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

  巴金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來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說明來意：希望我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講幾句話。我道歉說，我行動不便，少出門，不能到會祝賀。他便說你寫三五百字鼓勵鼓勵吧。交談起來我才想起文藝出版社最初還是由幾家小出版社合併起來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兩家同我有關係，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這兩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我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短，還不到兩年），雖然沒有拿過工資，印過「名片」，但實際上我卻做了十幾年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這裡面也有你十幾年的甘苦和心血，你總得講兩句。

  他的話像榔頭一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來決定不寫什麼，但是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就有點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麼想到什麼就寫點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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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從自己談起。現在再沒有人「勒令」我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憶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我總想寫一點「檢討」之類的東西。倘使拿我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每樣工作都做得很不夠。我當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沒有計劃，更沒有所謂雄心壯志。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那時文藝書銷路差，翻譯小說更少人看，一本書的印數很少，不過一兩千冊，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們積了一筆錢，雖然不多，但幾本書的印刷費總夠支付，其餘的則靠個人的義務勞動，出版社就這樣地辦了起來。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掩蓋我工作中的缺點。我當時年輕膽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簡單，對編輯、出版的事也是這樣看待。不用設想，不用考慮，拿到什麼稿子就出什麼書。不管會與不會，只要有工作就做。當時做事情勁頭大，印一本書好像並不費事。我還記得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爾基原著）中的錯字，我到華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當場改好。那個年輕工人因為下班後同女朋友有約會，顯得很不耐煩，但是我纏住他不放，又講了不少好話，終於達到了目的。

  我這一生發排過不少的書稿，我自己的譯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後發排的。我做這個工作從來粗心草率。抗戰初期我看見茅盾同志批改過的稿件，才感到做一個責任編輯應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幾年偶爾見到別人發排的書稿，我不禁大吃一驚，那樣整齊，那樣清楚，那樣乾淨！我見過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樣也改得一塌糊塗，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事情。我慚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幾十年，不但搞不了編輯的工作，恐怕連作家也當不成。我見過不少魯迅、茅盾的手稿，它們都是優美的藝術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還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連小學生的課卷也比不上。我承認作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夠資格，不僅拿出手稿展覽我感到臉紅，遇到有人找上門來要求題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當初不曾練就一筆好字，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變成「社會名流」。

  話題扯得太遠了，還是簡單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細，稿子抄得工整，有什麼不好？！不過從著作人的立場看來，出版一本書花費的時間似乎長了一些。一本不到十萬字的書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跟讀者見面。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前些時候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有人誇獎他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賞這種說法，我就半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係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我並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我生活在「個人奮鬥」的時代，不能不無休止地奮鬥，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裡這麼說，心裡也這麼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個時候出版社少有人關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領工資的機會。儘管在學識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點，但是我有一種不錯的想法：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說我已經辦到了。但是我經常意識到我和作家們走向同一個目標。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麼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著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我並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後錯字不少，越是後期出的書，錯字越多。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回過頭去，倘使能夠從頭再走一遍幾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願意，而且一定要認真地、踏實地舉步向前。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多想到別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錯誤。我本來可以做一個較好的編輯，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然而我對文藝編輯出版的工作還是有感情的。我羨慕今天還在這個崗位上勤奮工作的同志，他們生活在新的時代，他們有很好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機會接近作者和讀者，他們編輯出版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一版就是幾萬、幾十萬冊。寒風吹得木屋顫搖、在一盞煤油燈下看校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丟掉全部書物倉皇逃命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他們不可能懂得我過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過去的甘苦。我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

  現在是高速度的時代。三十年不過一瞬間。一家出版社度過三十年並不難，只是在一切都在飛奔的時代中再要順利地度過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現在不是多聽好話的時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振興中華」的兩面大旗在我們頭上迎風飄揚。但是真正鼓舞人們奮勇前進的並不是標語口號，而是充實的、具體的內容。沒有過去的文化積累，沒有新的文化積累，沒有出色的學術著作，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所謂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話。要提供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充實的內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責任。我相信他們今後會滿足人民群眾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寫不出賀詞，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說過的話表示自己的心情：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5月27日寫完。

