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出版物的國際關係

  王雲五

  出版與國勢之關係，我認為至密切。因為計量國勢強弱之尺度，土地與人口均不可靠，即陸海空軍之多寡強弱，前此認為一方面代表富，他方面代表強，似乎是相當可靠的；然而此次歐戰之初期，法國數百萬之陸軍，兩星期盡成俘虜，則陸軍不可靠；英國夙以海王著稱，然太平洋戰事初起，兩艘巨型戰鬥艦，竟犧牲於日敵之百十架飛機之下，則海軍不可靠。又此次戰爭中，或詡飛機數量多，或詡飛機構造精，或詡空軍戰鬥力強，然成敗利鈍，尚有待於將來事實之證明，與其他種種條件之關係，是則空軍亦未必全可靠。余以為最可靠之計量國力尺度，莫如出版物。因為出版之數量多，可以表示曾受教育者之多；出版之程度高，可以表示學術之程度高；某一類出版物之售價特低，可以表示喜讀某一類出版物者特多。關於數量多與程度高兩項，所表示之意義原甚明顯，用不著再加說明；惟售價特低可以表示喜讀者特多，似有略加說明之必要。原來出版物的成本，括有一時費及經常費兩部分。一時費指製版而言，其費用只限於初製版之一時；經常費指紙張印刷裝訂而言，其費用系屬經常的需要。經常費與出版物篇幅之多寡為比例；一時費則與出版物銷路流通之廣狹為比例。假使兩種出版物的銷數相同，則其售價高低，殆可照頁數之多少；因頁數之多少，工料之需要隨而增減，其數量殆為經常而固定者。然而實際上一本文學書與一本哲學書頁數及所用紙張印刷方式雖完全相同，哲學書之售價輒較文學書為高，則因哲學書的銷售數量遠不及文學書，而其所支出之一時費即製版費，卻完全相同；哲學書之製版費須由銷出之少數書本分擔，故成本較重，售價不得不較高；文學書之製版費由銷出之多數書本分擔，故成本較輕，售價亦可較低。我曾利用出版物的每年新刊數量及各類出版物之售價高低，尤其是關於售價一項，作為尺度來計量各國的國勢。文學書籍在任何一國之售價恆較他類書籍售價為低，即以嗜讀文學書籍者實占大多數之故；此外則德國售價較低之書籍為應用科學與自然科學等類，英國為政治經濟歷史等類，美國為政治商業及一部分應用科學等類，法國為自然科學藝術等類，日本為一般應用科學；凡此皆可大致代表其讀書界之注意所在。反觀我國，則我在抗戰以前所作之出版數量統計，總類占第一位，社會科學第二位，文學占第三位，史地占第四位，哲學占第九位，宗教占第十位，他如語文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藝術四類，則在兩個時期中，先後次序微有不同，然均居第五至第八位。除總類占第一位，系由大部叢書近年出版特多之故；社會科學之占第二位，固由教育圖書小學教科書和兒童讀物都括入其中，但國人能注重社會問題，確是主要理由，而社會科學之研究，不像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須先有數理的根底，因此入門較易，也是其中一理由。文學之占第三位，則因文學書除供研究外，尚可備消遣，故無論在那一個國家，文學書總是占重要地位。史地之占第四位，其理由與文學書近似。至於哲學書在任何國家大都只供少數人的閱讀，我國當然不在例外。宗教書籍的效用較久，一本流行，往往經千百年而不變，因此新出版特少。此外語文與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藝術四類，我國因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均發達較遲，故出版地位也較落後；不過照最近趨勢，應用科學出版物的地位漸臻重要，卻是可喜的現象。又以售價為尺度而計量，則語文類及文學類最低，然亦由此中含有許多無版權著作之故；惟社會科學類之售價較低，卻可為流行較廣之表示。

  本文節選自《旅渝心聲》，王雲五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263—265頁。

  【導讀】

  本文節選自中國近代重要出版家王雲五的《旅渝心聲》。王雲五（1888—1979），名鴻楨，字日祥，號岫廬，廣東香山人，1888年生於上海。王雲五早年只讀過三年私塾，求學經歷也以自學為主，他概括自己是「舊學沒有考過科舉，新學沒有進過學校」。王雲五自學成才，精通英文。憑藉著良好的英文能力，王雲五掌握了大量西方先進思想，這也是他日後進入商務印書館的看家本領。雖然靠自學掌握知識的王雲五並沒有得到當時文化界的徹底認可，但並不影響他為動亂的中國做出的貢獻。王雲五熱衷於圖書館學，發明了中外圖書館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自1921年經胡適推薦進入商務印書館後，王雲五將其大半生心血都傾注在了出版事業上，他自學成才，學問廣博；擅長經濟，精打細算；閱歷豐富，能力全面。王雲五的出版思想就是在保障商業價值的前提下兼顧社會價值。自王雲五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後，大力推行科學管理法，對中國出版業的資本主義革新進行了自己的探索，在他的經營管理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占到全國出版物總量的一半，而1936年更是占到全國的52%。總的來說，王雲五在國勢動盪期間，最大限度地盡到了作為一個出版家的社會責任，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旅渝心聲》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王雲五被迫離開香港旅居重慶期間。本書收錄了王雲五的一些演講、講話的講稿及關於出版和國家發展的思考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短小精悍，筆力雄健。全書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政治與國際形勢、經濟與工商管理、教育、文化與出版、修養及其他，覆蓋面很廣。單就文化與出版這一部分而言，王雲五談到了戰時國家出版業的重點、出版品在軍中的重要作用、出版新名詞的溯源、五十年來的出版趨向、戰時出版界的環境適應問題和出版物的國際關係等方面，對時局的分析、特定時局下出版的作用和出版業在面臨複雜環境下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思考和見解。

  此選文部分以出版物與國勢的關係為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擁有強大軍隊的國家並不見得都能在戰爭中取得絕對的勝利，作者認為，出版物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標準：一個國家出版書籍數量多，代表這個國家知識分子數量多，也就證明了這個國家整體文化水平高。不僅從出版物的數量上能對一個國家的國勢進行推斷，不同類別的出版物數量所占出版總量的比重也能看出各國文化發展上的偏重。作者以一個出版家的角度，分析了各強國不同類別的出版物所占出版總量的比重，並與我國進行對比，對比結果發人深省，揭示出強國之所以強，是與其國內出版業有一定的關聯的。

  

  此段選文只是作者對於出版物的部分觀點，但是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從寥寥千字中就能看出作者對出版物與國勢之關係的精準把握，可見其對出版與國勢的深刻思考。同時，作者還在文中提到了部分對著作權保護的認識，足見其先進的出版思想和敏銳的遠見卓識。王雲五能夠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下，堅持盡到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和出版家的社會責任，利用出版物傳播西方的先進思想，啟迪民智，光憑這一點，王雲五就值得被歷史銘記。

  （金紹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