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影印《永樂大典》序

  郭沫若

  距今556年前，明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學士解縉等纂修一部類書。他在飭諭中，希望類書的規模宏大，要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各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這是一個雄偉的企圖。

  解縉等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書進上，曾賜名為《文獻大成》，這樣短期的急就章，毫無疑問是不夠宏闊的。明成祖認為該書簡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師姚廣孝等為監修，動員儒臣文士悉加編校、采寫、圈點工作凡三千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搜集頗為宏富。永樂六年（1408）冬，全書告成，共22877卷。外加凡例和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定名為《永樂大典》。

  原書在修纂之初，曾訂凡例二十一條，全書體例系以《洪武正韻》為綱，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註音韻訓釋，備錄纂隸楷草各種字體，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藏，正如凡例所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朱棣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說「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奧典」云云，確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要飭修《永樂大典》，其用意固在籠絡當時士大夫，用以鞏固明室統治。然而《大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出類拔萃的。

  原書編輯體例，存在著一定的缺點，曾遭受後人不少的訾議[1]。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自先秦，下達明初，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直到265年後，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原書的貢獻巨大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照錄原著，不加改易，這比諸清代《四庫全書》，在纂修時任意將古籍竄改刪削，更大有上下床[2]之別了。

  《永樂大典》編成後，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這期間，我們的國家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而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的遭遇，尤足令人感概[3]而憤恨。

  原書編成後，原藏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北京皇宮落成，文淵閣藏書大部分北遷。《永樂大典》亦被遷移，貯藏於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宮內奉天門、三殿和午門被火，《大典》經搶救免於焚毀，其後五年（1562），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令閣臣徐階、侍郎高拱等督飭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寫副本一部，經歷五年，至隆慶元年（1567）始告完成。從此正本與副本分藏於文淵閣與皇史宬[4]。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可能即毀於此時。副本傳至清代，不被重視，雍正年間，曾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餘卷。嗣後清政腐敗，官吏盜竊，又頗散失。光緒二十六年（1900）帝國主義侵略者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肆破壞與掠奪，《永樂大典》亦遭受浩劫，一部分被焚毀，未毀者幾乎全被劫走，運往英、美、法、日等國，作為古董販賣，或入私家庋藏[5]，或入博物院當作點綴品陳列。清代末年，清廷曾將殘本64冊移存京師圖書館。清亡後二十餘年中雖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有60冊「移存」於美國，至今尚未收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永樂大典》原本已經被收集到215冊，此中蘇聯贈還者64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者3冊，國內收藏家捐獻者23冊，具藏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本和複製本，及最近向國內外公私各方借印者16卷，合共730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數雖僅及原書全部3%強，但據不完全統計，原書現存於世者約近800卷，則此次所影印者已達存世原書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業已散佚的珍貴材料，可供學術界作科學研究的參考。

  《永樂大典》殘存本的影印出版，顯示了我國對古典文獻的重視。這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今天才能辦到。我們可以設想：在明成祖編成此書時，毅然付諸刊印，不因「工費浩繁而罷」，則雖遭庚子之變，損失當不至如此浩大。然而這樣的大業，要期待於封建時代的帝王是求之過高的。清代《四庫全書》不也只是抄寫了七部而已嗎？帝主們的真實用意，並不在發揚文化，而是在粉飾太平。我們今天對封建帝王們不必作過高的要求，也不必作過多責備，但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則不能不表示切齒痛恨。我國的文化遺產被帝國主義者摧毀盜竊的不僅限於《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為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提供永不磨滅的鐵證。

  同時，和帝國主義者的罪行相對照，我們借本書的出版，更可以體認到以蘇聯為首的兄弟國家對我國的國際主義的深厚友誼。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認真發揚自己先人的文化遺產，並尊重別的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成果。社會主義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歸趨，我們堅信，在不太長遠的將來，剩餘無幾的《永樂大典》現存本，一定可以補印齊全，和全世界的讀者見面。這是學術界的殷切期待，我們願與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維護人類文化的朋友們共同努力。

  1959年8月31日

  郭沫若

  本文節選自影印本《永樂大典》序，郭沫若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書前序言。萬安倫、曹繼華據郭沫若書法體序言點校。

