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對中國圖書出版印刷文化的總體思考

  肖東發

  中國是世界上圖書出版印刷事業最先發達的國家。要寫一部《世界出版印刷史》，第一卷就應該是中國卷。因為中國的圖書印刷文化在世界印刷文化史上占著舉足輕重、無與倫比的地位和分量。無論是最早的雕版印刷，還是西方人津津樂道的活字印刷以及套版印刷，都是首先在中國發明的，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美國學者錢存訓博士所說：「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國文字記錄的多產、連續和普遍性最為突出。中國典籍數量的龐大、時間的久遠、傳播的廣泛和記錄的詳細，在15世紀結束以前，都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載《文獻》1991年第2期）特別是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使知識信息的傳播在質和量上都產生巨大的飛躍，從而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宗教繁榮、科學普及、技術進步、文化交流的強大動力。

  研究出版印刷史應該有明確的目的。我認為，研究工作不應滿足於對古代圖書及印刷技術發明發展源流的揭示弘揚，也不應滿足於對歷代刻書史實的鉤沉索隱，闡述歷代圖書的編輯、複製、流通、管理等出版環節和系統發展的現象和頭緒也僅是研究的開始。我們要站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全景式審視並清理出中國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變革的脈絡，總結其興變盛衰的規律。有人將研究中國出版史的目的和指導思想概括為「總結經驗，研究規律，以史為鑑，促進繁榮」（參見《〈中國出版通史〉編撰工程全面啟動》，載《出版參考》2001年第3期）。這是很有見地的，對此我們應該形成共識。

  一、中國圖書出版印刷文化的特點

  中國古代的圖書出版印刷文化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有許多獨到之處，大體可以歸納為如下十點：

  1.中國是文字出現最早的國家之一，而且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中國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與我國漢字都誕生於5000年前，古印度的婆羅米文略晚些。它們的命運各不相同，楔形文字在公元前4世紀就隨波斯王國一同滅亡，埃及象形文字到公元5世紀也已消失，古印度的婆羅米文字到公元10世紀後也不再流行。只有漢字字形穩定，字義明確，一直延續至今，從未中斷。雖然中間也經過隸變、簡化等若干變化，而且古今文字在形體上也有所不同，但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尤值得一提的是，古老漢字還具有生生不息、創新不止的特性和生命力。在頑強地保持自身傳統文化特徵的同時，它又善於變通，善於吸納，不斷地汰舊創新，以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依靠漢字，我們能讀懂幾千年來的各類典籍，又能得心應手地表述當今不斷變化、高速發展的世界。我們感到自豪的是，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字記錄猶如涓涓細流匯成汪洋大海。這一點，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相比。

  2.中國是出版印刷事業最先發達最早普及的國家。

  我認為中國的圖書起源於夏代，距今大約有4000年的歷史。有文獻和實物可以證明：在夏這一歷史時期即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獻典籍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儘管至今還沒有發現像商代甲骨文那樣的直接考古實物，但數以萬計的甲骨以及成規模有系統發展成熟的甲骨文本身就可以說明，商代文獻已經有過相當一段時間的發展，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形成如此規模，所以又可成為夏代有文獻的旁證。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竹木簡牘是戰國時代的實物，甲骨文中數十個「典」和「冊」字及文字產生過程中刻畫於竹木的「契刻」，可以證明與殷墟甲骨同時甚至更早的夏代也有竹木簡牘，只不過早已朽爛難以見到了。我認為有圖書就有原始的編輯活動，最早期的編輯出版是與竹木簡牘的加工整治、選擇編次、編連管理使用有關。既然如此，那麼就可以通過研究與之同時的甲骨文獻及現存的先秦竹木簡牘，間接考證編輯的雛形和早期的出版活動。

  印刷術發明於隋唐之際已有大量考古實物和文獻證明，中國早在唐五代時期就奠定了政府刻書、私家刻書和書坊刻書三大出版系統的基礎，而且還有佛教寺院和書院刻書兩支不容忽視的力量，他們都為出版印刷業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最先促進印刷術發明的是佛教寺院的圖文複製活動，隋唐早期印刷品多為佛像、經咒及佛教經卷便足以說明這一點。五代出現政府刻書，並由國子監主持，使儒家經典雕印漸居佛經之上，促進了由唐代的儒釋二教並重向宋代儒學復興的轉變，也進一步推動了學校和書院的刻書業。民間私家刻書重名輕利，而且與圖書的收藏、輯佚、校勘、編目、考據、整理利用活動結合在一起，進而推出一批學術成果，書坊刻書幾乎與寺院同時，也是一支活躍的生力軍。他們融編輯、刻印、銷售發行於一體，經營的優勢就在於把出版活動放在市場之中，時刻注意讀者需求，出書內容面向民間，多為農桑醫圃、戲曲小說、童蒙讀物，版刻形式也注意推陳出新，由社會文化需求帶動書坊的生產流通，所以它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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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國是圖書文獻載體材料眾多，最先發明造紙術的國家。

