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書法無隱」，秉筆直書，從史家的主觀願望上看，都是為了追求信史。但是，或因年代久遠，或因文獻散佚，或因記注者所記原不確切，或因前人諸說歧異等原因，史家難以對所有的史事都有全面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必然存在著疑問和缺漏。因此，便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撰史原則的提出。

  孔子在講到杞國與宋國的制度時，慨嘆過「文獻不足」[52]。他又說過「吾猶及史之闕文」[53]的話。這兩句話至少告訴人們，對於文獻，對於史書，都應持慎重態度。《春秋》記事簡略，有的地方會引起人們在理解上的歧異。因此，《穀梁傳》的作者一再指出，「《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54]，「《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55]。在這裡，《穀梁傳》的作者針對《春秋》所記何事說這番話的，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說法從大處著眼，指出了《春秋》撰述中的原則。這個原則，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上關於信史原則較早的表述。

  關於信史原則，後來司馬遷作了進一步闡述。他在《史記·三代世表》序中寫道：

  五帝、三王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這是說，孔子作《春秋》，因有史文可憑，所以年月日都記載得很詳細；而相傳孔子序《尚書》，就沒有年月了，只有持「疑則傳疑」的慎重態度了。這是從另一個方面，即以《春秋》和《尚書》作比較，闡述了孔子所恪守的信史原則。而司馬遷本人，正是認真貫徹這個原則的史家。他在《史記·平準書》後論中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其《貨殖列傳》序又說：「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外戚世家》後論又說：「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等等。凡屬於這一類情況，司馬遷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從而表明他是極其自覺地繼承著、發揚著孔子以來所堅持的原則。《史記》被後人推崇為「實錄」，絕不是偶然的。

  為了堅持歷史撰述中的信史原則及其傳統，人們不斷地認識和總結歷史撰述中存在的偏頗。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作為較早的概說史學的專篇，非常突出地指出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的荒謬，強調了「文疑則闕，貴信史也」。劉勰作為文學批評家，卻比較早地提出了「信史」這個概念，這足以證明「信史」作為史學上的一個基本原則，在當時已有了廣泛的認同。劉勰說的「文疑則闕，貴信史也」，跟司馬遷的闡述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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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史家對違背信史原則的種種情況的揭露越是尖銳，就越是能反映出史家對信史的不懈的追求。劉知幾在其所撰《史通》一書中，不僅對「直書」、「曲筆」作了理論上的分析，而且在《疑古》、《惑經》中，尖銳地指出了作為儒家經典的《尚書》、《春秋》在有關史事記載上的可「疑」和「未喻」。此外，劉知幾對記言、記事這個古老的傳統所作的考察，認為古代「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56]，從而給人們考察史事增加了困難。不論是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對一些史家史書提出的批評，劉知幾都是為了「辨其指歸，殫其體統」[57]，改進歷史撰述，貫徹撰寫信史的原則。

  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傳統，不獨為撰史者、評史者所重視，亦為考史者所重視。三國時期譙周撰《古史考》25篇，以糾《史記》中的「謬誤」。後西晉司馬彪又據《汲冢紀年》，臚列《古史考》中122事為「不當」。這是較早地從考史而求信史。清代史家崔述，把自己考證先秦古史的著作命名為《考信錄》，足以證明中國史學之信史傳統的源遠流長。錢大昕論歷史考證的宗旨是：「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58]這樣辯證地看待中國史學中的「疑」與「信」的關係、「瑕」與「美」的關係，是對於中國史學之信史原則的極深刻的理解和闡述。

  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原則，通過史家在撰史、評史、考史幾個方面的貫徹和承繼，不斷地得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