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於「家學」傳承的思考

  周：您跟隨白先生學習、研究多年，您能否給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青年學子，講一講白壽彝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遺產；同時，也請您談談對「家學」傳承的看法。

  瞿：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作為白先生的學生，應當有很好的回答才是。但問題太難回答，尤其是做準確的概括。我雖然寫了不少文章，但覺得難以有中肯的表述。這裡勉強說說，我們一同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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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生的治學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兩句話來說。他說：「史學工作者要有一種精神追求，要追求歷史感和時代感的統一。」這就是說，我們研究歷史和史學，不能僅僅為了說明某個問題，還要與時代結合，為現實服務，參與當前的歷史運動；僅有歷史感是不夠的，還要有時代感，反映時代所提出的問題。1983年，在一次關於史學理論的座談會上，他說，「我國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是回答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現實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10]。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歷史學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係。這就是歷史學同全民族的歷史教育的關係。他最早講這番話是在中華書局成立六十周年時，電視台對他進行採訪時說的。這是第一點。再一點，就是他說的「史學工作者出其所學為社會服務」。這兩句話，或許可以反映出白先生對史學的一種本質的看法，也可視為他的治學精神。

  關於白先生的學術遺產，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我想，他給我們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能夠從歷史發展的全局提出問題。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說的「通識與器局」，比如，史學史，他提出史學發展的一條規律——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變之後，都會有與之相聯繫的歷史著作問世。他探討民族問題，也是從全局來看。什麼是民族關係的主流？他說，主流是衝突與和好交替進行，但總的來說，民族關係是越來越密切，各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國家的歷史。他能夠在觀察歷史全局或者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說明問題。比如，他講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從發展趨勢來看，首先是民族內部的統一，其次是某一個地區多民族的統一，再次是全國多民族的統一，最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多民族的統一。他提出了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精闢見解，認為，地主階級作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變化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所以他提出了「世家地主」「門閥地主」「品官地主」「官紳地主」，用以作為劃分封建社會的內部分期的主要標誌。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他也有他的看法。夏朝缺少考古材料，所以他講得較少。他認為，商周是奴隸制時代，西周時奴隸制從繁盛走向衰落，東周初年到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秦統一標誌著封建制在全國的建立。1978年，白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中國歷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我當時還在外地工作，看到他的文章後就請人用原始的打字機列印出來，油印後發給學生。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歷史的年代問題實際上是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這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大問題。

  概括說來，白先生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學術遺產，就是在思想方法上，要從發展趨勢、整體格局去看待某一個具體問題，避免就事論事的認識誤區。至於他對歷史的看法、對史學的看法，可以從《民族宗教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國史學史論集》等著作中清楚地反映出來。他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里講到了分期問題，講到了理論問題，還講到了他的思考，比如，將來的史學史要怎麼發展、斷代的史學史要怎麼寫、要加強少數民族史學研究等。這些問題，很多都是他的未完成事業，要靠後輩去做。他留給我們的學術遺產和思想遺產是很豐富的。

  周：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這樣一種說法，認為白先生晚年與其把20年時間花在編纂大型的《中國通史》上，不如完成自己設想的多卷本《中國史學史》。這跟過去我從施丁先生得來的看法不同。記得我跟您讀博期間，白壽彝先生還在世，一次我給施丁先生送他為紀念白壽彝先生誕辰90周年做的文章校樣，順便請教他有關白壽彝先生學術的問題。他非常贊同我說的白壽彝先生把《中國通史》視作其最高學術追求的看法。我知道您協助過白先生編纂《中國通史》，而且撰寫了《中國通史·導論》卷的重要章節，其間，與白壽彝先生接觸自然很多，對這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您的看法。

  瞿：從學術專長來講，白先生的專長是在民族史尤其是回族史研究、民族理論研究和史學史研究這幾個領域；從學術貢獻來講，是主編《中國通史》貢獻最大。他的民族史研究有時候涉及現在的民族關係，也有很大貢獻，但《中國通史》的貢獻是代表全民族的，代表國家的，要解決的是「如何認識中國歷史」這個根本問題。

