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編輯的懺悔

  韋君宜

  盧梭的《懺悔錄》，記錄了他平生見不得人的事情，有損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盡情去寫，寫寫這些年都搞了些什麼運動，寫了些什麼文章，那真要清夜捫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幫」當權那十年，我不能說自己完全沒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種地。而隨眾呼喊，以「最高指示」罵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壞事。不過也不盡然。我就記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體大會上，一個革命群眾循例發言，罵我是「狗膽包天」。這句話竟使我一直牢記，無法忘懷。（其實像這種壞話，自己豈有不講之可能？）好事呢，也還是做過的。就在我已經被「解放」之後，在幹校里沒有被調回京的時候，那一段暫充連指導員，搞專案，任務是把前一段軍宣隊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審查一番。這時，地方軍宣隊已換了班子，對前案弄不清，更無精力去細細審查這些糊塗帳。於是我鑽了這個空子，自己做主來搞這些所謂「專案」，取消了幾個荒謬透頂的所謂「結論」：例如那些「結論」把一個從不認識吳晗的人，說成與吳晗勾結；把一個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沒問題的人，又說成「特務」；把共產黨自己的機構名稱套在國民黨頭上，然後給人定罪……分辨了這麼幾件有些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卻使我覺得心裡極愉快，夜裡開始睡得香了。多年對我冷冰冰的下級，如今見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親沒有幾天就急著要回幹校辦我這些沒有完的案子。楊述奚落我：「忙什麼，你這數不上數的幹校小官！」我撇撇嘴，說：「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這些年工作，還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做得高興哩！」

  所以說，別人的文章只講自己在幹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離了幹校，回原單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實則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籠，真正去做自己應當懺悔的事情去了。

  我雖不再當領導，上有軍宣隊，卻也算做了社領導小組的一員，管業務，就是管組稿出書。但是，這時哪裡還有什麼作家來寫稿出書呢？有的進秦城監獄了，有的下幹校了。要出書，就要靠「工農兵」。換句話說，靠不寫書的人來寫書。我才從幹校回來，那些先回來的被結合的「革命派」就告訴我，今後一切必須依靠黨——先依靠黨委選定主題和題材，再依靠黨委選定作者，然後當編輯的去和作者們研究提綱；作者寫出來，再和他們反覆研究修改，最後由黨委拍板。至於「三突出」等等原則，不必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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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則，今後決不再發表隻字作品。但是對於別人的作品，我卻不得不管，無法逃脫。於是我開始一個一個地和這些作者接觸。

  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從未寫過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組織者接到黨委指令，某某題材重要，於是便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這些人中有具備一點寫作能力的，有勉強拼湊完成任務的，有想學時髦寫幾句的，還有很想寫自己的生活但是對於這生活沒有認識的，或者自己的認識與領導上的意圖完全兩樣的……而我這時的任務，就是把著他們的手，編出領導所需要的書來。

  我記得我第一條需要編進去的內容就是「以階段鬥爭為綱」。這一條使得作者和我都動盡腦筋。有一本在當時銷了好幾十萬的書，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寫的「走資派」不准搞機械化，農民積極分子弄了些拖拉機零件來，自己製作了一台拖拉機。生活內容很少，也不大有現實性，但好歹也還算一件說得過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階級鬥爭，那就得把意見不同的雙方寫成兩個階級，敵對階級還要具體破壞，這就更難了。作者想出一個隱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這是從報紙上抄錄的。但是，還不行，如何破壞拖拉機？作者從沒有見過。我這編輯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作者把「作品」編圓。於是我帶著作者跑到一個有拖拉機的農場裡去，請拖拉機隊長給我們講破壞拖拉機的竅門兒，如是，就算我幫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這樣做，曾想過這完全不是藝術嗎？當然也偶然想過一下。但那時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麼藝術不藝術，而是任務。這個時代，給我的任務就是編出這樣的書來，使它像個故事。我是一個補鞋匠。記得有一本書叫《東風浩蕩》，寫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工程師和一個無產階級思想的工人的鬥爭，一開始就是兩個人整整空論了一章。我一看，這樣多空話，讀者看得下去嗎？勸作者刪一刪，這就是我的「藝術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當時的範本，因為他能編得比較像個故事。其中當然必須有階級鬥爭，又必須有故事，他就編了一個「范克明」，地主化裝遠出當炊事員，搞階級破壞。自從他這一招問世，於是紛紛模仿，有男地主化裝為女人的，有用菸頭破壞自己的臉化裝為麻子的，所謂「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幾位作者聽說階級鬥爭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寫些農村土地主，於是就提高到局長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又提高到「蘇修」和國民黨直接派進來的特務。既然一定要寫這些東西，而作者對這些又實在毫無知識（不是說生活），於是要編輯幫忙。我實在無法，正趕上文化宮有公安局辦的特務罪行展覽會，我就出主意，帶著二位作者去參觀。也真虧他們的腦筋靈，看了兩回就有了故事，後來小說居然出來了。

