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采撰與歷史事實

  一、采撰的原則

  這裡所說的「采撰」，是指史家或史書對於歷史文獻的處理得當與否，對於歷史事實和非歷史事實的認識與抉擇是否符合於信史的要求。

  劉勰認為，史家「述遠」難免「誣矯」，「記近」易生「回邪」，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史學現象。他在《文心雕龍·史傳》中闡述了這個見解：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

  這一段話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對待「傳聞」而慎於「錄遠」，都是遵循「文疑則闕」的原則而看重信史。反之，出於好奇而產生輕率的做法，即「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必然導致歷史記載的「訛濫」而脫離「信史」的要求。劉勰還指出，至於「記近」，則常為「世情利害」所影響，以致「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這又使同時代的人受到冤枉，實在令人嘆息。「錄遠」而生出「愛奇」之心，「記近」而囿於「世情利害」，這都不是以事實為根據，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劉勰尖銳地，同時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即使像司馬遷、班固那樣博通古今的嚴肅史家，還不斷受到後人的批評：「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發展中也產生了新的弊端。劉勰所尖銳批評的「錄遠」以至「誣矯」、「記近」而生「回邪」的史學現象，正是這種弊端的反映。

  劉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這個批評更加理論化了，同時也更加具體化了。劉知幾引證孔子說的「吾猶及史之闕文」[59]的話，說明「史文有闕，其來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補其遺逸」，指出「采撰」是史家應當慎重對待的問題。同時他又指出，自古以來，「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是優秀史家的必經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聞」，司馬遷、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們采撰的成功之處。這裡，包含著劉知幾對於采撰原則的辯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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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下，文獻漸多，史籍繁富，好處是「寸有所長，實廣聞見」；流弊是「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劉知幾舉出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皇甫謐《帝王紀》「多采《六經》圖讖」，又列舉實例批評范曄《後漢書》「朱紫不分」、沈約《宋書》「好誣先代」、魏收《魏書》「黨附北朝，尤苦南國」、唐修《晉書》以「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入史。這些，都是就具體的史書分別提出批評的，其是非得失，姑且不論。若從比較普遍的情況來看，劉知幾認為造成采撰失誤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這是狹隘的地方觀念和門閥觀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偽」而「定為實錄」。二是輕信「訛言」和「傳聞」，或事同說異，「是非無定」。三是時間因素的影響：「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這是從地域的因素、門第的因素、傳聞異說的因素和時間的因素，說明史家應當慎於采撰。劉知幾的結論是：「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這比劉勰提出的「述遠則誣矯」、「記近則回邪」的批評思想更豐富了，在批評的原則上也更明確了。而《史通·曲筆》所論，可以說是對「記近則回邪」之批評原則的直接發展。

  劉勰的批評論歸結為一種憂慮：「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通·采撰》的批評論歸結為一種忠告：摒棄「違理」、「損實」之說而「善思」於「異辭疑事」。這是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史家采撰，必須重事實而貴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