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書與曲筆的對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書法無隱」之所以受到稱讚，董狐之所以被譽為「良史」，恰恰證明史學上有與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劉知幾撰《史通》，有「直書」、「曲筆」兩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學發展中這兩種作史態度的存在和對立。

  劉知幾講「直書」，還用了「正直」、「良直」、「直詞」、「直道」這些概念。「正直」是從史家人品方面著眼，「良直」是從後人的評價著眼，「直詞」主要是就史文說的，這些都是「直書」的表現。「正直」的表現是「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而「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都稱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於「敘述當時」、「務在審實」，是謂「直詞」。同樣是「直書」，在表現程度上、客觀效果上，以及在史學上的影響方面，並不完全相同。

  劉知幾論「曲筆」，還用了「舞詞」、「臆說」、「不直」、「諛言」、「謗議」、「妄說」、「誣書」、「曲詞」這些概念。「不直」無疑是「直」的反意；「舞詞」、「臆說」、「妄說」是指史家極不負責的行為；「諛言」是阿諛奉承之言，「謗議」、「誣書」是誹謗、污衊之詞，「曲詞」是歪曲、曲解之說，都是有明確目的的「曲筆」行為。「曲筆」的目的也有種種表現：或假人之美，借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或阿時，或媚主；或掩飾自家醜行，誇張故舊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為了謀財、謀位、謀名。可見，「曲筆」作史者，在表現形式上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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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直書」與「曲筆」對立的根源，劉知幾從理論上提出了兩點認識。首先，他從人的「稟性」出發，認為這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道」的對立。他寫道：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46]

  這裡說的「君子」與「小人」，「貴」與「賤」，不是指等級的界限而是指德行的高下，這是可取的。但劉知幾把「邪正」、「曲直」看作人的一種先天的稟賦，是不妥當的。其次，他從史學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影響出發，分析了在歷史活動中表現不同的人對史學所取的不同態度，是「直書」與「曲筆」對立現象產生的重要社會根源。他指出：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47]

  史學所特有的「記功司過」，「彰善癉惡」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歷史影響，不能不使人們產生一種「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劉知幾的這一概括，是從史學的歷史和現實出發的，因而揭示了「直書」與「曲筆」之對立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在《史通》的《直書》篇和《曲筆》篇所列舉的事實中，約略反映出這種對立、鬥爭的歷史和激烈的程度。劉知幾任史官於此多所感受，他根據當時實情，上書監修國史蕭至忠等，極言史館修史之弊有「五不可」。其中三、四兩條講到，史官「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48]。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劉知幾都深刻地認識到，「權門」、「貴族」對史學的干擾，是造成「實錄難求」、曲筆猖獗的重要原因。在劉知幾以後，有韓愈論「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49]，有柳宗元論「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50]，這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以兩種不完全相同的態度反映出直書與曲筆的尖銳對立。唐代《順宗實錄》、《憲宗實錄》的屢屢改修，證明韓愈所說不誣，也證明柳宗元主張「直道」的可貴。

  毋庸諱言，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曲筆」作史確實投下了重重陰影，有損於歷史撰述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筆」終究掩蓋不住「直書」的光輝，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為自己的天職和本分。故史家直書，連綿不絕，形成了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所謂「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51]，這恰是中國古代史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