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幾個原則

  鄒韜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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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些朋友想辦刊物，往往連（聯）想到《生活》周刊。其實《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眾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們的特殊時代的需要，都各有它們的特點。歷史既不是重複，供應各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糧食，當然也不該重複。但是抽象的原則，也許還有可以提出來談談的價值，也許可以供給有意辦刊物的朋友們一些參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刊物的內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沒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試以《生活》周刊做個例。它的內容並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風和編制也極力「獨出心裁」，不願模仿別人已有的成例。單張的時候有單張時的特殊格式；訂本的時候也有訂本時的特殊格式。往往因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盡心力，想出更新穎的格式來。單張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改為訂本的格式；訂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添加畫報。就是畫報的格式和編制，也屢有變化。我們每看到一種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樣樣模仿著別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內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見面一次，更貴精而不貴多，要使讀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處，每篇看完了都覺得時間並不是白費的。要辦到這一點，不但內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動最經濟的筆法寫出來。要使兩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義，敵得過別人的兩三萬字的作品。寫這樣文章的人，必須把所要寫的內容，徹底明了，徹底消化，然後用敏銳活潑的組織和生動雋永的語句，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給予讀者的益處顯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讀者省下了許多搜討和研究的時間，省下了許多看長文的費腦筋的時候，而得到某問題或某部門重要知識的精髓。

  再其次，要顧到一般讀者的需求。我在這裡所談的，是關於推進大眾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過於專門性的刊物，過於專門性的刊物，只要顧到它那特殊部門的讀者的需要就行了；關於推進大眾文化的刊物，便須顧到一般大眾讀者的需要。一般大眾讀者的需要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不當用機械的看法，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規定出來。要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是主持大眾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

  最後我覺得「獨角戲」可以應付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要辦刊物，即是開始的時候，也必須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經常的協助。「基本」和「經常」，在這裡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現在的雜誌界似乎有一種對讀者不很有利的現象：新的雜誌儘管好像雨後春筍，而作家卻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們大名的這幾個。在東一個雜誌上你遇見他，在西一個雜誌上你也遇見他。甚至有些作家因為對於催稿的人無法拒絕，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頭換面」作著兩篇或兩篇以上的文章，同時登在幾個雜誌上。這樣勉強的辦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讀者也是莫大的損失，是很可惋惜的，所以我認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經常」的協助，便不該貿貿然創辦一個新的雜誌。當然，倘若一個作家有著極豐富的材料，雖同時替幾個雜誌做文章，並沒有像上面所說的那樣虛耗讀者的精力和時間的流弊，那麼他儘管「大量生產」，我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還有初辦刊物的人，往往著急於銷路的不易推廣。當然，發行的技術和計劃也是刊物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方面也應加以相當的注意。但是根本還是在刊物的內容。內容如果真能使讀者感到滿意，或至少有著相當的滿意，推廣的前途是不足慮的。否則推廣方面愈用工夫，結果反而愈糟，因為讀者感覺到宣傳的名不符實，一看之後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礙了未來的推廣的效能。

  本文節選自《經歷》，鄒韜奮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版，第142—146頁。

  【導讀】

  鄒韜奮（1895—1944），原名恩潤，乳名蔭書，曾用名李晉卿。近代中國著名記者和出版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出版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其不畏權勢、服務讀者、針砭時弊的愛國思想，為真理而戰鬥不屈的精神，值得一代代的出版人學習。

  1922年鄒韜奮在黃炎培等人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編輯部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開始從事教育和編輯工作。1926年鄒韜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對《生活》周刊進行了一次從內容到形式的大幅度革新，並確定了辦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在鄒韜奮擔任主編的七年裡，《生活》周刊發展成為「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的有著很大影響力的刊物」，最高發行量達到15.5萬份（1932年），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新紀錄。1930年，鄒韜奮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務，之後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多處分店和辦事處的生活書店。1935年，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他在該刊物上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高度讚揚了學生救亡運動。1935年12月，《大眾生活》周刊銷量達20萬份，創造了我國雜誌發行的銷量紀錄。1936年，鄒韜奮與好友金仲華一起在香港出版《生活日報》，同年八月移至上海，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與《全民》周刊合併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該刊物宣傳抗戰救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力。

  選文選自鄒韜奮寫作的《經歷》一書，本文《幾個原則》選自書中的第一部分《二十年來的經歷》，結合文章內容和收錄順序，可以推測選文的寫作背景應為1936年8月到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前這一階段。彼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在抗日救亡的聲浪下，國內辦刊熱情高漲。而鄒韜奮本人經歷了多次辦刊的經歷，其辦刊理念也臻於成熟。本文《幾個原則》即是作者鄒韜奮以一名辦刊經驗豐富的資深出版人的角度出發，對有意辦刊的朋友提出的關於辦刊的幾點建議；同時也是鄒韜奮自身辦刊態度和原則的闡釋。因此，本文對研究和理解鄒韜奮的辦刊理念和態度有著重要意義。

  本文中作者鄒韜奮一共提出了四個原則，作為對於新人辦刊的建議，同時也是其個人辦刊的理念闡述。第一，要有創造精神。作者以《生活》周刊為例闡述單純的模仿是無法創辦優秀的刊物的。從格式到內容，別人有什麼就學什麼，成為其他刊物的效仿者，這樣的辦刊思路是不可取的，一本刊物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特色。第二，刊物的內容要精練。考慮到周刊的體量，其中刊載的文章內容要「貴精不貴多」，用簡練的語言表達雋永的含義，節省了讀者閱讀的時間，提高讀者的閱讀效率。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也對周刊文章的作者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要立足大眾文化，從讀者的需要出發。這一方面要求所辦的刊物內容要通俗，要適應大眾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需要辦刊人對廣大讀者不斷變化的閱讀需求進行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研究。第四，重視朋友間團結協作，特別是能為刊物穩定提供優質稿件的作家朋友。作者在此提出要儘可能避免同一個作家在不同刊物上刊載相似文章的情況發生，這對讀者而言絕非有利情況。而作為辦刊人來說，如果沒有能夠為刊物「幫忙」供稿的作家朋友，就要審慎考慮是否要創辦一個新的雜誌了。除了以上的四個原則，作者鄒韜奮還對初辦刊物的人提出了一個警示：不要因為急於推銷刊物而只重視推廣，忽視刊物內容。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不利於刊物的長久發展。

  縱觀全篇，文章用凝練而生動的語言概括了中國近代出版家鄒韜奮先生的辦刊理念，同時成為20世紀30年代指導新人辦刊的重要參考，對現代出版史和鄒韜奮個人出版思想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張新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