  白先生主編《中國通史》，是受刺激而有所為的。20世紀60年代，他去國外訪問。國外學術界的友人就跟他說：「我們跟新中國很友好，我們要跟年輕人講中國歷史，可是你們沒有中國通史。」他心裡不好受，就說：「我們要編。」大概是20世紀7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主持了一個出版工作會議，強調中國通史還是要寫的。1974年前後，白壽彝先生又出訪相同的國家，同行又問起這個問題。白先生說，當時無言以對，但口頭上還得講：「我們正在編。」他感到，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沒有一部貫通的《中國通史》。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史學家，應該對我們祖國的歷史作一個明白的交代。1975年，他組織「中國通史編寫小組」，並得到了學校的支持。

  白先生計劃主編三種「通史」——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先寫中型的，然後可以擴充為大型的，濃縮為小型的。中型的初稿寫出來之後，約兩百萬字，因種種原因沒有出版。後來就開始寫「小通史」，即《中國通史綱要》。寫完以後，集體逐章逐節地討論。哪一句不合適，哪一處標點不合適，都要提出來。1980年，「小通史」出版了，很有一些影響。在「小通史」的基礎上，白先生又組織班子，編撰「大通史」，即多卷本《中國通史》。1981-1983年他都在組織隊伍，因為每一個斷代都要找人，所以組織起來很困難。首先要確定分卷主編，這雖然很困難，但也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史念海、陳光崇、徐喜辰、斯維至、高敏、楊釗、龔書鐸、王檜林這些先生，都是參加了的。可以說，「大通史」是帶著一種使命感來寫的。《中國通史》是為了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是怎麼發展過來的、要往哪裡去、現今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等，是要總結出一些經驗出來，並加以合理的說明。這是「大通史」在白先生心中的地位。

  至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白先生1986年出版《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我認為他是把後面的事情都規劃好了。儘管別人不能替代他，但他的學生們，可以按照他的學術思想體系去實現他的規劃、繼承他的遺產，並不斷地加以發展。2006年已經出版的六卷本的《中國史學史》，可以講是一種實現。其中第一卷是白先生親手所撰。第二卷到第六卷，出於他的學生之手，自不能與他本人所撰相比，他不一定都滿意。但是，他的學術思想是貫穿其中的。如果換一種視角來觀察，當某一種學術研究形成了「家學」傳統，這也可視為學術發展上的成就。

  歸根結底，白先生對於中國歷史學的最大心愿還是《中國通史》。這也許不是他最早的規劃，但確實是他晚年的崇高追求。《中國通史》有幾個優點，一是體例上的創新，創立「新綜合體」這種形式。二是反映出各個斷代史的新的學術成就，像蘇秉琦先生「重構中國遠古的歷史」，當是最前沿的成果。各個斷代部分，都請了當時的名家，他們都是成就很突出的學者。可以說，從形式到內容，到新的學術研究成果，都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的新進展。三是規模大。四是理論性強，其《導論》卷，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闡述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堪稱一本歷史理論著作。在這些方面，《中國通史》還是很難超越的。這樣大規模的、具有學術性、理論性的《中國通史》，如果沒有一個有見識、有魄力的總主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隊伍，是完不成的。戴逸先生說，《中國通史》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壓軸之作」，是中肯的評價。

  總之，白先生在民族史與民族理論、中國史學史、中國通史這三個領域都有傑出的學術貢獻，但是地位是不一樣的。關於民族理論，白先生的見解是全面的、深刻的。關於中國史學史，他在新中國成立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大地開拓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使史學史成為一個影響比較大的學術領域。而「大通史」則被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壓軸」之作。