  【導讀】

  本文選自郭沫若為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所寫的序，該序與1960年9月中華書局編輯部撰寫的影印說明互為補充，是全面認知該典出版發行的重要資料。《永樂大典》作為明代一部官修類書，其形成與當時文化繁榮，學術發展，當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以後，為樹立明君形象，銳意改革政治，設立內閣，並在後來的南征北戰中維護了中國版圖的完整。文化現象上，值得稱讚的是朱棣主張編修《永樂大典》。中國歷代帝王都注重修典，這也是帝王在建功立業之外彰顯自己胸襟與眼界的重要方式，更是中國「文治思想」的重要表現，用梁啓超的話講，「纂集類書之業，亦文化一種表徵」[6]。皇帝通過編修類書，在籠絡人心的同時，也營造了一種文治的氛圍。《永樂大典》的編修並非憑空而為，是在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基礎上的發展，也是對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呼應。明太祖時，當時的大臣解縉就深諳帝王的學術興趣，並能揣度其心理偏好，這為編修《永樂大典》埋下了早期的思想基礎。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下旨編修《永樂大典》，並表明了自己的編修意圖：「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在此意旨下，解縉帶領胡廣等一批儒者，組建了編修團隊，開始編纂。永樂二年，解縉將書稿呈給皇帝，明成祖朱棣賜名曰《文獻大成》，此次編修的叢書沒有贏得皇帝滿意。永樂三年，重修工作在南京文淵閣進行，直到永樂五年，重修工作完成，明成祖審閱後非常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並重新賜名為《永樂大典》。這部永樂年間編修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現存的嘉靖年間的副本。《永樂大典》在明代就有散失，乾隆年間修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收入《四庫全書》。遺憾的是，《永樂大典》後來遭到八國聯軍等各方勢力的焚毀、破壞、盜竊，到光緒年間，最後移交至京師圖書館時，僅剩64卷。《永樂大典》雖然遭受了像郭沫若序中所寫那樣各種磨難，但是給予後人的價值意義卻是巨大而深遠的，它完善和豐富了中國古代類書編輯的實踐活動，也表明中國古代類書的編撰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

  選文中郭沫若介紹了《永樂大典》的整個編纂過程，以及對於當代社會的價值意義。朱棣命解縉編修大典，希望能體現出類書的宏大，要將書契以來，經史子集、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都納入編修內容。從後來解縉召集大量儒士參與編修工作來看，足見當時統治者對此事的重視。類書是一種工具書，以搜集抄錄、編輯整理各類文獻資料為主。「類書之事，歷代多有，而總其最盛，厥有三期：曰齊梁，曰趙宋，曰明清，然類書之盛，要推明代及清初為造其極，齊、梁、唐、宋猶不逮焉」。[7]隨著朱棣的帶動，明朝當時興起了類書編撰的高潮，也出現了不少有名的類書，比如《經濟類編》《廣博物志》《韻府續編》《圖書編》《三才圖會》《山堂肆考》等。眾多類書的出現，促進了圖書出版的發展與繁榮。《永樂大典》在當時眾多類書中脫穎而出，還因為它開啟了新的編撰體例。

  選文還提到，《永樂大典》體例為「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這種編撰思想與古代類書「以類相從」的思想相一致。「類」的含義有兩種，即事類和文類。《永樂大典》打破了單純的按類相從的方法，以《洪武正韻》為綱，借鑑宋代《韻府群玉》和《回溪史韻》的編輯方法，從「韻」與「字」出發，試圖讓讀者據韻求字，因字考事，清楚源流，這與朱棣「開卷而無所隱」的編修意圖相切合。《永樂大典》按照韻部分列單字，每一個字下都詳細註明音義，而後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然後匯集各種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等文獻資料。這種方法與按照字母順序來編排百科全書的方法相近，也對當今社會的編輯工作以巨大啟示，比如按照「時間」順序編排重要的人物誌等。《永樂大典》規模的宏大毋庸置疑，而且在具體編選原著時不加改易的風範也值得稱道，這與清代統治者及儒生在編修《四庫全書》時任意刪改原書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永樂大典》儘管在體例上還存在前後不一的瑕疵，但是內容上的廣博，以及編修體例的創新，這些仍然使其在中國古籍類書的編修史中具有重要價值。

  （曹繼華）

  [1] 訾（zī）議：非議，評論人的短處。

  [2] 上下床：比喻人或事高下懸殊。

  [3] 概：通「慨」。

  [4] 皇史宬（chénɡ）：我國明清時期的皇家檔案館。宬：古代藏書的地方。

  [5] 庋（ɡuǐ）藏：收藏，置放。

  [6]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62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7] 張滌華：《類書流別》，2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