  自從文字這一知識的直接載體出現後，知識的間接載體——記錄文字的材料問題就上升為圖書發展的主要矛盾，各民族對此都進行過多種探索和嘗試。如古埃及莎草紙，古巴比倫的泥板書，印度的貝葉經，歐洲的羊皮書、犢皮書，古羅馬的鉛書、銅書等，基本上都屬於自然物的簡單加工，有的過於笨重，有的過於昂貴，有的極易損壞，大都不便流通。我們祖先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生產了以龜甲、獸骨、青銅器、石碑、竹片、木板等為載體的文獻，其中流通較廣的當數竹片和木板，因其取材廣泛，價廉易得，整治方便，還可連綴成冊，因而竹木簡牘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與此同時，還把文字寫在絲織品上，稱之為帛書。帛書具有體積小、分量輕、攜帶方便、容量大等優點，但價格昂貴。後來人們發明了一種既有竹木之廉，又有縑帛之便的新型載體材料——紙張。紙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自然物，而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明，它具有上述各種載體材料的優點，同時又克服了它們的各種不便之處，是一種理想的書寫材料。這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傑出貢獻。紙的流傳和普及在圖書的生產和流通上具有重大作用。由於紙張質地柔軟，價格低廉，容量加大，便於文化普及，漢代以後出現了大部頭的類書、詩文總集和大藏經。東晉末紙取代了簡帛，成為最通行的書寫材料，而且為雕版印刷的發明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紙張幾乎是惟一適於印刷的物質材料。它的使用對印刷術的發明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4.中國是最先發明印刷術，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種技術的國家。

  在載體材料的矛盾隨造紙術的發明得到解決以後，圖書複製技術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舊有的手工抄寫，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極易出錯，嚴重地阻礙了圖書的傳播流通。在捶拓和印章技術的啟發下，我國古代手工業者終於發明了印刷術，對世界文化又作出了新的貢獻，使圖書生產在質和量兩方面又產生了新的飛躍。印刷術發明之初的唐五代，就有「八百紙」「數千本」「八萬四千卷」的記載。書價大幅度下降。據翁同文先生考證，9世紀到16世紀，手抄本和印本的書價比是10∶1（翁同文：《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載台灣《「清華學報」》，新6卷，第1—2期，1967年）。宋慶曆年間布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沈括《夢溪筆談》中有詳細記載。南宋周必大、元初楊古、清代翟金生等均用活泥字印過書。西夏及元初王禎使用木活字，明代用來印家譜和邸報，清代金簡用木活字印出134部書，僅及兩部雕印書的成本，顯示出活字版的巨大優越性。明代錫山華氏和安氏的金屬活字印書成果顯著。清雍正年間用銅活字印出10040卷的《古今圖書集成》。套版印刷起源於宋遼，至明代達到高峰。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極大地提高了文化、信息傳播的速度和效率，更在於打破了皇家貴族對文化的壟斷，使廣大的尋常百姓得以共享文化成果並參與文化交流。他們同時也為印刷技術的不斷改進和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5.中國是世界上擁有典籍最多，圖書類型最豐富的國家。

  早在春秋時期，魯國的叔孫豹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觀，這也是一種歷史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十分重要的精神命脈。中國人的理念，人生不僅是一生一世，也是生在上下古今的歷史綿延之中。上有父母祖先，下有子孫後代，既要開創又要積累。叔孫豹之「三不朽」說也是早期圖書文獻內容的反映，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以及石刻文字中，相當數量都帶有上告慰祖先，下昭宣後世之意。其後又化為重文崇著的優秀傳統，以著述立言，以著述為榮，以著述傳世，是歷代文化人亘古不易的情結。中國歷代名人中很少沒有著作傳世的，這些著述的聚積便成為中華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的主要標識之一。據統計，僅西漢到清代的中國古籍就有18萬種，236.7萬卷。中國古籍不僅數量多，門類也很豐富。從世界的出版史來看，圖書的品類和體式是逐步發展並積澱起來的。最初的哲學書大都是語錄體、對話體，最初的史書大都是編年體、文獻彙編，最初的文學書大都是詩歌彙編，圖書的體式只是有限的幾種。我國的圖書體式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積澱、豐富的過程。明萬曆年間，焦竑編的《國史經籍志》中，在制書、經、史、子、集五大類之下，分成50個子目，子目下再分細目、小目，共有4級，終端子目共有342個之多。例如，史部下面有：正史、編年、霸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時令、食貨、儀注、法令、傳記、地里（理）、譜系、簿錄，計15個子目。在「地里（理）」這項子目中，又分為10個細目：地里（理）、都宥宮苑、郡邑、圖經、方物、川瀆、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蠻夷。這種細密的多級目錄，說明中國古代圖書品種繁多，形式多樣，體例富有變化，其中經學、訓詁、小學、音韻、方志、家乘等許多類型都是國外所沒有的。