  周：您在上面的談話中提到了「家學」傳統，剛才我也問到了這個問題，您可以談談關於「家學」傳承的問題嗎？

  瞿：當然可以。重視「家學」是中國學術的傳統之一。當然，現今我們所講的「家學」，已不是章學誠說的「《春秋》家學」，這是章學誠最推重的家學；也不是章學誠所說的司馬談、司馬遷與班彪、班固父子傳承的家學；而是接近於章學誠所說的第三種家學，即「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中之有自也。」這幾句話，出自章學誠的《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載《章學誠遺書》。他在這裡所說的「家學」，具有廣泛的含義，強調「辨家學之淵源，明折中之有自」。依我的膚淺理解，說的是學有所本。我借用章學誠此種「家學」含義，以說明師承關系所形成的「家學」以及學術發展的源與流的關係。從我自己來說，自1964年做研究生以來已有50多年，自1981年回到母校跟隨白先生做教學、研究工作也有30多年了。幾十年來，從研究範圍、治史宗旨以至於研究方法、學術話語，無不受到白先生的影響。久之，形成自覺意識，要把白先生的治學精神、學術志趣繼承下來，傳授下去，同時還要有新的追求和創造。在白先生的學生中，有這種自覺性者，並非我一人，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治學精神和學術遺產的魅力。我熱忱地希望我的學生們和其他一些年輕的朋友，認識到這種魅力而激勵自己的學術志向。

  周：1985年3月，在白壽彝先生主持下，在北京舉辦了「史學史座談會」，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聚集全國的中外史學史研究者開這樣的會議，意義重大。《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刊載了學者們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最後一篇是「凌晨」寫的《史學史座談會紀事》。聽人說，「凌晨」就是您的筆名，請您予以證實。

  瞿：「凌晨」是我的筆名，是我介紹白先生的文章而用的筆名，一篇《歷史上民族關係的主流是什麼？》，另一篇是《怎樣對待史學遺產？》，都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第一篇是1981年12月發表的，第二篇是1982年1月發表的，前後不超過一個月。「凌晨」的筆名就是從這裡來的。

  周：您的這一番分析，對全面認識白壽彝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遺產，很有啟發。您關於「家學」的看法，很值得我們晚輩深思。

  瞿：我在《史學遺產和史學研究——讀〈談史學遺產答客問〉書後》那篇文章裡面很大膽地這樣說：「培養專門之才很困難，培養通識之才更困難。」然後我說，我統計了一下，白先生連續發表的這四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引用了180多種文獻；他關於史學遺產的許多見解，對推進史學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研究斷代之學，不容易駕馭具有通識性的工程。只有「通」了，才可能駕馭通識性的工程，這是很顯然的。希望我們史學界的年輕朋友們在專門之才的基礎上，向著通識之才努力攀登。

  周：謝謝您給我們談了這麼多。這些內容既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又有寶貴的史料價值，很值得尋思和回味。

  瞿：也謝謝你。你提出的問題使我想起了諸多往事，促使我從理論上進一步思考了不少問題。

  周：再見！

  瞿：再見！

  [1] 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受《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的委託，周文玖攜博士研究生劉玲同學於2015年9月28日、10月12日、10月19日三次至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瞿林東先生辦公室，就先生的學術歷程、學術成就、學術旨趣以及白壽彝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遺產等問題進行專訪。現將訪談內容整理如下。被訪者以「瞿」表示，訪問者以「周」表示。

  [2] 參見瞿林東主編：《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范文瀾：《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范文瀾文集》第十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268頁。

  [4] 參見向燕南：《世紀之交的史學回顧與前瞻——訪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先生》，載《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 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47頁。

  [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8] 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民族關係史論文集》（上、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黃愛平、王俊義編：《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陳連開主編：《中國民族史綱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以及林甘泉：《夷夏之辨與文化認同》，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第3期，等等。

  [9] 李學勤、張豈之總主編，曲英傑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第三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87頁。

  [10] 白壽彝等：《開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載《世界歷史》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