  這樣的小說，那時還多的是。像《伐木人》《鐵旋風》《無形戰線》《朝暉》《晨光曲》《鑽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藝術。但是，是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級，破壞藝術嗎？不是，有幾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農村生活、學校生活，有的段落寫得很真實，很動人，但是整體構思卻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隨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現在我不說出這真情，我將永遠都對不起他們。

  我記得當時的大作家浩然，他那個《金光大道》的架子實際上是由編輯幫他搭的，先賣公糧，後合作化……前邊我不清楚，到寫第二卷時，我從幹校奉命調回社來，接任責任編輯。管這部書的編輯組長，是由外單位調來沒當過文學編輯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說：「書中寫的那個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寫抗美援朝怎麼成？」但這一段故事，實在與抗美援朝無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還是把抗美援朝添了進去。那編輯組長再次提到，在四五頁稿子上，每頁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標題《堵擋》，改成頗有戰鬥性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記得浩然苦笑著對我說：「我不同意他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還想保護一點點我的藝術創作……這個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個抗美援朝……」

  還有一位中學教師胡尹強，寫的中學生活，主題是按照當時的教育思想，反對死讀書，要動手做，內容還是真實活潑，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間接手這本書。書中的老校長，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熱愛教育、一心教好學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時，已經被改成了一個「走資派」。作者寫他為了讓學生及時回來參加畢業考試，自己連早飯都不吃，拿著兩個包子親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學生，這實在叫人不忍說他是「走資派」。可是怎麼辦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後無奈，改成發了洪水，全縣生命財產危在旦夕，這校長竟為了學生成績，把正在戰鬥的學生從堵洪水的大壩上硬拉走了。我說：「不行，如果全縣發了這樣大水，縣委也得下令各單位先停止業務，大家搶險。這麼改說不通。」但是沒辦法，必須讓這個校長噹噹「走資派」。我也別無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個藝術形象砍殺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組織插隊青年寫的，歌頌「第一號英雄人物」的小說。我物色到了兩個下放插隊的姑娘，文筆不錯。「第一號英雄人物」選定為她們插隊青年中一個挺潑辣能幹的姑娘。第一稿，老實說是不錯的。寫這些青年想法兒改善那窮得要命的陝北農村，做種子改革實驗，和不衛生的習慣鬥爭，自己冒險學做醫生，救活農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找出一個地主來做鬥爭對象。但是，陝北土改已經過去五十來年了，又是真刀真槍乾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時候人人知道的口號是肉體消滅地主。到了這時候，哪裡還找得出地主？不是殺光也是死掉了。說陝北還有土地革命前遺留的地主，當地農民聽了也會詫為奇談。我主張可以寫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作為鬥爭對象，鬧一次反貪污就完了（作者原來有寫貪污案的意思）。但陝西文化局派來指導的同志認為，這樣的階級鬥爭還不尖銳，堅持用地主，於是把這地主編成是從外地偷遷來的。最後要生死鬥爭，是地主開閘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閘門。作者說：「我從未見過這種水閘。」那位同志就領著作者去參觀並講解，最後這樣照寫了。年輕的女作者對我悄悄地說：「我實在不願意讓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實生活中她的同學）去和那個老地主在水裡肉搏一番，那成什麼局面？怎麼下筆……」我懂得她的意思，這不是叫她創作，這是侮辱她。乾脆說，侮辱一個作者。但是在我們那天開會「集體創作」中還是通過了。我也屈從了。天，我幹了什麼事情！

  這類事情我還遇見過多次。起初是鬥地主，後來提高為斗負責幹部、老幹部、知識分子幹部。記得那部寫伐木人的，起初是說那個局長在育林指導思想方面有錯誤（主張大伐，而不主張著重多育），這還說得過去。到後來追他的思想根源，原來那位正確的書記是工人出身，這位錯誤的局長是知識分子出身。再追下去，當年他參加革命不是真的，參加學生運動也是騙人，甚至他還偷偷做過出賣人的事，說什麼老幹部全是假的……這還有什麼說頭呢？

