史學史拓展到歷史，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來看，社會發展、社會形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鬥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人民群眾和傑出人物、國家和法以及意識形態等，也是一些基本概念和範疇。沒有這些理論上的支柱，話語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在這裡，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要清醒地認識到概念和範疇絕不是教條，不能用它來剪裁史學的內容或歷史的內容，它們本是從實際中抽象出來的，因而對於它們的運用是把它們返回到實際中去，用以說明新的實際並進一步豐富自身的內涵。在這方面，中國史學是有過嚴重教訓的，我們不應當重蹈覆轍。

  第二，要有問題意識，尤其要敢於提出具有共性的問題並發表自己的認識，進而引發同行的研究和討論，不斷獲得新的認識，社會影響也隨之擴大。如此循環往復，日日新，又日新，不僅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也使話語體系的構建更加完善起來。現在的問題是，外國學者提出了問題並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學者起而響應，不論是「跟著講」還是「接著講」，都是直接、間接地為外國學者豐富話語體系。這種情況應有所改變，因此，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新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

  費孝通先生有幾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位中外著名的社會學家把這幾句話概括為「文化自覺」。中國史學工作者，尤其是年輕的史學工作者，應當有這種自覺和自信。東西方文化傳統不一樣，人們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在文字表述上的差異也非常大。西方學者重邏輯是優點，中國學者重事實也是優點；西方學者重思辨是優點，中國學者重簡捷也是優點，在這些方面，我們一定要有這種自覺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