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會應當重視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

  劉：中國史學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述往事，思來者」。清人龔自珍強調：「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毛澤東把史學的作用提到更高的位置，他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表明，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是貫穿古今的。最近讀到您2011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一書，從這書的自序來看，您認為史學在當今社會中的位置還有加以強調的必要，請您就這個問題做一些分析。

  瞿：許多人都說重視歷史，為什麼？因為歷史積澱著人類創造的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人類的文明都是歷史的產物。作為文明的承擔者，人（不包括有偏見和精神不正常的人）本應重視歷史，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從普遍的意義上說的。如果從人的切身利益來看，歷史中蘊含著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理想和智慧，對後人具有啟示和教育作用，你所引用的司馬遷和龔自珍的話，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司馬遷和龔自珍的話里，都包含著「史學」的意思，即人們是通過史學家寫出來的史書而認識歷史中所蘊含的「道」的。既然如此，那麼凡是表明重視歷史的人，都應合乎邏輯地重視史書和與此相聯繫的史學活動，一言以蔽之，都應重視史學。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現實生活中，「重視」歷史而輕視史學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其實，這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學理問題，而是人們忽略了一個普通的常識，即人們之所以能了解歷史，認識歷史，甚至懂得歷史，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史學。換言之，歷史學的第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使人們通過史學得以認識歷史，進而懂得向歷史學習，從歷史中尋求聰明和智慧，致力於當前的和未來的事業。

  許多年來，在不同的場合所見到的和聽到的種種不同的「重視」歷史、輕視史學的人和事，我的內心總是不能平靜，總是希望人們因為重視歷史而不輕視史學。白先生在大家祝賀他九十華誕的大會上說過一句話：「不重視史學，不是一個民族的光榮！」老先生說話的口氣可謂溫良恭儉讓，可是當我們細想這句話時，不難窺見先生內心深處那種期待，期待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既重視歷史又重視史學的民族，或者說是一個因重視歷史而重視史學的民族。我的那本論集《史學在社會中位置》不是一本系統的著作，而是一本反映我這些年來對社會的期待，對史學在社會中有一個合理位置的期待。

  王：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重視歷史撰述的文字表述的審美要求。古人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劉知幾評史書講「敘事之美」，顧炎武和章學誠也都強調史文的表述功夫。白壽彝先生提出了「歷史文學」的概念，以「準確」「凝練」「生動」為史文表述的標準。我們在讀您的著作中，深感您的文風平實但不平淡，流暢但不浮華，讀來有一種吸引力。這種文風是我們青年史學工作者欠缺的。當前史學界在文風上存在哪些問題？請問一個史學工作者怎樣才能寫出一手好文章？

  瞿：是的，對於史書的文字表述的審美要求，的確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辭宗丘明，直歸南董。」這裡就高度評價了《左傳》的文辭，可見這個優良傳統形成的久遠。劉知幾說的「國史之美，以敘事為先」，不僅明確地提出了文字表述的審美觀念，而且把這種審美的要求置於重要的位置。宋人吳縝把「文采」列為作史的三原則之一，而梁啓超又繼承了吳縝的觀點，認為「文采」是史家具有「史才」的突出表現之一。白先生提出「歷史文學」這一概念，並在區別兩種歷史文學的基礎上，結合歷史學的傳統，認為「歷史文學是指真實的歷史記載所具有的藝術性的文字表述」。白先生從寫人物、寫語言、論戰爭、表世態等幾個方面舉例說明中國史學重視歷史文學的傳統。他還認為，顧炎武論「文章繁簡」也是這個傳統的表現。此外，他還談到文史關係而尤其強調「文中見史」的特點。儘管「文中見史」的情形已超出了「史學家對於歷史的文字表述」的範圍，但這是值得史學家關注的。一方面是文史關係的密切，一方面是「文中見史」的「史」同樣值得史學家重視。由此可見，白先生所說「歷史文學」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近30多年來，文史學家對「歷史文學」的探討，發表了許多文章，討論中也出現了一些歧異；同時，由於文學研究者討論的是文學、藝術作品，而史學研究者討論的是「史學家對於歷史的文字表述」，為了不至於被誤解、被混淆，我們在討論中國史學上的歷史文學傳統時，是不是可以同時表明這是一個史學審美的問題，這也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史學上「歷史文學」傳統的性質。

  說到當前的文風，看得重一點，似可用七個字概括：浮躁，隨意，修養差。「浮躁」往往表現為用誇張的語句把研究對象的價值及本人所做的研究結論，一併予以放大、抬高。「隨意」的表現是遣詞造句的草率，以至於炫耀庸俗，如某電視媒體的一則GG詞中說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時，一群孩子接著說「核桃仁」「杏仁」「花生仁」之類的話。孔子倡言的「仁」在這裡竟然同「核桃仁」「杏仁」「花生仁」之類的詞語直接聯繫起來甚至等同起來，這種踐踏文化的行為，不應當理直氣壯地對它大聲說「不」嗎！還有，一個「給力」被發明出來，一時間成了時髦，處處被套用，弄得人們頭暈目眩，這種一風吹的隨意性使人啼笑皆非。「修養差」的表現是用語失范，這種事例俯拾皆是，而且是一些最基本的用語，「其間」常被誤作「期間」，「既然」常被寫成「即然」，而「即使」又被寫成「既使」，「作客」寫成「做客」等。這種「修養差」的事例看來是「小事」，但若把這些「小事」積累起來，那就是反映民族素質的大事了。我以為，整肅文風是全社會的大事，因為文風也是學風的一種反映。

  

