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影印《永樂大典》序
2024-08-14 18:56:43
作者: 萬安倫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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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56年前,明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學士解縉等纂修一部類書。他在飭諭中,希望類書的規模宏大,要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各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這是一個雄偉的企圖。
解縉等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書進上,曾賜名為《文獻大成》,這樣短期的急就章,毫無疑問是不夠宏闊的。明成祖認為該書簡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師姚廣孝等為監修,動員儒臣文士悉加編校、采寫、圈點工作凡三千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搜集頗為宏富。永樂六年(1408)冬,全書告成,共22877卷。外加凡例和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定名為《永樂大典》。
原書在修纂之初,曾訂凡例二十一條,全書體例系以《洪武正韻》為綱,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註音韻訓釋,備錄纂隸楷草各種字體,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藏,正如凡例所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朱棣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說「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奧典」云云,確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要飭修《永樂大典》,其用意固在籠絡當時士大夫,用以鞏固明室統治。然而《大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出類拔萃的。
原書編輯體例,存在著一定的缺點,曾遭受後人不少的訾議[1]。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自先秦,下達明初,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直到265年後,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原書的貢獻巨大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照錄原著,不加改易,這比諸清代《四庫全書》,在纂修時任意將古籍竄改刪削,更大有上下床[2]之別了。
《永樂大典》編成後,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這期間,我們的國家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而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的遭遇,尤足令人感概[3]而憤恨。
原書編成後,原藏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北京皇宮落成,文淵閣藏書大部分北遷。《永樂大典》亦被遷移,貯藏於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宮內奉天門、三殿和午門被火,《大典》經搶救免於焚毀,其後五年(1562),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令閣臣徐階、侍郎高拱等督飭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寫副本一部,經歷五年,至隆慶元年(1567)始告完成。從此正本與副本分藏於文淵閣與皇史宬[4]。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可能即毀於此時。副本傳至清代,不被重視,雍正年間,曾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餘卷。嗣後清政腐敗,官吏盜竊,又頗散失。光緒二十六年(1900)帝國主義侵略者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肆破壞與掠奪,《永樂大典》亦遭受浩劫,一部分被焚毀,未毀者幾乎全被劫走,運往英、美、法、日等國,作為古董販賣,或入私家庋藏[5],或入博物院當作點綴品陳列。清代末年,清廷曾將殘本64冊移存京師圖書館。清亡後二十餘年中雖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有60冊「移存」於美國,至今尚未收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永樂大典》原本已經被收集到215冊,此中蘇聯贈還者64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者3冊,國內收藏家捐獻者23冊,具藏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本和複製本,及最近向國內外公私各方借印者16卷,合共730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數雖僅及原書全部3%強,但據不完全統計,原書現存於世者約近800卷,則此次所影印者已達存世原書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業已散佚的珍貴材料,可供學術界作科學研究的參考。
《永樂大典》殘存本的影印出版,顯示了我國對古典文獻的重視。這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今天才能辦到。我們可以設想:在明成祖編成此書時,毅然付諸刊印,不因「工費浩繁而罷」,則雖遭庚子之變,損失當不至如此浩大。然而這樣的大業,要期待於封建時代的帝王是求之過高的。清代《四庫全書》不也只是抄寫了七部而已嗎?帝主們的真實用意,並不在發揚文化,而是在粉飾太平。我們今天對封建帝王們不必作過高的要求,也不必作過多責備,但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則不能不表示切齒痛恨。我國的文化遺產被帝國主義者摧毀盜竊的不僅限於《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為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提供永不磨滅的鐵證。
