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指事說實」和「事得其實」

  班彪、班固父子從自己的歷史見解出發，對《史記》都有尖銳的批評，但他們對司馬遷對待歷史事實的嚴謹態度則給予充分的肯定。班彪論司馬遷說：「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61]班固則稱：「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62]這個評論不僅對《史記》是重要的，而且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誠然，「實錄」是以「事實」為前提的。嚴肅的史學家和史學評論家，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個前提，他們從不同的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貢獻。中晚唐時期，史家之重視事實的自覺性日漸強烈。李肇撰《唐國史補》，他在序中表明：「言報應，敘鬼神，征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他把「紀事實」放在撰述的第一位。曾經擔任過皇家史館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寫過一篇《百官行狀奏》，指出人們寫作行狀應當「指事說實」，以存信史。他尖銳地批評說，「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以致「善惡混然不明」，以此入史，則「荒穢簡冊，不可取信」。他強調說，史氏記錄，須得本末，主張行狀之作「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63]。行狀，是記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於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以下。「國史」中的列傳，往往多據行狀而作；行狀失實，則「國史」難以取信。李翱提出的批評和「指事說實」的命題，在歷史撰述的實踐上和史學批評的理論上，都是有價值的。政治家、史學家李德裕還就修史體例奏准皇帝，提出「實錄」（按指「國史」的主要依據）中多載「禁中之語」和大臣「密疏」，實為不妥。認為：「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皆須眾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至於大臣「密疏」，「言不彰其明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建議今後撰寫實錄，「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64]這裡講的言論「須眾所聞見」，章奏「須朝廷共知」，是強調了史家撰史所據此類史料的公開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歷史撰述中「事多紕繆」的弊病。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在行狀和實錄備受重視的時代，是有重要意義的。

  吳縝《新唐書糾謬》一書，「擿舉」《新唐書》「謬誤」400餘條，「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分為「以無為有」、「似實而虛」、「書事失實」、「事有可疑」等20門。旨在證明《新唐書》「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論證「為史之意」首先在於「事得其實」。誠然，《新唐書糾謬》所「糾」之「謬」，頗有不當，錢大昕已有辨析[65]。但吳縝認為「事得其實」是作史的基本要求的史學批評思想，無疑是對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國志》「銓敘可觀，事多審正」。另一方面又著眼於事實而為其作注，補其闕，備異聞，懲其妄，辯其失[66]。這種以事實作為注史要旨的傳統，後來由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鑑考異》發展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