  6.中國書籍既注重實用，又注意美觀，講究裝幀設計，很早就有了成形的書籍制度，而且不斷發展演變。

  以漢、唐兩朝為界，中國圖書形制的發展可劃分為三個時期。漢代造紙術發明前為竹帛並行時期，通行的是簡牘制度。漢代以後至唐代為紙寫本時期，通行的是捲軸制度。唐代印刷術發明後為印本書時期，通行的是冊頁制度。捲軸制向冊頁制過渡有經折裝、旋風裝、龍鱗裝等形式，其後還有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若細分還有包角裝、金鑲玉等多種名目。古書的版式有天頭、地腳、象鼻、魚尾、邊欄、界行、版心、中縫等，一部分還要分出首、腦、口、耳、眼、鼻、脊、尾、心、角、根等部位。至於紙墨行款也有很多講究，古籍用紙就其原料而言，可分麻紙、樹皮紙、竹紙、草紙四大類，僅樹皮紙又分楮樹皮紙、藤樹皮紙、桑樹皮紙、青檀皮紙，舉凡綿紙、開化紙、開化榜紙均屬此類，特別是白綿紙中的宣紙，更是紙中極品。

  印刷術發明後，圖書的形式進一步趨向統一，版式標準化，字體規範化，工序程式化，結構日趨豐滿，有序跋、卷端、字體、牌記、刻工、避諱等，刻書機構、作者職官、銜名、尊號、稱謂、郡望、藏書印記及題跋、批語等都是版本鑑定的重要依據。

  7.中國古代公私藏書刻書在圖書保護方面作出了不朽貢獻。

  中國古代藏書事業興起早，發達程度高。但歷代多坎坷劫難，早在隋代牛弘就提出「五厄」之說：一為秦始皇焚書，二為西漢末赤眉入關，三為董卓移都，四為劉石亂華，五為魏師入郢，梁元帝自焚。明代胡應麟續上「五厄」：隋大業十四年（618）江都焚書為一，安祿山入關為二，黃巢入長安為三，靖康之難為四，南宋末伯顏南下，軍入臨安為五。明代以後，近人祝文白又續上「五厄」：一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為錢氏絳雲樓之烈焰，三為清高宗之焚書，四為咸豐朝之內憂外患，五為民國中日之戰役。事實上還遠不止這十五厄，我們還可以再補上五厄、十厄……圖書事業的興衰確實與歷史環境息息相關。我國古代社會始終處在分裂、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過程中，每次戰亂都給當時的圖書事業帶來沉重的打擊，圖書的聚散總體呈波浪形曲折發展。歷代圖書的生產量與累積數均是一個無法確估的龐大數字，但歷代圖書遭受的劫難與損失也至為慘重，世所罕見。儘管圖書聚積和散失率極大，但人們堅信「書籍聚散自有其一定不移之數，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當有興集」。書厄激發人們以更大的努力收集圖書、保護圖書。春秋時老子為公藏職官——柱下史，可稱早期圖書館長。「學富五車」的惠施為早期私人藏書家。歷代藏書樓和藏書家數以千萬計。在古代典籍的修復保護方面，先人也總結了不少經驗。明嘉靖年間修建的皇家檔案館皇史宬，保持了「金匱石室」的傳統，並有防火、防水、防潮、防盜、防曬、防蟲等一系列保護圖書的措施。同期的另一建築——寧波范氏天一閣是現存最早的私人藏書樓，也有許多保護圖書的手段和定製，後來成為乾隆為藏《四庫全書》而建七閣的範本。

  8.中國很早就建立圖書編纂機構和出版管理制度，編纂了多部可稱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書。