  接二連三，都是這類情節。一個很難得的蒙古族工程師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師（技術員）才肯搞創造；一個現在北京的大學教授、學術權威，原來是個大特務，在指揮破壞礦山……當小說已經寫到凡知識分子全是壞蛋的程度之後，我起先覺得，這無非就是按照現在的大字報給我們滿臉塗黑而已，我本人只當登台陪斗，看著書中人物挨罵卻無能為力，叫我有什麼辦法替他們一個一個翻案？

  到後來，看稿看得多了，漸成習慣。好似看那些誣陷別人的刀筆吏的訟狀，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點難過之處，就是我自己必須參加幫忙製造這種刀筆吏的訟狀。這裡面有些文章，說的那些罪狀，好似過去我確曾見過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惡極，而實際上竟不是那麼回事。

  記得一位比我早三級的同學熊大縝，平時不大活動，很用功，從抗戰開始，他這個書呆子便拋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學助教不當，跟到冀中參加革命。他是學工科的，在部隊主持科研工作，製造了炸藥、手榴彈，還跑北平為部隊採購藥品和電台，誰想到，這個人後來竟以特務罪被槍斃，而且正式通報，明正典刑。同學們見到都既驚訝又傳以為戒，一提起他就是「隱藏的壞人」。又是誰想到，過了幾十年後查清，原來是場冤獄！

  還有一位，北平「一二·九」運動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學聯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還在武漢負責籌備全國學聯大會。會散後，領導上留他在武漢工作，他卻執意要回山東微山湖拿槍桿子抗戰，說：「我們給國民黨幫忙幫得夠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們自己的隊伍去了。」這樣一個人，卻在微山湖的「湖西肅反運動」（聞為康生領導）中，被定成「反革命」，槍斃了！可能因為他是學生運動中的名人，消息開始傳來的時候，都沒有人告訴我們真情，只聽說他是抗日「犧牲」了的。所以楊述曾寫過追悼他的詩，還說是：「我聞君就義，矢志與君同。」到後來才知道是這麼一個死法，早知如此，是決不能「與君同」的。

  這些人，他們的身份就和當時我們那些小說里寫的知識分子壞蛋一樣，公布的罪狀也一樣。但是，這是多麼可痛可恨的捏造，多麼無恥的羅織誣陷啊！這也能叫作「文學」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樸素的真實的作品，而一見到想以編造一鳴驚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這點病根。

  由此我聯想到當時很多很多小說，凡寫知識分子的幾乎全壞，凡寫工農兵出身的全好——這就叫「歌頌工農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農兵），否則叫沒立場。當然，知識分子也有投敵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種人都有，都可以寫。但是，讓我們這些當編輯的掌握這麼一條按階級出身劃分清濁的標準，而且一概按此執行，這是什麼？這不是作者給人物抹黑，也不僅是當編輯的自己陪斗，這是人對人的基本態度！

  後來我想了很多很多該懺悔的事情。我為什麼拋棄了學業和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里可以做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裡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此拋掉個人的一切。那麼又為什麼搞文學呢？自然也不是為了掙稿費或出名，是覺得文學可以反映我們這隊伍里一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記。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這一點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幫」垮台之後，我才忙著下令，讓當時正在炮製中的這類「青松」式作品趕快停工。但是有許多部作品正在進行中，有的編輯單純從業務出發，覺得半途丟掉太可惜，還有的已經改完了，發排了。為了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爭論過。同時，我盡力幫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實的作品，能夠出版，和讀者見面，這實際上都是一種懺悔自己錯誤的行為。後來有的同志寫文章，對於我這樣當編輯頗有褒詞。而我還能有別的改正自己罪過的做法嗎？我有罪過，而且沒別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內亂，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麼掩飾吧。我這麼想的。

  有人說自己當時是「拉車不認路」，真的嗎？真是看不見路嗎？讓我們想想當時暗路兩旁的狀況吧。

  本文節選自《思痛錄》，韋君宜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70頁。

  【導讀】

  韋君宜（1917—2002）是我國著名的編輯出版家、作家。她以豐富的編輯出版實踐和深邃的編輯出版思想在我國近現代出版史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君宜曾任《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文藝學習》雜誌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這三個時期是她從事出版實踐的主要時期。正是在這三個時期的編輯出版實踐中，韋君宜的編輯思想從萌芽到形成，並在當下仍作為思想財富影響著編輯出版領域。

