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研究史學走向關注歷史和現實

  周：您主編的五卷本《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學術界受到高度讚譽。2014年教師節，習近平總書記來北京師範大學，在學校科研成果展區，特別翻看了這部書，稱之為「一部好書」。從主編的角度看，您當初怎麼確定了這樣一個選題？這部書與您從事的史學史研究有怎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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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我主編《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部書的直接起因，是我校申請「211」工程院校時提出來的。「211」一期工程沒有文科，二期工程才有文科。「211」工程非常強調「標誌性成果」，學校在申報的過程中，就把哲學系、歷史系、史學所聯合成一個單位，課題內容是「歷史與哲學」，作為申報的項目之一——「中國歷史與哲學研究」。校長召集我們幾個單位負責人開會，設計「標誌性成果」。當時，我代表史學所參加這個研討，就提出了「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個課題。當然，這是一個直接的原因。

  至於我為什麼要提出「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個題目，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得很遠。譬如，可以追溯我在1975年寫的一篇文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甚至可以追溯到1964年我的大學畢業論文《論春秋時期各族的融合》（發表於《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讀了白壽彝先生的書，吸收了他的民族觀和民族關係史的論述。這幾個方面的綜合影響，使「統一多民族國家」成為我的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認識。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對學科屬性的理解：研究史學，歸根到底是為了說明歷史，是為了服務於現實，這是中國史學的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在這個問題上，我自認是有明確的認識的。20世紀80年代，我寫研究杜佑《通典》的文章時，就十分強調杜佑自稱「時撰《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的撰述宗旨。

  《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部書的著述宗旨，就是從歷代的史學家所寫的歷史著作裡面，去發掘人們是如何認識民族關係的，對於那些刀光劍影、和平往來的歷史，他們是怎麼想的。史學家的著作是我們的主要發掘對象，同時，我們也關注思想家、政治家在這方面的有關言論。現在我們讀到當時的一些言論，都禁不住拍案感嘆。比如，唐太宗，他在貞觀二十二年召集大臣，討論他的治國之道。他問大臣：「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代那些有名的帝王，但是我的功業為什麼比他們大？」大臣們說了很多，但言不及義。唐太宗於是說：「你們說的都不對，我的功業之所以大，有五條經驗」，最後一條就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6]。這就是說，他把正確看待和成功地處理民族關係作為自己成就功業的重要原因之一。還有唐代的杜佑，他的民族史觀很了不起。他說，人們都看不起夷狄，實際上，「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7]，古代的中華和現在的夷狄是一樣的，都很落後；只是因為中華所處的地理條件比較好，經常出「聖人」，「聖人」不斷改革，將不好的習俗都淘汰掉了，而夷狄所處的地方，地理條件差，難得出「聖人」，改革就很少。杜佑用地理環境解釋文明發展進程，是很合理的。他的這些言論，距離我們現在的認識，也就只是一步之遙，這很了不起。這些思想遺產應該發掘出來，它是直接與我們史學史相關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我們今天不僅要從歷史事實上，還應該從思想層面來揭示它的發展過程。如果今天有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對於進一步鞏固各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局面，是很有意義的。

  周：您說的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史學工作者都應當有您所說的這種時代意識。您能把《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撰述主旨講得具體些嗎？

  瞿：好的，那就借著你採訪的機會，我把《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一書的主旨和根據，再扼要地說說。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秦漢以來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也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我們今天來認識這個客觀存在和發展過程，主要有兩種考察方法：一種方法是考察歷史上各民族的歷史及各民族之間關係的歷史；另一種方法是考察歷史上人們在歷史文化認同這個問題上思想觀念的歷史。許多年來，學術界對前一種考察方法運用較多，並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於後一種考察方法，學術界運用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這是需要加強研究的方面[8]。當然，這兩種考察不是截然分開的，但考察的側重點畢竟有所不同。鑑於上述情況，我們採用了後一種方法，用以進一步探討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傳統。

  為了明確考察的對象和重點，我們可以從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兩個領域進行探討。這裡說的歷史認同，主要指關於血緣、地理、治統的聯繫與認識；而文化認同，主要指關於心理、制度、道統的影響與傳承。這裡說的「治統」，主要指政治統治的繼承性；「道統」，主要指思想傳承的連續性。清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皇帝祭告黃帝文中有這樣兩句話：「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聖賢代起，先後一揆。功德載籍，炳若日星。」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御製」祭黃帝文中也說：「帝王繼天立極，功德並隆，治統道統，昭垂奕世。」[9]由此可以看出，出身於滿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們是繼承了黃帝以來的政治統治，同時也繼承了周公、孔子以來的思想傳統。看起來話語很簡單，其實思想內涵卻無比豐富。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可以看作對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高度概括。在中國歷史上，這種認同有其久遠的傳統。清朝皇帝，從順治開始，都祭祀炎黃。他們不斷地重修歷代帝王廟，不斷增加供奉的帝王，他們承認自己是炎黃「治統」的繼承者，這就是一種歷史文化認同。說清朝不屬於中國歷史，豈非天方夜譚，怎麼能說得通呢！

  中國歷史上民族間的歷史文化認同的觀念、思想，同任何事物一樣，也有一個萌生、成長、發展的過程。為了把這個過程反映出來，《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一書依照歷史的順序為基本體例，全書五卷按照「四個階段」和「一個背景」撰寫。四個階段各為一卷，它們是：歷史文化認同的趨勢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一卷）、歷史文化認同的深入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第二卷）、歷史文化認同的擴大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第三卷）、歷史文化認同的升華與統一多民族國家從危機走向新生（第四卷）。這裡，我們用了四個關鍵詞，即趨勢、深入、擴大、升華，基本上反映了中國歷史上歷史文化認同這一傳統的發展脈絡，至於「一個背景」，即「在世界背景下的考察」（第五卷）。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孤立地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歷史文化認同的傳統，而是把這個重要歷史現象置於世界歷史背景加以說明，使之更鮮明，更有說服力，更有歷史意義。

  這裡，我還要強調的是，這部書從立項到出版，經歷了十一個年頭，是依靠集體的心血和智慧才得以實現的。尤其是第五卷講「世界背景下的考察」，是在劉家和先生的倡導並主持下所撰寫出來的，使這部書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突出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你還問道，我主編的這部書，同我研究中國史學史有什麼關係，在這裡，你提出了一個具有實質性的問題。我在前面講到「追求史學史的『通』」的問題時，已涉及這個問題，即「通」對於參與或主持一項大的學術工程是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而就中國史學史同中國歷史的關係來說，後者是人們認識到的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前者則是對這一過程的記錄、撰述與解說。張豈之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一書，是你們把白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知識和理念用予觀察、研究中國歷史所得到的結果（大意）。這不僅道出了此書的一個特點，也指出了史學史研究與歷史研究的辯證關係。進而，我們可以認為，從研究史學走向關注歷史和現實，是史學史研究的最高追求。

  當然，我們在論述歷史文化認同傳統的時候，也不能不注意以下兩點。第一，在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與各族歷史文化認同趨勢相悖的言論和思想，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言論和思想並不符合與順應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第二，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受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國人震驚，眼界和思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國家觀念、疆域觀念、民族觀念、文化觀念等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的優良傳統從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本書在撰寫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史料浩如煙海，不僅有史學史領域的史料，還有思想史領域的史料，也需要下功夫去發掘。總之，就是要把與「歷史文化認同」相關的思想遺產發掘出來。我希望史學界的朋友，尤其是史學界的年輕的朋友們，把「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篇「大文章」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