同時,和帝國主義者的罪行相對照,我們借本書的出版,更可以體認到以蘇聯為首的兄弟國家對我國的國際主義的深厚友誼。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認真發揚自己先人的文化遺產,並尊重別的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成果。社會主義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歸趨,我們堅信,在不太長遠的將來,剩餘無幾的《永樂大典》現存本,一定可以補印齊全,和全世界的讀者見面。這是學術界的殷切期待,我們願與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維護人類文化的朋友們共同努力。
1959年8月31日
郭沫若
本文節選自影印本《永樂大典》序,郭沫若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書前序言。萬安倫、曹繼華據郭沫若書法體序言點校。
【導讀】
本文選自郭沫若為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所寫的序,該序與1960年9月中華書局編輯部撰寫的影印說明互為補充,是全面認知該典出版發行的重要資料。《永樂大典》作為明代一部官修類書,其形成與當時文化繁榮,學術發展,當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以後,為樹立明君形象,銳意改革政治,設立內閣,並在後來的南征北戰中維護了中國版圖的完整。文化現象上,值得稱讚的是朱棣主張編修《永樂大典》。中國歷代帝王都注重修典,這也是帝王在建功立業之外彰顯自己胸襟與眼界的重要方式,更是中國「文治思想」的重要表現,用梁啓超的話講,「纂集類書之業,亦文化一種表徵」[6]。皇帝通過編修類書,在籠絡人心的同時,也營造了一種文治的氛圍。《永樂大典》的編修並非憑空而為,是在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基礎上的發展,也是對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呼應。明太祖時,當時的大臣解縉就深諳帝王的學術興趣,並能揣度其心理偏好,這為編修《永樂大典》埋下了早期的思想基礎。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下旨編修《永樂大典》,並表明了自己的編修意圖:「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在此意旨下,解縉帶領胡廣等一批儒者,組建了編修團隊,開始編纂。永樂二年,解縉將書稿呈給皇帝,明成祖朱棣賜名曰《文獻大成》,此次編修的叢書沒有贏得皇帝滿意。永樂三年,重修工作在南京文淵閣進行,直到永樂五年,重修工作完成,明成祖審閱後非常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並重新賜名為《永樂大典》。這部永樂年間編修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現存的嘉靖年間的副本。《永樂大典》在明代就有散失,乾隆年間修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收入《四庫全書》。遺憾的是,《永樂大典》後來遭到八國聯軍等各方勢力的焚毀、破壞、盜竊,到光緒年間,最後移交至京師圖書館時,僅剩64卷。《永樂大典》雖然遭受了像郭沫若序中所寫那樣各種磨難,但是給予後人的價值意義卻是巨大而深遠的,它完善和豐富了中國古代類書編輯的實踐活動,也表明中國古代類書的編撰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
選文中郭沫若介紹了《永樂大典》的整個編纂過程,以及對於當代社會的價值意義。朱棣命解縉編修大典,希望能體現出類書的宏大,要將書契以來,經史子集、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都納入編修內容。從後來解縉召集大量儒士參與編修工作來看,足見當時統治者對此事的重視。類書是一種工具書,以搜集抄錄、編輯整理各類文獻資料為主。「類書之事,歷代多有,而總其最盛,厥有三期:曰齊梁,曰趙宋,曰明清,然類書之盛,要推明代及清初為造其極,齊、梁、唐、宋猶不逮焉」。[7]隨著朱棣的帶動,明朝當時興起了類書編撰的高潮,也出現了不少有名的類書,比如《經濟類編》《廣博物志》《韻府續編》《圖書編》《三才圖會》《山堂肆考》等。眾多類書的出現,促進了圖書出版的發展與繁榮。《永樂大典》在當時眾多類書中脫穎而出,還因為它開啟了新的編撰體例。
選文還提到,《永樂大典》體例為「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這種編撰思想與古代類書「以類相從」的思想相一致。「類」的含義有兩種,即事類和文類。《永樂大典》打破了單純的按類相從的方法,以《洪武正韻》為綱,借鑑宋代《韻府群玉》和《回溪史韻》的編輯方法,從「韻」與「字」出發,試圖讓讀者據韻求字,因字考事,清楚源流,這與朱棣「開卷而無所隱」的編修意圖相切合。《永樂大典》按照韻部分列單字,每一個字下都詳細註明音義,而後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然後匯集各種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等文獻資料。這種方法與按照字母順序來編排百科全書的方法相近,也對當今社會的編輯工作以巨大啟示,比如按照「時間」順序編排重要的人物誌等。《永樂大典》規模的宏大毋庸置疑,而且在具體編選原著時不加改易的風範也值得稱道,這與清代統治者及儒生在編修《四庫全書》時任意刪改原書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永樂大典》儘管在體例上還存在前後不一的瑕疵,但是內容上的廣博,以及編修體例的創新,這些仍然使其在中國古籍類書的編修史中具有重要價值。
(曹繼華)
[1] 訾(zī)議:非議,評論人的短處。
[2] 上下床:比喻人或事高下懸殊。
[3] 概:通「慨」。
[4] 皇史宬(chénɡ):我國明清時期的皇家檔案館。宬:古代藏書的地方。
[5] 庋(ɡuǐ)藏:收藏,置放。
[6]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62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7] 張滌華:《類書流別》,2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