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求史學史的「通」

  周：中國史學史上有斷代和會通兩種學術旨趣，從您的治學路徑看，您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用功於唐代史學，以後逐步追求史學史的「通」，出版了20世紀獨力撰寫的部帙最大的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國史學史綱》；另一個比較明顯的軌跡是從重點研究史學史到重點對史學理論的探討。這些變化您是有計劃進行的，還是有其他因素？研究中國史學史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具有怎樣的意義？

  瞿：在研究工作開始階段，確定一個比較穩定的研究領域，是一種自覺的行為，當時就覺得不能盲目地、沒有章法地進行研究，所以選擇了唐代史學。

  從專注於唐代史學，到追求史學史的「通」，也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簡單說來，唐代史學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這是「通」的自然規律。第二，當初決定研究唐代史學時，也有一個模糊的考慮，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往下可以研究兩宋史學。第三，激發我走向「通」，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當時我們史學所沒有一部貫通的「中國史學史」，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精神壓力。

  走向「通」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這是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認為，邁向「通」這一步，從學術發展上來講，是對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發表的，《唐代史學論稿》是1989年出版的，其間相隔了十一年。1999年，出版了《中國史學史綱》。從1978年到1999年，這之間經歷了21年。前十年集中做斷代研究，後十年轉向「通」的研究。這就是從「斷代」走向「貫通」的一個漫長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是我摸索著走向史學史之「通」的年代。這10年中，我是自覺地、有時也是被「逼」著朝著「通」的方向努力。回想起來，大致有這樣幾條路徑。一是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系列文章。看起來，這個系列文章是按專題或範疇來寫的，但不論是專題還是範疇，為了說明問題，也需要上下貫穿，前後聯繫，無疑是包含著「通」的訴求。二是寫《中華文化通志·史學志》。這是按志書的體例來寫中國史學史。在具體處理上，我首先寫了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這當然是要求上下貫通的；而大部分內容是按較宏觀的專題來寫，因每一專題內涵豐富，故其中有更大的空間來貫穿古今的「通」。有了這兩條路徑，第三條路徑就顯得「順利」一些，這就是90年代末撰寫的《中國史學史綱》。這些年來，不少讀過《中國史學史綱》的朋友反映，《中國史學史綱》在「通」的基礎上還突出地顯示出史學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想著重說的是，「通」是專史的首要的要求，同時也是致力於有關大型學術工程的重要條件，這一點我多少有一些體會。如我主編的《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三卷本）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三卷本），一是文獻整理，一是理論研究，它們都以不同的表現形式貫穿著「通」的理念，這也可以看成是章學誠所說的「史意」的一種反映。

  總之，重複地說，「通」，一方面使你的知識更豐富，另一方面也使你的研究有更加準確的定位。「通」的另一個意義，是你參與或主持一個重大學術工程的知識基礎和思想基礎。如果沒有「通」的思想和大致「通」的知識儲備，你無法駕馭一個重大的學術工程。前賢講究的「通識」，是我們在治學上追求的目標之一。

  為什麼說研究中國史學史，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呢？這是因為，不研究學科發展史，就難以概括出它的理論問題。理論問題是在研究學科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的。史學史研究是提出問題的基礎、土壤。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概括出史學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所謂「理」在「勢」中，就是這個道理。

  

  史學史研究要求我們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時候，要向理論方面發展，這也是一個規律。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於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是具有根本性的基礎作用的。要反映出「具有中國特色」，就必須對中國史學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只有對史學史有深入研究，才能提出理論問題。比如說，史家修養，孔子、孟子講「事、文、義」，到劉知幾講「才、學、識」，到吳縝講「事實、褒貶、文采」，再到章學誠、梁啓超，這條線索非常清楚。其他主題也是如此，比如體裁、體例，杜預、劉知幾都講過；再如史法、史義，從范曄、劉知幾、葉適直到章學誠，這些我們都能梳理下來。這樣寫出來的史學理論，應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我們還有一個傳統，是我經常說的「未嘗離事而言理」。這就是說，不離開史學發展來講理論，讀者會比較容易理解。西方學人講邏輯，這是西方的特色；「未嘗離事而言理」，是中國的特色，二者可以同時存在。

  周：1987年，您在《史學理論》（現《史學理論研究》的前身）發表《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文章，這是較早對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做出自覺區分的文章，這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對中國的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建設影響很大，請回憶一下您寫這個文章的初衷。以後您對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分別探討且取得豐碩的成果，是不是建立在這樣概念區分的邏輯基點上進行的？

  瞿：從「會通」的觀念來看，從史學史研究走向史學的理論研究，這也是一種會通，是提升了一個層次的會通。你說的這篇文章之所以產生，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為了呼應陳啟能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在1986年12月3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提出了當時人們在研究理論時需要思考和探討的問題。他的觀點大致是：「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僅一字之差，但是研究對象是不一樣的。他指出，「現在我們討論的問題，多數是關於歷史理論的，較少涉及史學理論」，進而指出，「要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加強史學理論的討論」。

  1987年，《史學理論》創刊，陳啟能教授希望我能在創刊號上發一篇文章，因為長文章來不及寫，他希望我在「史學沙龍」欄目寫一篇文章，文章不需要太長，四五千字即可。我為了呼應他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就寫了這篇《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他是從西方史學的角度進行闡述的，我就從中國史學的角度來說明問題；他的闡述和近現代史學結合得比較密切，我就和古代史學聯繫緊密一點。這是文章問世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形成對「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分的意識，要比這早一點。我早先讀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李大釗特別強調：「歷史理論如果沒有建立起來，歷史學這門學科是不能成立的。」此外，1983年我參與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的撰寫。白先生說，他在「文化大革命」前開過「史學概論」這門課，但講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對這樣的講法他並不滿意，並為此而困惑。再者，列寧曾提出，馬克思以前的歷史理論有兩個缺點。列寧用了「歷史理論」這個詞，我腦中一直留有印象。所以，陳啟能教授的文章一發表，我就很清楚他要表達什麼，我可能補充什麼。

  此後，我就更加注重這個問題的發掘了。在三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導言」里，我考察了恩格斯關於歷史理論的一些觀點。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里說到，「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對人類的兩大貢獻。在另一處，他換了一種說法，說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是他的兩大貢獻。看來，你的判斷是對的，從1987年以後，我確實有一種把「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明確區分開來進行研究的自覺意識。我出版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中國史學通論》，顯然是沿著史學理論的思路進行研究的結晶，而2011年出版的我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探究的則是古代史家關於客觀歷史的理論認識。而我主編的《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2]，也是以歷史理論、史學理論、史學史三個部分分類編纂的。

  當然，今天我們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點成績，也只是個開始。中國的史籍太豐富了，不論是研究中國的「歷史理論」還是「史學理論」，都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