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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文】 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

2024-08-14 18:57:06 作者: 萬安倫

  趙家璧

  我在《回憶我編的第一部成套書——一角叢書》里已說過,我喜愛成套的文學書,早在大學讀書時代已心嚮往之,把將來也編成幾套文學叢書作為自己一生的奮鬥目標。1933年2月起創刊的《良友文學叢書》,以魯迅兩部譯本開頭,接著出版巴金、老舍、丁玲、張天翼、施蟄存等的創作小說。6月,以適夷譯蘇聯邱孟選珂作的《陽光底下的房子》和董純才譯蘇聯伊林作《白紙黑字》兩書為首,創刊《蘇聯童話集》叢書,這套書僅出了幾種,沒有很好發展;而《一角叢書》已出足八十種而結束。是年11月13日,良友公司門市部的大玻璃窗,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派遣的暴徒用大鐵錘擊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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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是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配合他們軍事上的第五次「圍剿」,在政治上加強法西斯統治,加緊進行文化「圍剿」的一年。2月查禁新文藝書籍一百四十九種,涉及二十五家書店;禁止七十六種刊物的出版,包括「左聯」機關刊物《萌芽》《北斗》等在內。5月國民黨反動派成立圖書雜誌審查會,上海進步出版業從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壓迫和限制。

  是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為準則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以後又規定孔誕日全國舉行祭孔紀念;隨著提倡讀經,湖南、廣東等省編制《中小學經訓讀本》,並舉行以經書為題的中學畢業會考。一時尊孔讀經的逆流在各地泛濫起來。曾在五四運動時期反對白話鼓吹文言的汪懋祖,正在國民黨教育部當官,6月21日,在《申報》發表《中小學文言運動》,魯迅為此寫《此生或彼生》痛加駁斥,茅盾也在《文學》上寫文章諷刺他。以「左聯」為核心的進步文化界,對國民黨的復古逆流進行反擊,在報紙上展開了一場文言白話的論爭。這些尊孔讀經、主張打倒白話恢復文言等等的逆流,實際上都是對「五四」文學革命的一種反動,也是國民黨文化「圍剿」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時,在這一年開展的大眾語文運動討論中,在反擊「文言復興」的理論文章里,也暴露了少數新文學工作者否定「五四」文學革命,否定白話文成就的過「左」言論。有的認為「五四」以後的白話文是「在語文上也只將『之乎者也』換了『的哪呢嗎』的變相八股」[1],是一種全不能為一般的大眾所能懂的、充滿了歐化氣與八股氣的「買辦文學」[2];因而提出要向「死了的文言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3]。魯迅對這種論調,認為是起了「自己繳自己械」[4]的作用。茅盾也指出當時「文化復古運動也在一些新名詞的掩護下進行」[5]。

  這一時期,魯迅指出:「別有一支討伐白話的主力軍,是林語堂先生。……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6]當時以提倡小品文為名、政治傾向性非常明顯的《人間世》半月刊,由林語堂主編,正在這年4月創刊,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林語堂把他明目張胆地討伐白話文學,輕描淡寫地說成是「我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7]。

  反映在上海圖書出版界的,是這一年,大量古書成批翻印[8],報上經常刊出滿幅GG,這些出版物對整理國故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麼多大書店,集中一個時期翻印這麼多古書,也不免為瀰漫社會上的復古之風助長了聲勢。

  那時,我常去內山書店,有時為了去看望魯迅先生,有時專程去瀏覽新到的日本文藝書。我雖不通日文,但從書名和內容的漢字部分,也還能粗知大概。內山老闆見我喜歡書,經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發的圖書目錄和成套書的宣傳品。我回家後,燈下枕邊細細翻閱,頗有啟發。我看到日本的成套書中有專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編選舊作的,名目繁多,有稱叢書、大系、集成或文庫之類,範圍很廣,涉及文學、藝術等各個部門。其中有一套整理編選近代現代文學創作的大套叢書,都不是新創作,而是已有定評的舊作的彙編,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我就想,已創刊的《良友文學叢書》,符合出版水平的來稿不多,要經過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才能出成數十種或上百種。我為什麼不來一個整理編選工作呢?「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現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文藝作品,屈指計算,為數也不少,這些書都是紙面平裝書,分散在各處出,極難覓齊,如果我能把它擇優編選,統一規格,印成一套裝幀美觀、設計新穎的精裝本,可取名為「『五四』以來文學名著百種」之類,那不是剋期可成的工程嗎?但這個想法立刻被自己的第二個思想所否定了。一百種成名之作,如魯迅的《吶喊》、郭沫若的《女神》和胡適的《嘗試集》等,不是由各個不同的書店所出,版權頁上都寫明「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八個大字嗎?我有什麼辦法去衝破這條出版法呢?但企圖整理編選「五四」以來文學創作的這個編輯構思,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