  1939年9月，韋君宜開始擔任《中國青年》的編輯，這是她編輯生涯的開端。《中國青年》先後因大革命和經營困難的原因停刊，韋君宜參與了《中國青年》復刊的籌備工作，並長期擔任《中國青年》的編輯，推動了刊物的發展。這一時期，韋君宜形成了以讀者為中心的編輯方針，她在充分了解青年喜好的基礎上進行刊物編輯，妥善處理了編輯與讀者的關係，在當下仍具有借鑑意義。另外，她注重提拔青年作者，擴充作者隊伍。《文藝學習》創刊於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編輯工作在韋君宜的編輯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文藝學習》內容廣泛，設有固定專欄和臨時性專欄，其內容包括論文、作品評介、文學常識、美術作品賞析等。《文藝學習》在發行上取得巨大成功，從1954年創刊到1957年停刊共發行45期，總發行量達1140.9055萬冊。正是由於《文藝學習》在發行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使這部刊物在中國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1961年，韋君宜開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直至1985年退休，在此期間，她為編輯出版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為緩解「文革」造成的「書荒」，她主持重印近50種中外文學名著，同時，她提倡出版改革併力推新人新作，為新時期的文學出版事業帶來生機。

  選文是韋君宜《思痛錄》中的一章。《思痛錄》是在韋君宜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作品，全書約十萬字，共十六章節，一經出版引起文化界、出版界、思想界等各界重視，這本書成為奠定韋君宜歷史地位的代表作，其地位甚至超過韋君宜早期的其他作品。1976年年初，「文革」尚未結束，韋君宜即秘密著手寫此書，在1986年前初步完成該書的寫作，之後又進行增補、編輯。在《思痛錄》中，作者回憶了自延安「搶救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將「左」的思想和毒害酣暢地傾吐出來，並對自己在歷史運動中的表現進行了懺悔與反思。由於這本書內容的特殊性，加之當時政治環境仍舊緊張，這本書的出版之路困難重重。1998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策劃推出一套「百年人生系列叢書」，經過多方努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這部作品。最終，《思痛錄》於1998年5月12日出版面世。但是，經過多次審校，該書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被刪掉了。

  《編輯的懺悔》作為《思痛錄》的第十四章，與前幾章反思的思路一脈相承。選文是韋君宜對「文革」中編輯工作的反思，其中包含了作者對編輯價值及編輯家風骨、職責的思考。在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作為一名編輯，儘管她下定決心自己不發表言論，但是卻不能放棄編輯工作，因而不得不放棄固有的編輯工作標準，轉而配合政治運動，從事那些「讓她應當懺悔的事情」——幫助沒有經驗的作者生產「偽文學」作品，編出領導需要的書。作為在編輯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多年的老編輯，韋君宜最終沒能原諒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在《編輯的懺悔》中對自己在編輯工作中的「荒唐」行為進行反思。即使脫離了畸形的政治環境，在當下仍具備現實意義，值得每一位編輯閱讀、思考。

  選文中，韋君宜回憶了「文革」期間，她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多次幫助作者生產「偽文學」作品的事件。她編輯的第一條內容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為體現階級對立，作者編造出對農用拖拉機進行破壞的敵對階級，韋君宜回憶她帶著作者跑到一個有拖拉機的農場裡去，請拖拉機隊長給他們講破壞拖拉機的竅門兒，算是幫助作者深入了「生活」，使作者能夠把作品「編圓」，為階級鬥爭服務。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第2卷由韋君宜擔任責任編輯，當時管這部作品的編輯組長是一位「造反派」，他看了作品後要求每頁均加上「抗美援朝」。因此，儘管作品與抗美援朝無關，但作者迫於無奈不得不把「抗美援朝」加進去。在歌頌「第一號英雄人物」的小說中，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就必須找出一個地主來做鬥爭對象，但是那時候當地地主已經被消滅了，韋君宜主張寫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作為鬥爭對象，但陝西文化局派來指導的同志認為，這樣的階級鬥爭還不尖銳，堅持用地主，於是把這地主編成是從外地偷遷來的。並要求加入地主開閘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閘門的情節。儘管作者認為這是在侮辱作品，最後還是照做了。在集體開會時，韋君宜屈從了，在選文中，她寫道：「天，我幹了什麼事情！」這表現了她的後悔與痛苦之情，以及她內心的掙扎與無奈。「四人幫」垮台之後，韋君宜下令，停止這類虛假作品的出版，並盡力出版一些反映真實的作品。

  韋君宜在選文中對「文革」期間編輯工作遇到的問題以及自己內心的抗爭進行了清晰的再現，揭示了自己從無奈到堅定的心路歷程。因此，儘管選文並未介紹具體的編輯技巧，但卻能給年輕的編輯思考和借鑑。在當下，編輯出版者們仍需要為堅守編輯出版價值做出正確選擇。

  （林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