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梁啓超

  覘[1]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

  西人之大報也，議院之言論紀焉，國用之會計紀焉，人數之生死紀焉，地理之險要紀焉，民業之盈絀紀焉，學會之程課紀焉，物產之品目紀焉，鄰國之舉動紀焉，兵力之增減紀焉，律法之改變紀焉，格致之新理紀焉，器藝之新制紀焉。其分報也，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種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名家之報。有一學即有一報，其某學得一新義，即某報多一新聞，體繁者證以圖，事賾[3]者列為表，朝登一紙，夕布萬邦。是故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猶恐文義太賾不能盡人而解，故有婦女報，有孩孺報。其出報也，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蟻附膻。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其益於國事如此，故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是，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文甫脫稿，電已飛馳，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國、德國、日本國，或於報館有讒謗之律，有懲罰之條，則又何也？記載瑣故，採訪異聞，非齊東之野言，即秘辛之雜事，閉門而造，信口以談，無補時艱，徒傷風化，其弊一也。軍事敵情，記載不實，僅憑市虎之口，罔懲夕雞之嫌，甚乃揣摩眾情，臆造詭說，海外已成劫燼，紙上猶登捷書，熒惑聽聞，貽誤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論列近事，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於刀兵，或颺頌權貴，為曳裾之階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無賴，義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發論，匪有本原，蹈襲陳言，剿撮塗說，或乃才盡為憂，敷衍塞責，討論軼聞，紀述遊覽，義無足取，言之無文，其弊四也。或有譯錄稍廣，言論足觀，刪汰穢蕪，頗知體要，而借闡宗風，不出鄭志，雖有斷章取義之益，未免歌詩不類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諸端，斯義遂梏，遂使海內一二自好之士，反視報館為蟊賊，目報章為妖言，古義不行，良法致弊，嗚呼！不其恫歟？

  今設報於中國，而欲復西人之大觀，其勢則不能也。西國議院議定一事，布之於眾，令報館人入院珥筆而錄之；中國則諱莫如深，樞府舉動，真相不知，無論外人也。西國人數、物產、民業、商冊，日有記注，展卷粲然，錄副印報，與眾共悉。中國則夫家六畜，未有專司，州縣親民，於其所轄民物產業，末由周知，無論朝廷也。西人格致製造專門之業，官立學校，士立學會，講求觀摩，新法日出，故亟登報章，先睹為快。中國則稍講此學之人，已如鳳毛麟角，安有專精其業，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數故，則西報之長，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則報之例當如何？曰：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講，為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跡，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以漸備矣。

  

  嗟夫！中國邸報興於西報未行以前，然歷數百年未一推廣。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勸百諷一，裨補蓋寡。橫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雖蚊虻之力無取負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懷救火弗趨之愚，迫為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聽者不亮，目為誹言，摧萌拉櫱，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

  本文節選自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0—103頁。

  【導讀】

  本文節選自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梁啓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等。梁啓超是20世紀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共撰述約1400萬餘言，被後人譽為「言論界之驕子」，其著作後被彙編為《飲冰室合集》。同時，他一生創辦（或參與創辦）的報刊近20種，其編輯出版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因此，他在編輯出版方面的貢獻也不容忽視，是近代編輯出版的先驅之一。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整個中國的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自強維新」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些傳統的中國士大夫開始向西方探尋救國的道理。為了溝通信息，啟發國民，為維新創造有利的政治氛圍，他們中的不少人萌生了辦報的念頭。《時務報》正是在此種社會歷史背景下誕生，1896年8月9日，時任該報主筆的梁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第一冊）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集中闡述了其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新聞思想。梁啓超在多篇文章中強調「報刊是強國利器」，他發表文章數千篇，被譽為「言論之驕子」。戈公振評價他說：「我國報館的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先生啟其端。」

  梁啓超曾坦言：「鄙人之投身報界，托始於上海《時務報》。」《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是《時務報》的第一篇政要論說，「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開章明義，國家強弱，只要看社會輿論是否通暢。「去塞求通」是梁啓超一生辦報的追求。

  克服輿論阻塞而求其通暢，辦設報館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然而，當時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對內不能曉喻百姓，對外不能知曉近鄰狀況。報紙的「耳目喉舌」功能並沒有發揮出作用。「耳目喉舌」是梁啓超出版思想的核心，在《清議報敘例》中，梁啓超開誠布公，認為該報的性質是：「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梁啓超同樣明確地提出了「某以為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也」的觀點。可以說，他開啟了政治家辦報的先河。梁啓超提出報刊要作為政黨宣傳的工具和我黨「喉舌論」的觀點不謀而合，更與西方麥克盧漢「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一脈相通。換句話說，報紙要起到為政治家廣搜消息、刊發言論、影響民眾、喚起民智、改善局勢的重大作用。

