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斷代和會通之間

  ——瞿林東先生談中國史學史研究[1]

  瞿林東 周文玖

  一、從《唐代史學論稿》談起

  周：瞿先生，您好！感謝您做出安排，接受《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委託我對您進行的學術專訪。我讀到的您的第一本書是《唐代史學論稿》，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唐代史學論稿》中的每一篇論文都是很精湛的，這本書仍是學習唐代史學的很有價值的參考書。您在這書的《自序》中談到，您40歲時的學術履歷表仍是空白，於是決心「破釜沉舟」，以研究中國史學史為業，並首先選擇唐代史學作為研究領域。此後，您的論文、著作頻頻發表、出版，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在您那輩學者中都是突出的，也讓後輩學者受到鼓舞。從過去您的一些閒談中，我逐漸感覺到，您在《自序》中的說明還是太謙虛了。事實上，您跟白壽彝先生做研究生時，已經具備了很好的學術功力和很強的論文撰寫能力。「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學術研究停滯了，但您在艱苦的環境下，卻一直堅持發奮讀書，並在1979年以後寫了不少有關地方史的文章，在當地頗有影響。因此，當全國的學術研究走上正軌，您就很快步入學術界。我這樣理解，不知您是否贊同；可否再為我們詳細談談您的治學歷程？

  瞿：這個問題對我來講確實很重要。因為研究唐代史學，可以說是我學術研究的第一步。那我們就從《唐代史學論稿》這本書開始談吧。《唐代史學論稿》這部書，1989年出版；時隔25年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增訂本，補充了1989年之後我陸陸續續寫的八、九篇關於唐代史學的文章。為此，我非常感謝高等教育出版社！初版約30萬字，增訂本是45萬字。另外，國家社科基金有一個「外譯」項目，2015年全國評出300種書，《唐代史學論稿（增訂本）》也入圍了，而最後被確定「外譯」的，只有一百多種。不管怎麼說，這本書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我去台灣參加學術會議，台灣的學者跟我說，「我們知道大陸有個學者叫瞿林東，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這是因為，它是當時大陸第一本關於斷代史學研究的著作。你說「每一篇都很精湛」，這是過譽了。現在看來，有的文章是比較深刻的，有的文章還是稍微淺了一點。總的來說，每一篇都寫得比較認真，比較踏實。今天看來，確實還有它的參考價值。

  關於「破釜沉舟」，要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白先生讓我再回到史學史上來說起。1977年年初，我去看白先生。我那時已經40歲了，而且跟先生也有多年沒見面了，所以就不好直接向先生請教「該研究什麼問題」，只好委婉的請教問先生：「先生您看我今後讀點什麼書啊？」白先生當即明確指出，說：「那當然還是讀史學史的書！」聽了他這一句話，我就決定了下一步該怎麼走——回到史學史上來。當時，我在內蒙古通遼師院教中國古代史，從1973年開始一直沒有間斷過，但白先生說了這句話，使我明白了老師的意思，所以把民族史、斷代史研究的可能都排除了，決心回到史學史這個領域。記得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本《史通》，兩塊八毛錢，我跑了三趟新華書店，才下決心買下來，因為當時經濟上很困難。

  白先生只說了那一句話，我也不好意思再問：「史學史從哪裡開始研究呢？」我就考慮，如果研究史學史，那很可能從司馬遷《史記》開始，因為司馬遷在史學史上地位高，影響大。當時我手頭有一本中華書局出版的司馬遷《史記》研究目錄索引，我一看，成果這麼多，目錄都有一本！要把它們都看了，很困難，有的資料也無法找到。這樣我就放棄了從中國史學早期階段進行研究的計劃。因為對唐代歷史比較感興趣，所以我決定從唐代做起。這一決定還有一個考慮，20世紀60年代初，白先生寫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只寫到「劉知幾的史學」，於是我產生了一個樸素的想法，想繼承老師的事業，從唐代開始往下寫。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通過我的初步的學術調查，發現唐代史學研究的成果不多，只有劉知幾的研究受到關注，還有三四篇研究杜佑的文章，確有很多領域可以開墾。為什麼是「破釜沉舟」呢？這是當時真實的心境。因為自己在40歲的年紀才選定一個研究領域，時間已經不允許我再猶豫不決了，所以說是「破釜沉舟」啊，成也是它，敗也是它，絕不猶豫了。這篇《自序》談的「窗前，燈下」，「酷暑，嚴寒」等，確實也感動了不少年輕人。書中的文章都是在條件比較艱苦的時候寫出來的，所以這本書對我來講很重要。

