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歷史觀念的變革

  一、歷史批判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早在先秦時期，在中國最早的一些史家即史官那裡，已經開始萌發出歷史批判意識。這裡，有兩位史官是要特別提到的，一位是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一位是春秋末年晉國的史官史墨。

  周幽王八年（前774年），鄭桓公為周王室的司徒，私下同史伯議論「王室多故」的問題，史伯提出「王室將卑，戎、狄必昌」的看法，並從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來論證他的這個看法。他認為：

  （周王室）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225]

  史伯以「和」與「同」的差別這一哲理為根據，分析了周王室的歷史與現實，在政治上的形勢不同，先王與今王在個人修養和治國舉措上的不同，指出了周王室「必弊」的趨勢，史伯所說的這一番話，包含著明顯的歷史批判的因素。在他看來，「和」與「同」的差別，是影響到政治明暗、天下盛衰的根本性問題。他從這一點出發，來審視周王室的歷史和現實，並提出了王室「殆於必弊」的認識，正反映出了他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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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末年晉國史官史墨的認識，比史伯又進了一步。他所說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三後之姓，於今為庶」[226]的話，不僅完全肯定周王室衰敗的現實趨勢，而且還從更長的歷史過程即夏、商、周的更迭來看待朝代興亡的歷史趨勢，以及諸侯興衰的趨勢。這種對歷史的解釋已經包含了若干規律性的認識了，因而顯示出更明確的歷史批判意識。史伯和史墨，是中國史學上歷史批判意識產生時期的先驅人物。

  秦漢以降，歷史批判意識在深度上和廣度上都在不斷發展。漢初，陸賈、賈誼等人，對秦朝統一後政治上空前的成功的評價，以及秦朝統治者在攻守之勢即取與守之術認識上的錯誤的分析，是對秦漢之際的歷史之自覺的反省。他們的著作和言論，為歷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使人們受到震撼和啟迪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們都具有深刻的歷史批判意識。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問題，雖然是那個時代有些人在談論的問題，但司馬遷的與眾不同，就在於他具有自覺的和深刻的歷史批判意識。他一方面要把作為「上帝」的「天」在天人關係中即在社會歷史中的主宰地位予以推翻，而確立人在歷史中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是要探討古今聯繫、古今變化、變化中的進步及其自然之勢，從而確立起對於歷史進程的整體性與階段性的統一認識，並在此基礎上深刻地總結了歷代興亡治亂之故，尤其是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極盛時期的西漢皇朝所面臨的新問題。司馬遷的歷史批判意識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把所有的朝代、重要的人物都放到總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使朝代的興亡、人物的得失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二是歷史感與時代感的結合，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感染力能夠歷盡變遷而長存，真正具有「述往事，思來者」的魅力。

  在古代史家中，能夠像司馬遷這樣，即在他們所處的時代達到如同司馬遷在當時所達到的歷史批判意識的高度，是罕見的。這固然是因為司馬遷具有特殊的學識、特殊的經歷、特殊的家學傳統和特殊的先人遺命，更重要的是司馬遷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和特殊的史學發展階段。但是，在司馬遷以後的古代史家中，具有歷史批判意識的史家，都不乏其人。他們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領域提出了新的問題，把歷史性新意識推向更深的層次和更高的階段。如荀悅、虞世南、魏徵、司馬光的君主論，魏徵的秦、隋興亡相較論，李百藥、柳宗元的封建論，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天說、天論，杜佑的「中華」、「夷狄」同源、同風論等，都是歷史批判意識深入發展的突出表現。又如劉知幾、鄭樵、胡三省、王世貞等人，於史學批判中包含了歷史批判的豐富內容，則是歷史批判意識深入發展的又一種表現形式。

  明清之際，中國古代史學上的歷史批判意識發展到了最高階段。李贄對舊的倫理觀念的批判，黃宗羲對君權的批判，顧炎武對君主專制主義政體的批判，王夫之對歷代腐敗政治統治的批判等，都是歷史觀念中從未有過的最深刻的批判。

  歷史批判意識的發展，預示著傳統的歷史觀念的危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