  另外,我想到我已經在編的幾種成套書,都是先有一個編輯意圖,定了一個名,劃了一個範圍,然後坐等來稿(當然也爭取出門組稿)。作家寫什麼,我們出什麼,也可以說你爭取到什麼出什麼。這些書,良友不出,別的書店也會出,編輯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我當時又想,編輯是否可以自己多動些腦筋,發揮一些主觀能動性,在編輯工作上變被動為主動,因而有所創造呢?編輯一般來稿是從有到有,把作家的創作成果,通過編輯勞動,變手寫原稿為鉛印書本,送到讀者手中。但編輯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個設想,要編成怎樣一套書,然後主動組織許多作家來為這套書編選或寫作;整套書完成後,不但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面貌,而且,如果不是為了適應編輯的這個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會想到要自己去花時間編寫這樣一本書。這種編輯方法是否可以稱為從無到有的創造性勞動呢?時間已隔了半個多世紀,今天回顧,我編輯《大系》的最初階段,似乎具有這樣的一種設想:或稱出於對編輯出版工作的熱愛,促使我要干出一番新事業,編出一套好書來。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年少氣盛,不自量力。後來在前輩作家的指引和幫助下,這一理想竟然在不長的時間內得到了實現,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本文節選自《編輯憶舊》,趙家璧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4—97頁。

  【導讀】

  趙家璧(1908—1997),上海淞江人,編輯出版家、作家、翻譯家。在良友圖書公司做編輯期間,主編以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品為主的《良友文學叢書》。創辦晨光出版公司,主編《晨光文學叢書》。1949年以後,先後擔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曾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著有《編輯生涯憶魯迅》《編輯憶舊》《回顧與展望》《書比人長壽》等。1990年榮獲第二屆韜奮出版獎。

  該文節選自趙家璧代表作《編輯憶舊》中《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一文。《編輯憶舊》是趙家璧這位老出版人的回憶錄,也是一冊充滿了深情的師友記。作者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進入以出版《良友》畫報聞名海內外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自此與新文學出版結緣。作者以親切的口吻向我們講述了一本本圖書誕生的故事,動情地回憶了與蔡元培、魯迅、茅盾、鄭伯奇、鄭振鐸、徐志摩、耿濟之、曹靖華、丁玲等師友的交誼,記錄了他們在動盪不安的歲月里孜孜於文化事業的身影。展現了老一輩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狀態,編輯與作者之間的友誼,同時,也傳遞著一種精神,一種為理想、為民眾、為社會而奮鬥的責任感。並提供了大量有關三四十年代中國出版業的第一手的資料,特別是對進步出版工作的記述尤其珍貴。

  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選文中,作者主要回顧了當年為何會構想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緣由,與幾位前輩作家探討協作的過程,十卷《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的坎坷經歷以及出版後的各種社會反映,為我們研究《中國新文學大系》這一重要出版物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

  選文中,作者首先交代了時代背景。當時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加強法西斯統治,加緊進行文化「圍剿」的一年,上海進步出版業從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壓迫與限制。全國甚至興起尊孔讀經、主張打倒白話恢復文言的復古逆流,實際上都是對五四文學革命的反動。在這一背景下,作者意識到出版五四以來進步文學的重要性,從文學角度推動社會發展,遏制復古逆流,便有了整理五四以來文學創作的這個編輯構思。

  而在具體執行中,作者又創造性地將編輯這個角色,從原先的完全被動轉變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有見解性地提出「但編輯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個設想,要編成怎樣一套書,然後主動組織許多作家來為這套書編選或寫作;整套書完成後,不但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面貌,而且,如果不是為了適應編輯的這個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會想到要自己去花時間編寫這樣一本書」。這種「從無到有」的創造性,在那個年代有這樣想法無疑是了不得的。為此在確定設想後,作者憑藉著對編輯出版的熱愛,奔走聯繫各位大家,一代經典《中國新文學大系》由此誕生。這種敏銳的出版意識以及創造性的編輯手法至今仍值得後人學習與借鑑。

  (郁丹霞)

  [1] 宣浩平:《大眾語文論戰》,111頁,上海,上海啟智書店,1934。

  [2] 宣浩平:《大眾語文論戰》,136頁。

  [3] 宣浩平:《大眾語文論戰》,103頁。

  [4] 《魯迅全集》第六卷,7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 茅盾:《回憶錄第十七》,載《新文學史料》,1982(4):19。

  [6] 《魯迅全集》第五卷,525頁。

  [7] 林語堂:《論語錄體之用》,載《論語》,1933(26):42。

  [8] 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471~4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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