  青年史學工作者的確應當在培養良好的文風方面下些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體會這句話的意思是，古往今來，關於文章的進退得失，其中的甘苦憂樂，作者本人是最清楚不過的了。因此，自古以來，有許多學人在探索文章之道。前人說的「文以載道」「文貴天成」「文章當有益於天下」等，都可以看作對於文章本質與功能的認識。結合專業來說，在當今，一個史學工作者要學會寫文章、寫好文章，我有幾點膚淺的體會：第一，要有一定的理論修養，這是決定文章得以「明道」的關鍵；第二，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於寫文章的社會目的要有明確的認識；第三，要有時代感與歷史感相結合的思想境界，使專業的特點與社會價值蘊含在文章之中；第四，要努力寫得平實、流暢；第五，勤於訓練，善於反思，在感悟與勤奮中不斷提高撰述水平。「文貴天成」是很高的目標，上述幾點的綜合同「心得」結合起來，或許是走向這個目標的路徑。當然，寫文章尤其是寫好文章，是長期積累才能做到的。由於不斷積累，方可「閎於其中」，有了「閎於其中」，自可「肆於其外」，這是一個學人終生追求的目標和境界。在這裡，信心和恆心是最重要的。

  劉：學習中國史學史，使我們懂得，歷史研究要為公眾提供正確的歷史知識與啟發人的歷史智慧。顧頡剛先生、吳晗先生等史學家都非常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與《外國歷史小叢書》在當時受到廣泛的歡迎。近十多年來，「說書」似的講史和五花八門的庸俗「歷史讀物」充斥於社會。一方面是公眾對於歷史知識的渴求，另一方面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在這股歷史炒作中，處於尷尬的境地。面對這種形勢，史學工作者是不是應該寫一點大眾愛讀的歷史讀物呢？如果要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史學工作者應當從哪裡入手？

  瞿：這是近年來一個普遍性問題，也是時時使人感到不安的問題。從國家和民族的層面看，歷史是神聖的；從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看，歷史是嚴肅的。因此，史學工作不論採取何種形式，面對哪些社會群體，都應維護和堅守這種神聖性和嚴肅性，這是一切史學活動都應遵守的基本的職業操守和社會道德原則。

  老一輩史學家十分重視普及歷史知識，因為他們深知這是提高全民族素質所需要的，這是他們的基本出發點。當下的網絡媒體所開辦的什麼「講壇」，平面媒體出版的某某人講什麼，也是這個基本出發點嗎？恐怕不是。前者為的是「收視率」，後者為的是「經濟效益」，這是事物的本質所在。十分清楚，這是兩種不同的出發點，不可同日而語啊！

  幾年前，《社會科學戰線》雜誌在北京舉辦座談會，探討在新形勢下如何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和各種媒體的社會責任等問題，給人們許多啟發。近日，我在《光明日報》（2014年1月15日第14版）上讀到一篇題為《歷史讀物的庸俗化不可取》的文章，該文指出：在史學的繁榮中也夾雜著一些脫離歷史本真的趨向，即史學研究和表述的庸俗化趨向。歷史知識的庸俗化，如果任其發展，不僅有違於學術的本真，而且誤導讀者，影響大眾心理，尤其是成長中的年青一代。從群眾路線的角度出發看問題，當前我們應該特別強調史學為人民服務的功用。需要歷史研究者下大功夫，在真實性的基礎上，表現歷史的多樣性，講求表述的生動性，從而使更多的歷史讀物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等等。這些看法都很好。我認為，平面媒體以開座談會的形式發表一些針對把歷史讀物庸俗化做法的批評文章，很有必要。這樣做的目的，不是針對某人或某事，而是在提醒社會公眾不要受庸俗讀物的誤導。有一種觀點認為，大眾媒體的任務之一，就是給大眾帶來娛樂。不錯，在文化多元發展的今天，娛樂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同時也要看到，在娛樂化素材十分豐富的今天，一定要把祖國歷史加以曲解、塗改而加入「娛樂」的行列嗎？當然不可以！如果有更多的媒體以開座談會討論問題並發表座談紀要的做法，或者發表把歷史庸俗化趨向的批評文章，形成一種積極的、健康的氛圍，進而遏制這種不良趨向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史學工作者在專業方面承擔著普及和提高的雙重責任，即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在當前，史學工作者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應該並且能夠大有作為，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要提高對於普及歷史知識重要性的認識，積極開展有關這方面的評論，擴大優秀歷史讀物的社會影響，批評庸俗「歷史讀物」的不良學風及其危害，以此提高公眾的鑑別能力和閱讀水平。二是編輯、出版近代以來史學家們撰寫的名篇，可以提名「中國歷史名篇匯萃」，如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翦伯贊的《內蒙訪古》、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白壽彝的《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等，都可視為入選的名篇。三是史學工作者通力合作，撰寫一部大型的、既反映當代學術水平又深入淺出的《中國史話》，向公眾傳播正確的歷史知識。四是營造有利於史學工作者致力於通俗歷史讀物撰寫的良好氛圍與評論機制，去掉所謂「不是研究成果」的「緊箍咒」。當然，做好這幾個方面的事情，要靠社會的力量、群體的合作、媒體的支持和史學工作者個人的努力。總之，在這方面我們要面對現實，增強信心，努力工作，終究會有收穫的。

  劉、王：謝謝您給我們談了這麼多問題，使我們深受教益，有些問題我們還要深入思考，慢慢消化，一定會有更多的啟示。祝您在新的一年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瞿：你們的這次採訪，促使我想到很多問題，有老問題，也有新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再思考，對於我來說，都是進一步學習的機會。我所講的這些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認識，未必都很中肯，有的認識是我近年來才觸及的，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思考是無止境的，學術的進境也是無止境的。1964年2月，我報考並被錄取為白壽彝先生的研究生，至今整整五十年。這是一種巧合。我真誠地謝謝你們對我的採訪，也請你們轉達我對《史學史研究》編輯部的謝意。

  [1] 載《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