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看待20世紀中國史學

  周：您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研究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一書。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委託您主持選編了大型叢書《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內收20世紀30多位史學家的50多部著作，您還特別重視將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選入其中，表現了與當時忽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不同旨趣。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您認為值得注意的問題有哪些？如何評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地位？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其他史學流派的關係？

  瞿：這個問題問得好！無論是從史學史研究的角度，還是從史學理論研究的角度，20世紀中國史學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從史學史之「通」的要求來講，20世紀中國史學也在「通」的範圍之內。其次，雖然從繼承史學遺產的角度我們討論中國古代史學更多一點，但若論中國史學與當前的歷史運動有什麼樣的關係，20世紀中國史學的影響要更加直接一些。不過，這個問題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我可能難以說得周全。

  我曾經在一篇千字文里對「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做了概括。這篇千字文發表在1997年9月18日天津《今晚報》上。《今晚報》當時設立過一個欄目，叫「日知錄」，每篇一千字左右。欄目向我約稿，我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就寫了《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這篇千字文，我的基本觀點是：

  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從世紀開始時就有「新史學」的提出，如今將要走過一個世紀的歷程。百年之中，學派林立，名家輩出，碩果紛陳，或推重方法，或講求史料，或倡言史觀，林林總總，可謂輝煌。今天，人們面對百年史學，不論是回顧，是總結，是批判繼承，是重新評價，該從何談起呢？儘管見仁見智在所難免，而學術史的研究畢竟是嚴肅的事業，需要人們嚴肅對待；同時，史學同任何事物一樣，其發展也必有基本的和本質的方面，也需要人們認真對待。基於這一認識，我以為，從中國史學發展之總的進程來看，從史學的本質屬性來看，歷史觀的進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認清這一點，是把握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關鍵。

  我提出這個基本觀點有三個根據。第一，歷史觀的進步是史學發展的趨勢之一，而近代進化論和唯物史觀是20世紀中國史學在歷史觀上的兩次根本性的變革。第二，「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啓超和唯物史觀的倡導者李大釗都強調歷史觀的重要，因為歷史觀決定了史學的思想走向。第三，歷史觀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的不同解釋，進而影響到人們從這種不同的解釋中獲得對歷史的不同認識。

  

  兩年後，我應《深圳特區報》之約，在該報發表《彰往察來：中國史學百年回眸》一文（1990年10月17日）。我的《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一書漏收了這篇文章，這裡我們不妨說說這篇文章。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一是要考察史學自身的發展，二是要注意到史學在歷史變動中的變化，三是史學在發展中的得失利害。當然，三者之間是密切聯繫的。這裡，我們圍繞「得失利害」的相關問題回顧一下。當時，我提出這樣幾個問題來和讀者尤其是同行共同思考：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麼？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麼？20世紀中國史學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20世紀中國史學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麼？

  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篇「千字文」已經講到了，就不再重複。這裡要說的是，20世紀中國史學在歷史觀上的進步表現為兩個發展階段，即從古代歷史思想之積極成果即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一個階段完成於20世紀初；後一個階段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得到廣泛傳播。這兩個階段都是中國史學上具有根本性質的變革，前者改變了國人對於歷史的觀念，而後者則使歷史學走上了科學發展的道路。關於進化論和唯物史觀如何引入，如何傳播，如何確立，如何改變史學面貌，論者多有闡說，足資參考。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儘管歷史觀也在不斷地進步；但是，在20世紀百年中，歷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

  那麼，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麼呢？是中國通史的研究與撰述。20世紀中國史學的成就異常輝煌：從世紀之初新史料的發現推動了新歷史考證學派的興盛，到世紀之交許多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歷史學在各個分支學科方面，在各個研究方向上的成果舉不勝舉。反映這方面成就的專書、論文和綜述多有論列，年鑑、目錄、索引等工具書則有詳盡的展示。這裡，我們從最基本的但也是最宏觀的方面來做出判斷：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麼呢？答案是：在近代或現代的意義上開闢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做整體性研究與撰述的道路。這在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與撰述上尤為突出。這裡說的「整體性歷史」，一是縱向上的發展，二是橫向上的展開。有的研究者給「通史」做了這樣的定義：「取古今史實之全部，而為概括之記述，以求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為原則者，是謂之通史」；通史「主於聯貫，其文貴簡要有序」（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有重視作通史的優良傳統，被章學誠譽為「通史家風」。但通史之作，真正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整體性的認識與研究，卻是21世紀的事情。這一標誌，便是新型的通史、斷代史、專史研究與撰述的興起和發展。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考古學、文獻學、年代學以及其他許多新興學科，都是為了用來進行整體性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的。這在19世紀及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們知道，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是要使人們全面地認識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規律，並善於從歷史運動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增強對歷史前途的信念，更好地投身於當前的社會實踐，積極地去創造美好的歷史前景。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中國的艱難曲折、奮鬥不息的歷史道路上，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始終伴隨著百年史學的發展歷程：從梁啓超、章太炎、夏曾佑、鄧之誠、呂思勉、周谷城，到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郭沫若、白壽彝等史家，百年之中，從未中斷。他們的設想和著作，已深深地銘刻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紀念碑上。從世紀之初梁啓超、章太炎關於中國通史的編撰方案，到世紀之終白壽彝先生主持的12卷本、22冊、1200萬字的《中國通史》巨著的問世，可謂碩果纍纍，使20世紀中國史學家們的「通史家風」大放異彩。我們可以認為，范文瀾開創的《中國通史》的出版，白壽彝主持的《中國通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一些中國通史著作的出版，反映了20世紀許多有良知、有見識、追求進步、有歷史責任感的史學家們的夙願。這從范文瀾曾經寫下的一段話中，可以窺其心聲：

