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地方出版社的出書方針

  陳翰伯

  今年年初，原想開一個編輯工作座談會，談一點虛的。準備過程中，碰到了印刷、紙張兩座「大山」，還有體制問題，準備開的編輯工作座談會沒有開成。關於體制問題，我們通過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報告了中宣部。體制問題不是我們出版部門單獨解決得了的。大文章做不了，就做小文章，解決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9月，我們開了印刷會議。現在我們開的這次會議把提高書籍質量作為中心議題，並圍繞這個中心，起草了幾個文件，大家討論後，改好一個，報批一個。

  關於出版工作的形勢和任務。近3年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3年。1977年的出版工作座談會上，我們推倒了「四人幫」的兩個反革命「估計」。那次會後，特別是在三中全會後，出版工作出現轉折，不僅突破了「四人幫」設置的禁區，有些17年不敢觸動的問題也有所突破。成績很大。圖書品種增加，重大門類有所緩和，特別是科技書籍成績顯著。恢復和建立了出版機構。整頓、充實了出版隊伍。增加了同國外交往，開始同外國合作出書。

  書店經常反映，讀者要的書沒有，又有些讀者不要的書壓在書店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複雜。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積壓，有的由於「四人幫」神化領袖；有的由於政治學習布置的變化；有的由於我們思想不解放，印數太多。一般政治理論讀物的積壓，主要是由於「四人幫」大破壞的惡果。某些會議文件印得過多，有些創作小說不受歡迎，有的書出版錯過了時令，群眾不要。還有的圖書是因為發行不對路，征訂數不準確。也有編輯同志思想不解放，為了政治表態，趕浪頭而出書。所有這些，不能簡單地用一個「濫」字來概括。

  有些書雖然印數已經很大，但仍然不能滿足讀者需要。這主要是由於紙張和印刷困難。另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大的門類中還有許多缺門。這主要要靠科研和創作的發展。

  因此，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什麼，我們考慮大致是這樣的：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積累科學文化技術知識和成果，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出書範圍非常廣泛。什麼叫出版為政治服務？我認為要從大的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共產主義就是最大的政治，實現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至於當時當地的政治任務，主要由報紙、刊物去管。要把出版為政治服務討論清楚，按上面說的三方面出書，道路是很寬闊的。

  關於出書規劃。要抓出書規劃，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優越性。過去，我們抓過某一門類的規劃，全國總的規劃沒有抓。

  

  1975年我們搞了中外語文詞典規劃，得到周總理批准。現在辭書出版有了很大增長。1978年我們搞了少年兒童讀物規劃，到今年9月底已出版1084種。今年6月，規劃了政治理論讀物40多種。由此可見，抓了規劃是大有好處的。

  我們考慮到還有些門類是可以抓的。比如外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出版，可以規劃。社會科學、中國古典作品，也可以規劃。還有專業辭書，民族文字辭書，翻譯科技書等，都可以規劃。翻譯書，有力量的出版社都可以搞。要注意避免「撞車」。

  關於地方出版社。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國或兼顧全國。可以試行。地方出版社出書不受「三化」限制。當然，首先要滿足本省讀者的需要，要發揮本省寫作力量的積極性。

  中央一級出版社，力量比較雄厚，有責任幫助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同地方出版社是兄弟關係，同志關係，要相互支持。提倡各出版社之間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提倡有矛盾協商解決。

  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兩個積極性，目前要特別注意發揮地方出版社的積極性，同時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

  對地方出版社的出書方針，要不要作點規定，大家摸索一段時期後，再來總結經驗，交換意見。

  目前印刷能力不足，技術落後，管理水平不高。印刷問題和紙張問題一時都很難好轉。這兩座「大山」壓著我們。但不能坐困愁城，還是要每天挖山不止，千方百計，努力奮鬥。

  去年，華主席在人代會上提出要加強出版事業，增加圖書品種，縮短印製周期，提高印刷技術。自那以來，品種有所增加。印製周期和印刷技術的問題，在局部有所改變，但從整個書刊印刷行業來說，雖然搞印刷的同志作了很大的努力，還沒有多大改變。還要繼續努力。

  國家給出版部門的基建投資有限。全國基建投資已壓縮。我們要體諒國家的困難，盡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能被困難壓住。

