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

  什麼是歷史事實？古代史家提出過自己的看法。

  《韓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這裡說的「事實」，都是指事情的真實情況，還不是專指歷史事實。

  《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這裡說的「事」，按其本意當指歷史事實而言，但並未把「事」與「實」連用。《漢書·藝文志》「春秋類」後序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這裡講的「事實」，十分明確地指的是歷史事實了，它比「齊桓、晉文之事」所包含的歷史事實的範圍要寬一些，即春秋時期的「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之事。但是，這都是就一定範圍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說的，還不能看作對歷史事實所作的理論概括。

  在中國史學上，宋人吳縝是較早從理論上對歷史事實作出明確的概括的，他認為：

  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60]

  這一段話，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之於史書的相互關係，而尤其強調了事實的重要。

  

  首先，吳縝給「事實」作出了明確的定義：「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意思是說，客觀發生的事情，被人們「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記載下來，這就是「事實」，或者說這就是歷史事實。他說的事實或歷史事實，不是單指客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指人們主觀的記載，而是指的客觀過程和主觀記載的統一。這是很有特色的見解。

  其次，吳縝認為，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面對於史家撰寫史書來說，不僅有邏輯上的聯繫，而且也有主次的順序。這就是：「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有了事實和褒貶，即有了事實和史家對於事實的評價，「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吳縝說的事實、褒貶、文采，可能得益於劉知幾說的史學、史識、史才「史才三長」論。它們的區別是：在理論範疇上，後者要比前者內涵豐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後者來得明確。

  再次，吳縝認為，「為史之意」的根本在於「事得其實」，褒貶和文采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反之，如「事實未明」，則「失為史之意」，褒貶、文采也就毫無意義了。

  吳縝關於事實、褒貶、文采之對於史書關係的認識，極其明確地把史學批評的理論建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