  通史的工作是這樣艱難的，要認真做好通史，就必須全國史學工作者很好的組織起來，分工合作，或研究斷代史，或研究專史，或研究少數民族史（沒有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中國歷史幾乎無法避免地寫成漢族史），或研究某一專題，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覆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

  中國人民需要好的中國通史，這是因為中國各民族人民千辛萬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創造著自己的祖國，創造著自己的歷史。既然是自己創造的，產生熱愛祖國，熱愛歷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3]

  史學家的艱辛、責任和精神境界，都滲透於字裡行間。總的說來，以我個人的淺見，研究20世紀中國通史編纂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了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搏。

  那麼，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史學應該關注社會。從史學史的發展來看，自史學產生以來，莫不如此。其程度的差別，主要在於史學家的自覺意識、科學原則與價值取向，以及社會公眾對於史學如何看待與回應。在這方面，不論是「新史學」、新歷史考證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有相通之處。其特點雖不盡相同，而本質並無區別。新中國成立之前，反侵略、反壓迫、愛國圖強，是史學音符上的最強音。新中國成立以後，研究和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振興中華，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這是一條寶貴的經驗，不應因有教條主義的曲折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而有所疑慮。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歷來高擎鮮明的旗幟，其產生、發展、壯大，都是同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相伴相隨、相依相存的，並由此確立起自身的科學性和社會性相統一的原則。

  現在來說說，20世紀中國史學在發展中的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麼？百年史學，成果多，經驗多，教訓也多；記取最深刻的教訓，一言以蔽之曰：要善於識別借用「歷史科學」的旗幟和術語而篡改歷史真相、踐踏史學尊嚴的反學術、反科學、反社會、反進步的騙術。「文化大革命」期間，真正的歷史學被壓制、被排斥，而這種騙術卻得以橫行無忌，其後果是社會生活、史學發展都遭到嚴重損害，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史學工作者和社會公眾從這個深刻的教訓中增強了自己的辨別能力，也增強了捍衛史學尊嚴和科學品格的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教訓都會成為人們走向未來、創造新的業績的精神財富。

  今天，我們對於20世紀中國史學上的一些重要問題還要進一步加以認識。這就是你講的：「如何評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地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到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1949—1966）的史學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有人說，這個時期的史學是政治史學，史學是政治的婢女，或者政治的註腳。這就把17年史學都否定掉了，把馬克思主義史學都否定掉了。我個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初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是一種先進的歷史觀的傳播；在這個歷史觀的指導下，經過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討論，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討論中，不可避免會有一些錯誤的、不合適的觀點出現，但它們都在推進人們的認識。認識不統一是很正常的，但總體而言，認識是在提高的。我經常這樣想，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討論，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高度。對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17年史學做簡單的否定，是不妥當的。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經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這麼多年，我們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外歷史的研究，有進步，也有問題。說有進步，主要是指產生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說有問題，是指對歷史理論關注不夠。

  在17年時期，主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唯一科學的史學，其他都是「資產階級史學」，不承認歷史觀的多元性。現在，我們還是要大力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多元史學同時發展的情況下，擴大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讓它產生更大的作用，這是我們當前的任務。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外的其他各種流派的史學，第一要有包容心，第二要通過討論和商榷，共同探討一些問題，這樣各方在認識上就可以更接近一些。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光說它「有用、科學」還不行，要在討論中證明它的見解確實是高明的。何茲全先生曾說過：「辯證唯物史觀使人聰明」，他是用他的方式在堅持唯物史觀。如果我們能多一點像何先生這樣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堅持，那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我們現在缺少批評和商榷的氣氛。學術爭論，應該是一種平等、商榷的氣氛。應像白壽彝先生說的，要學會站在對方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我們現在還差得很遠。白先生曾在《史學概論》中這樣形容20世紀30、40年代的史學：「在齊流並進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史學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這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態度和信念。當然，對於個別外國學者錯誤的說法，我們還是要據理駁斥。

  憧憬21世紀的中國史學，最值得我們三思並下大氣力去研究的問題，莫過於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如何進行新的創造。一則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應該堅持，因為目前還沒有任何科學體系能夠取代它來指導我們合理地認識歷史；二則是唯物史觀並不排斥人們在理論上的創新，因為它從來就認為原則並不能代替具體的研究及其結論；三則是這種創新不是空洞的教條和「體系」，而是把唯物史觀的有關基本原則同具體的研究對象結合起來，才具有堅實的基礎，才可能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理論認識。

  20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論綱）》，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誠懇地向年輕的史學工作者提出希望。我想在這裡再次表明我的這種心情。

  21世紀的中國史學，要造就出一批能夠同世界各國史學家對話的新型的史學家。這些新型的史學家，應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中國學問的根底，應對世界歷史和外國史學有相當的了解，應在專精的基礎上努力向通識發展，應具有較高的古代漢語的修養、現代漢語的表述水平和外國語水平，應善於同外國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因此，我們應當有一種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學人才模式的自覺意識。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把「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史學工作者，稱為「探索的一代」[4]。

  是的，這是跨世紀而展宏圖的一代史學工作者，希望在他們當中能夠湧現出一些這樣新型的史學家。[5]

  我相信，21世紀的中國史學，將會有更加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