  關於解放思想。提高圖書質量，各項意見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總結過去，展望將來，都靠解放思想。要以三中全會精神為指針，在碰到問題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解決問題。不能等待別人提供現成結論。這是領導的職責。要敢於解決問題。當然，重大問題還要請示。要敢於領導，敢於負責，不要怕人家說「長官意志」就變成了「無意志的長官」。當然，不要瞎指揮。我們搞宣傳工作的，要注意防止片面性，不要增加動亂的因素。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肅清極左路線的流毒，也要注意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解放思想，是有領導的，有界限的，絕不是比賽誰的膽子大。我不是說現在出版工作中已經有了什麼問題，而是提出來和同志們共同勉勵，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本文節選自《陳翰伯文集》，陳翰伯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06—109頁。

  【導讀】

  此篇選文是陳翰伯同志1979年12月11日在長沙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選。

  陳翰伯（1914—1988），出生於天津，祖籍江蘇蘇州。新聞家、編輯出版家、國際問題評論家，筆名梅碧華、王孝風等。曾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後在1935年冬參加一二·九運動領導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在白區從事報紙新聞工作，宣傳共產黨的主張。1936年任《西京民報》編輯，1937年任《西北文化日報》編輯，1938年年底，在《新民報》社工作，1942年任《新民晚報》副總編輯。1943年到1946年擔任中外出版社總編輯。

  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宣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主管理論刊物《學習》的編輯工作。1958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理。1964年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1976年起，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代局長，後擔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等職務。

  陳翰伯同志是著名的編輯出版家，在擔任出版工作領導期間，結合實際，從各個角度深入思考出版工作，留下了許多關於出版工作的傑出思想。特別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為出版工作的撥亂反正，開創出版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所選這篇講話主要從「座談會的準備」「出版工作的形勢和任務」「出書規劃」「地方出版社工作開展」「出版工作的困難」「解放思想」這六個角度來談，思路清晰地指出了當前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務、存在的問題和發展方向。

  陳翰伯同志認為，近三年來出版工作的關鍵詞是「撥亂反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圖書種類增加，尤其是科技類書籍增加，恢復和建立了出版機構，這些是比較好的方面。沿著這個思路，陳翰伯同志提出，出版界接下來的任務在於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積累科學文化技術知識和成果，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具體到某些地方的政治宣傳任務，可以由地方出版社完成。

  這一時期的出版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物質方面的缺乏，印刷能力不足，技術落後，管理水平不高。1979年初，陳翰伯同志曾就這個問題向胡耀邦同志做過匯報[1]。排印裝訂太慢、新聞紙供給不足、圖書用紙不足、紙張質量下降，這些都對出版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些困難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出版工作更加要講究規劃。

  如何利用有限的出版資源，出版更多符合人民需求的作品，需要從種類上進行規劃。少兒讀物、政治理論、外國文學、辭書、中國古典文學等類別都可以進行規劃出版。規劃的過程中，各出版社之間要避免重複選題。

  在這次座談會之後，1980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陳翰伯同志針對出版結構存在的問題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2]。在這段時期內，陳翰伯同志主持出版工作的「撥亂反正」，開創了改革開放後的全國出版工作新局面。

  除了對出版工作的指導，陳翰伯同志還對出版物的具體內容做出了一些思考。他參與創辦了《讀書》雜誌。1980年前後，陳翰伯同志還為《讀書》雜誌就文風問題提出一些建議。指出寫文章不要穿靴戴帽，寫閒話、空話，起標題要有內容等。

  在出版規劃問題上，陳翰伯同志最注重的是詞典十年規劃。先抓漢語詞典，其中又著重抓影響較大的五部：《辭海》《辭源》《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並指定由陳原、方厚樞、許力以等著名學者負責主抓幾部詞典的編輯和出版工作。

  陳翰伯為了甩掉我國「大國家，小字典」的落後帽子，立志使我國辭書出版事業跨進世界先進行列；他為《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藏漢大辭典》等辭書的早日問世而殫精竭慮，到處奔波。

  《漢語大詞典》全書13卷，前後歷時18年，已於1994年4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光碟版；《漢語大字典》全書8卷，不僅已於1990年11月全部出齊，而且還相繼出版了縮印本、簡編本和袖珍本。《辭海》《辭源》《現代漢語詞典》等也都先後出版，其他中外文語文、專科等「辭書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3]。

  此段選文中，關於地方出版社和中央出版社的互補、互相幫助的論述，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我國出版社設置的結構，指導了我國的地方出版社的工作。

  （栗夢琪）

  [1] 陳翰伯《關於印刷落後和紙張緊張情況給胡耀邦同志的緊急報告》。

  [2] 1980年5月4日，陳翰伯《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3] 方厚樞：《陳翰伯與辭書出版工作》，載《辭書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