  自從有了圖書出版活動，就必然相伴著對圖書事業的建設和管理。商周時「學術在官」，圖書的編輯使用集中在奴隸主貴族小範圍之內，政府還設立了盟府、冊府、府庫、秘室等藏書機構，並設立書言記事掌管書籍的史官。秦穆公時大力倡導「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可是到了秦孝公時，商鞅就有「焚《詩》《書》，而明法令」。秦始皇時統一文字，下令焚書禁書，也是一種管理。漢高祖「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章芝立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並由蕭何建天祿、石渠、麒麟三閣藏書。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廣徵天下遺書」。漢成帝命劉向校理藏書，編修國家書目。東漢延熹二年（159）設秘書監，專門「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核異同，以其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數百年間，大都設立秘書省、秘書監，下設秘書丞、秘書郎等掌管國典。印刷術發明之初，並未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間私刻日曆。五代開始對印刷術加以利用，大規模刊刻儒家經典。宋代幾乎每一個皇帝都頒布過關於出版管理的詔令。元代刻書要先送審，得到批准才能出版。明代對出版管理較為寬鬆，明太祖開國即廢除了書籍稅，只不過下令每家都要保存他本人編的《大誥》。清代大興文字獄，同時又設館監閣，集歷代刻印技術之大成，出版了許多精美的巨著。在圖書出版管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是很值得總結的。

  巨型類書、叢書的修纂是古代中國博大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顯示了中國古代文獻的宏富、圖書事業的興旺。中國最早的一部類書是三國時的《皇覽》，規模宏富，有800多萬字。唐代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等保存至今。宋代又有《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玉海》《太平廣記》等類書。明代《永樂大典》堪稱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計22877卷、11095冊，37000萬字，清代康熙年間官私編修了數十部大類書，影響最大、體例最完備的當數《古今圖書集成》，被國外稱之為《康熙百科全書》。另一個大部頭就是乾隆時官修的大叢書《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79309卷，計99700萬字，實為世界之最。

  9.中國已有2000多年的圖書發行的歷史，很早就出現了書業GG、稿酬、版權意識。

  中國圖書的商業流通，至少在西漢就已存在。當時長安的「槐市」便是早期的圖書交易市場。編撰《方言》的揚雄曾提及當時的「書肆」，東漢的王充由於「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紙寫本時期，生產和銷售書籍的主體，是以抄寫經書為業的「經生」和受僱抄書的「書俑」。由於抄書比讀書更紮實，所以他們中間出現了班超、王復、闞澤、劉芳、崔子元、陶貞寶、王僧孺等一批成材人物。不過直至印刷術趨於實用並迅速普及的唐宋時期，書籍的交易事業才漸趨繁榮成熟，包括GG在內的各種商業手段在此時得到大量運用。初始的書業GG理所當然地作為一種經營謀略的運用而產生，當時的GG以牌記形式為主，或印在扉頁前，或印在序後卷末，往往字體粗大醒目，周圍飾以種種花邊欄框以吸引讀者。內容上，GG文字大量增多，用語日益講究，直面讀者，招攬生意的公關意識已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措詞不盡相同，常以標榜校對精細、內容準確無誤、大字便觀易覽為號召，嚴格地說與現代意義的GG確有一些差距，但其中包含的商業GG功能卻是不容否認的。後世書業GG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沿襲、改進、發展起來的。

  隨著出版事業的發展，版權觀念及實踐在印刷發行空前繁榮的南宋時期開始出現。王稱《東都事略》第一次刻印在南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上有牌記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共十六個字。這是迄今發現我國（也是世界）最早的版權實例的記載。宋末還有祝穆《方輿勝覽》、段武昌《叢桂毛詩集解》等版權保護案例。

  10.中國的版本、辨偽、輯佚、校勘、目錄等治書之學發達，碩果纍纍。

  這幾門學問都是圍繞圖書出版印刷活動展開的，大體始於造紙術發明之初的漢，興於印刷術普及之時的宋，到清代達到鼎盛。不僅湧現出一批批著名的版本校勘名家，而且還將經驗總結形成理論、方法進而留下了叢書、書目等成果。僅以目錄學為例，中國是最早有圖書分類目錄並最早建立目錄學的國家。

  我國第一部綜合性分類目錄是西漢劉向編的《別錄》及其子劉歆完成的《七略》，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分類目錄。除總序輯略外，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條理清晰，井然有序。「略」下分38個小類，系統完整，輕重平衡，反映了當時的出版物狀況及學術水平。兩晉時期七分法向四分法轉變，到唐代魏徵編《隋書·經籍志》時，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類名及細目。到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類目更加分明，四分法已臻完善。我國目錄學推崇的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使每一部書目都是一部學術史。在種類上，有官修目錄、史志目錄、私藏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每類都是一個大系列，均有各自的特點、源流、價值。以特種目錄為例，又可細分為個人著述目錄、地方文獻目錄、叢書目錄、禁書目錄、刻書目錄、版本目錄、善本目錄、舉要目錄、解題目錄、辨偽目錄等。僅以歷代史志目錄利用而言，據正史藝文志，我們可知一代藏書，也可知一代著述，還可了解古今圖書的存佚及學術著作變化情況。我國的目錄學及其他幾門治書之學都稱得上是博大精深，值得深入鑽研。