  你說的「儘管條件極其艱苦，卻一直堅持發奮讀書」，那是因為在潛意識裡有一個信念，就是「不能給老師丟臉」，所以不敢放鬆，哪怕做的事情與史學史無關，也要努力做好。從我自己來說，也一直有讀書、作文的習慣。你講到我「寫了一些關於地方史的文章」，我今天都還在向博士生們強調，這是一種對待工作的態度，即「不因其小而不為」，這是為所在地方出力的機會。我們研究史學史，到地方去，就應該與地方需要結合起來。這對我們自己的專業可能不重要，但對地方卻很重要。

  我寫的那些關於地方史的文章，可以說是在偶然的機會把我的積極性激發出來了。1979年，新中國成立30周年前夕，內蒙古《哲里木報》的總編希望推出一些比較有分量的文章，就派人跟我約稿。什麼是「有分量的文章」？誰都不好界定。我就建議，作一篇關於哲理木地理沿革和歷史概況的文章。因為我曾經在1975年參加過吉林省博物館考古隊和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在通遼市進行的一次文物普查活動。在這前後，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對哲里木的地理沿革和歷史概況做了初步的摸索。在普查活動過程中，也見過一些遺址、實物，像遼金古城、金代界壕、唐二彩、定窯瓷器、漢代大鏵犁等。《哲里木報》來約稿，我就在《哲里木報》上發表文章，每篇有個小標題，連載了十多期，總題目叫作《哲里木歷史縱橫談》，一下子「出了名」。上到盟委書記，下到百貨商店的售貨員，都願意讀那些文章。我的同事到市里買東西，就有人問他們：「你們通遼師院瞿老師寫的那個《縱橫談》，後面還有沒有啦？」盟委書記在一次會議報告裡講：「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同志，像瞿林東老師那樣，來關注我們哲里木的歷史。」我因此進一步認識到，要把我們學到的知識，運用到需要的地方，是很有意義的。你說「寫了不少有關地方史的文章，在當地頗有影響」，這話不錯。這也是我人生中值得回憶的一段歷程，我把它簡稱為「草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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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一段歷史，我有很多話可講，畢竟在那裡工作了13年。值得慶幸的是，沒有放棄學術。「文化大革命」一結束，能夠較快地步入正軌。當時我也下了很大的決心，覺得時間都耽誤了，不抓緊不行，從而贏得了兩三年的時間，這在最早的起步階段是很重要的。

  周：所以我覺得，您跟很多同輩同行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您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學術的思路和基礎就已經有一定厚度了。

  瞿：「厚度」談不上，只是具備了一些適應的能力。關於這一點，我回想自己的過去，覺得大學的基本訓練非常要緊。我的大學訓練，有幾點讓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選修課的開設，這是白先生的教育思想。他主張縮短兩門通史課的課程，開大量的選修課。選修課有兩個好處，一個好處是通過促進青年教師開選修課，推動他們的科研能力的提高。選修課的內容比通史、斷代史要深刻得多，可以激發青年教師的科研動力。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拓展學生的視野，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自主選擇課程。而且當時的選修課沒有現在這麼多的作業，學生不會因為作業而失去對課程的興趣。

  二是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設置，起的作用非常大。我們本科是五年制，第四學年要交一篇學年論文，為畢業論文做準備，第五學年再交一篇畢業論文。撰寫論文之前，系裡會公布一些老師出的選題，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