  本文節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隨想錄》，巴金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6頁。

  【導讀】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出版家。巴金生在一個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運動後，他深受新思想的影響，並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開始了他個人的反封建鬥爭。1927年年初赴法國留學期間，也時時關心中國，首次使用「巴金」這個筆名完成了處女作《滅亡》。此後，巴金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主要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和《寒夜》，中篇小說《憩園》和《第四病室》，隨筆集《隨想錄》等，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了文學創作上的巨大成就，巴金還是一位優秀的出版家，為中國的出版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巴金的出版成就絲毫不比文學成就遜色，與他同時代的許多知名作家都認為，巴金是一位極具編輯熱情與編輯天賦的出版家；與巴金相知甚深的作家蕭乾評價說：「談巴金而不談他慘澹經營的文學出版事業，那是極不完整的。」[1]

  巴金的出版活動要從他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開始說起。1935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留日學生吳朗西與伍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正式創辦，彼時巴金並不在國內。但是吳朗西等人認為巴金是搞出版編輯工作的合適人才，所以邀請巴金回國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巴金本人也十分高興，於1935年9月正式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在這一職位上，巴金一干就是十四年。十四年中，巴金憑藉他出版家的獨到的眼光與高超的職業素養，主編出版了「文學叢刊」「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叢刊」等諸多出版物。其中「文學叢刊」歷時十餘年，共10輯160本，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套具有持久生命力、深遠影響力的大型叢書。這套叢書除了編入魯迅、茅盾、王統照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更大量編入曹禺、何其芳、蕭軍、蕭紅、穆旦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文壇新秀的作品。「譯文叢書」等譯叢不僅翻譯出版了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優秀作品，在現代翻譯史、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推出了一批優秀的年輕翻譯家。[2]這些出版物是巴金出版成就的最好證明，也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兢兢業業、將出版作為人生畢生追求的出版家形象。選文中巴金總結了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十四年的出版經歷：「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從這篇選文中我們可以窺見巴金的出版思想。巴金的出版思想是樸實而又崇高的，是一種「理想」出版：「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巴金在他的出版工作中也時刻踐行著這一思想：「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巴金是一個有理想的出版人，他立志不出一本「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巴金憑藉著他的文人情懷和憂國憂民的滿腔熱情，不圖名利，堅持「做好書」，始終以出版物的高質量贏得讀者，以文學的力量喚醒民智，在亂世中為中國的文化積累和出版事業樹立起一面鮮艷的旗幟。

  巴金的出版思想還體現在他對編輯與作家關係這一問題的看法上。巴金認為「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他認為「出版官」割裂了編輯與作者之間的緊密聯繫，不是一個出版人應有的態度。巴金的出版生涯中始終貫穿著其對作家最大的關懷。巴金唯才是舉，挖掘了不少新人作家和新人作品，如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畫夢錄》，以及「文學叢刊」「譯文叢書」中收錄的不少當時是新人的作家作品。不僅如此，他還十分關心作者的生活情況，如果作家處於困境，他還會按月預付稿費，幫助作者維持生活。也正是因為這樣，巴金贏得了一批作者的信賴，也因此「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這篇選文雖然不能窮盡巴金的出版思想和出版活動，但是見微知著，能夠從這篇選文中體會到巴金將出版視為畢生事業，為國家和人民奉獻的「理想」出版信念。同時，巴金關於編輯和作者關係的論述，對出版社「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寄語，以及他身上那種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文化擔當和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對我們新時代的編輯出版工作具有極大的指導價值。可以說，巴金是中國現當代出版史中不可或缺的偉大出版家。

  （趙路明）

  [1] 孫晶：《中國出版家·巴金》，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孫晶：《中國出版家·巴金》，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