  本文節選自《出版科學》2001年第2期，第61—64頁。

  【導讀】

  本文為我國當代著名編輯出版學家、圖書館學家肖東發所著撰，於2001年5月15日在《出版科學》上發表。

  肖東發（1949—2016），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祖籍天津，197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留校任教。他在中國書史、中國藏書史、中外出版史和年鑑學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先後撰寫了50多本學術專著、發表了近300篇學術論文。曾出版《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中國編輯出版史》等著作，擔任《中國出版通史》的編輯委員會副主任。肖東發也是我國的編輯出版教育的開拓者之一，是編輯出版專業成立的推動者之一。曾任原新聞出版總署出版專業教材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編輯學會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並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聘為出版學專業碩士學科指導委員會委員，為我國編輯出版教育工作做出了極大貢獻。

  本文節選自肖東發的《對中國圖書出版印刷文化的總體思考》的上半部分，主要內容是對於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印刷文化的十大特徵總結，該文下半部分闡述了中國古代出版印刷文化的缺憾及其對現代化的影響。他認為，研究中國古代出版印刷，不能僅僅滿足於對古代圖書及印刷技術進行追根溯源式的探究，而是應該縱觀全局，從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透視其發展、變革脈絡，總結其興變盛衰的規律，即「總結經驗，研究規律，以史為鑑，促進繁榮」。

  此選文簡明扼要地概述了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國古代印刷文化的鮮明特點。作者從十個維度闡明了我國古代圖書出版印刷文化在世界出版印刷史上舉世無雙的歷史地位。

  首先，中國是文字出現最早的國家之一，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一脈相承，從未中斷，始終保持著生生不息的活力與創造力。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漢字字形穩定，字義明確，一直延續至今。雖然中間也經過隸變、簡化等若干變化，而且古今文字在形體上也有所不同，但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在頑強地保持自身傳統文化特徵的同時，它又善於變通，善於吸納，不斷地汰舊創新，以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

  其次，在印刷事業與印刷技術的發展方面，中國古代印刷事業最先發達、最早普及。作者認為中國圖書起源於夏代，而有圖書就有原始的編輯出版活動。而後出現的文化活動例如佛教寺院的圖文複製活動，學校、書院、民間刻書業均帶動了印刷事業的發展。漢代造紙術發明，解決了載體材料的矛盾，但是圖文複製技術的落後阻礙了圖書的傳播流通。在捶拓和印章技術的啟發下，我國古代手工業者終於發明了印刷術，在其後發展過程中，出現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種技術，為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最後，在圖書載體、類型、出版管理等方面，古代中國均領先於同時代其他民族國家。我國古代載體材料眾多，包括龜甲、獸骨、青銅器、石碑、竹片、木板等，東漢末紙張成為通行材料。我國最早發明造紙術，其發明不僅促進我國古代的圖書生產與流通，同時在世界範圍內推動文化的普及。中國是世界上擁有典籍最多，圖書類型最豐富的國家。據統計，僅西漢到清代的中國古籍就有18萬種，236.7萬卷，並且中國古代圖書品種繁多，形式多樣，體例富有變化，其中經學、訓詁、小學、音韻、方志、家乘等許多類型是國外所沒有的。中國書籍既注重實用，又注意美觀，講究裝幀設計，圖書形制的發展呈階段性特色，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演變。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受歷史環境影響歷經磨難，但是古人發展出多種方式收集與修復圖書，在此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在圖書事業的建設管理方面，中國很早就建立了圖書編輯機構和出版管理制度，並且歷代統治者都頒布了相應的詔令。巨型類書、叢書的修纂直接顯示了中國古代文獻的宏富、圖書事業的興旺。中國圖書的商業流通，至少在西漢就已存在，推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書業GG在唐宋時期得以大量運用，稿酬、版權意識逐漸萌芽。中國的版本、辨偽、輯佚、校勘、目錄等治書之學發達，碩果纍纍。自造紙術發明之初至印刷術普及之時再至清代，中國不僅湧現一批批著名版本校勘名家，還形成系統理論，進而形成叢書、書目等成果。僅以目錄學為例，中國是最早有圖書分類目錄並最早建立目錄學的國家。

  本文使用了大量的歷史事實，邏輯嚴密地闡述了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變化，總結了其歷史特點，是我國當代研究古代圖書出版印刷文化的重要原著。

  （張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