  周：您當時選的什麼論文題目？

  瞿：我選的論文題目是《論春秋時期各族關係》，這是趙光賢先生出的題。十幾年後發表出來時，叫作《論春秋時期各族的融合》。這個題目是四年級時出的，總體目標是要研究中原的諸華、諸夏同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族的關係。但是我在四年級沒有做完，只做了「諸華、諸夏與北方狄族的關係」。趙先生覺得我做得還不錯，所以畢業論文就要我接著做。那篇畢業論文，我寫了三萬字，好像是全年級最長的一篇，而且這個題目也沒有人做過。後來聽一位老師跟我說，當時在關於學生畢業論文的總結會上，白先生特意提到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在四五年級時寫成的，用了很多精力，自己很珍惜，所以文章的草稿我一直留在身邊，所謂「敝帚自珍」吧！以後到內蒙古，下鄉勞動，我住在大隊保管員的辦公室，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就把文章草稿拿出來重新整理。整理後的文章不足三萬字，約兩萬六千字。1980年，我把它寄給《學習與探索》編輯部。這篇文章在1981年《學習與探索》第1期發表了。也是在1981年，我回到北京，就把這期雜誌送給趙光賢先生，說：「趙先生，這是18年前您指導的我的畢業論文。」趙先生很高興，還要求他當時指導的研究生研究春秋時期前後的民族關係。我的體會是，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這個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那是極好的提高機會。這個過程仍然是一個讀書的過程，要讀《詩經》《左傳》《國語》等書，還要閱讀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如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實》等。現代學者如馬長壽、蒙文通的著作，也在閱讀範圍之內。這些閱讀，直到今天我都在受益。

  周：您能結合唐代史學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談談您在研究過程中的心情和感受嗎？

  瞿：好的，我們似乎說得太遠了。我當時的心情，在《唐代史學論稿》自序中有清晰的表述，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下定決心」和「奮起直追」。所謂「決心」，就是確定研究領域或者研究方向；所謂「追」，就是「追」回那逝去的歲月。這就是研究唐代史學起步時的心情。

  我研究唐代史學的步驟，大致有三個環節：一是做「唐代史學編年」，大約有十萬字，同時積累了一些問題；二是研究和撰寫專題，從札記到長篇論文；三是對唐代史學做整體概括。在這方面的考慮，當時是自覺的和明確的。

  至於研究過程中的感受，總的看來是被一種興奮的情緒所籠罩著。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是自己下了決心，思想集中；二是被研究對象所激動，如《隋書》史論與總結歷史經驗的關係，《南史》《北史》同民族交往與國家統一的關係，柳宗元史論的境界和價值，杜佑《通典》的旨趣、結構和史論，中晚唐史學家對史學認識的深入，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撰寫，不能不讓人感到興奮。

  周：那您是否也曾經遇到過困難？您是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的呢？

  瞿：當然遇到過困難，也產生過困惑，這是避免不了的。首先是資料方面的困難，如查閱《全唐文》，是到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翻閱塵封已久的《全唐文》；閱讀《通典》，用的是萬有文庫的本子，字很小；有的書，要到「叢書集成初編」中去耐心查找……當然，更大的困難還是研究中遇到的困難。如研究唐代譜牒之學時，就想弄清它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牒之學的關係，於是寫信請教廈門大學的韓國磐先生；有人質疑我寫的《韓愈與〈順宗實錄〉》一文時，我寫了答辯文章，為了檢驗我的文章是否有答辯分量，我把文章寄給河北師院（今河北師範大學）的胡如雷先生和遼寧大學的陳光崇先生，請他們批評、指正；在起步之初，我也曾把自己的研究計劃向漆俠先生請教過；等等。所有這些，都得到了積極的回應和有力的支持與鼓勵。我在當時就是這樣來「克服」困難的。回想起來，我十分感謝這些給予我幫助的學術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