  一方面，自「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到「公卿大夫，揄揚上德」，自「議院之言論紀焉」到「鄰國之舉動紀焉」，梁啓超說明了古代中國和西方國家之所以興盛，正在於國家重視媒介的溝通作用。那麼，如何辦好報紙？梁啓超在借鑑西方辦報的基礎上，提出了報紙分類、出版時間和辦報內容等思想。「分報」，即「有一學即有一報」。具體來說就是，「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種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名家之報」。另外，梁啓超還格外關注了婦女、兒童這兩類弱勢群體，即創辦婦女報、孩孺報。對於「出報」時間及類型，「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再者，針對當時國內外形勢，報紙要刊載適合我國國情的內容：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另一方面，梁啓超提出了報紙的五大弊病：「採訪異聞，閉門而造」；「記載不實，臆造詭說」；「臧否人物，毀譽憑其恩怨」；「操觚發論，匪有本原」；「借闡宗風，歌詩不類」。這也是某些報紙被後人詬病的原因。而當時的中國，辦報水平遠不能和西方國家相提並論。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政治生態的「諱莫如深」，梁啓超倡議有志者投身於報館事業，並且向西方大報學習經驗。

  總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比較全面地闡釋了梁啓超的編輯出版思想，內容全面細緻，他對報紙的內容、出報的時間、報館的發展方向以及報館的職責等都進行了清晰的界定。但是，不得不說，《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只是梁啓超編輯出版思想的一部分。梁啓超闡發的出版思想論作不勝枚舉：《致新民函文書》《敬告我同業諸君》《國風報敘例》《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新民說》《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等都對出版進行了系統闡述。《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中梁啓超提出，一張盡善的報紙，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國風報敘例》中梁啓超提出，健全輿論需要新聞從業人員自身要具有「五本」，就是「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要有「八德」，即「忠告、嚮導、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

  綜觀選文，作者從政治的宏觀層面論述了報館之於國家的意義，認為報館可以薈萃國人的思想，但從側面進行條分縷析，我們不難發現梁啓超在醞釀與宣傳變法運動的實踐中，不僅對報刊編輯出版發行的重要性加深了認識，而且在創新編輯出版新方式、新思想等方面也傾注了畢生心血，表現出他在報刊出版發行上的的獨立意志和文化視野。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主要體現了梁啓超以下四個方面的編輯出版思想。

  第一，梁啓超十分注重報刊選題組稿，刊載內容需體現出時代潮流。如前文所述，作者認為報刊出版必須考慮到內容報導的全面詳盡，不僅要「廣譯五洲近事」通外情，也要「詳錄各省新政」明內事，報紙刊載符合時代和讀者需要的報導。第二，認清報刊宗旨，明確總體的出版原則。作者在文中用「去塞求通」四字陳述了其辦報的核心職責所在，力求做到宣德達情。同時，作者後來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中，對出版原則作了詳細的界定——「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當、報事確而速」，強調報刊的宗旨應是以國民最多數為益，滿足社會各階層讀者的不同閱讀需求。本文中「泰晤士之議論，文甫脫稿，電已飛馳」的陳述，便是對追求新聞時效性的強調。第三，注重規範報刊報導，提高新聞工作者職業意識。梁啓超在本文中明確提出了反對報刊文章的五種弊端，這些弊端違背了報刊論說記事客觀、真實的原則。第四，梁啓超的編輯出版發行思想有一個總的特點，即富有文化政治色彩的理論架構。也就是說，梁啓超在從事戊戌維新活動中，借用編輯出版發行活動是為維新服務的，這與梁啓超一生在政治上的追求——變法圖強、啟迪民智息息相關。

  梁啓超的這些報刊編輯出版思想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而且一定程度上指導了後世的出版大方向。首先是出版理論，其核心就是「報館有益於國事」，強調報刊的溝通作用，強調國家進步離不開「去塞求通」。其次，他創立的「時務文體」，一改當時古文風氣，「時務文體」形式自由、平易近人，又氣勢恢宏、熱情奔放，內容上直抒胸臆、大聲疾呼，絕不矯揉造作。吸引了大量讀者，風靡一時。以至於黃遵憲稱梁啓超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此外，梁啓超借鑑西方思想——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為一切文明之母。梁啓超對中國近代編輯出版業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影響。

  （張寧 陳文兵）

  [1] 覘（chān）：偷偷地察看。

  [2] 慝（tè）：意為隱藏，指把真心隱藏起來，存有邪念。

  [3] 賾（zé）：意為深奧、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