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進化論和歷史變革思想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進化論逐步傳入中國，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並使其同中國古代變易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了歷史變革思想。這是中國近代在歷史觀念上出現的新的變革，使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內涵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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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史家論「勢」和「理」，包含了深刻的歷史進化觀點，他們論歷史階段、國家起源、郡縣制優於分封制、「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時，也反映出了這種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這種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在理論形式上還沒有比較系統的闡述，在具體運用上，就多數史家來說，還缺乏比較明確的自覺意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受到歷史進程本身的影響，故這種古代史學上的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不可能發展到如同產生於歐洲的那樣的進化論。

  十九世紀產生於歐洲的進化論，是關於事物按照量的積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逐漸向前發展的理論，它包括宇宙無機物的進化、生物和社會的進化等自然歷史過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和洋務企業的譯書機構，對進化論有一些片斷的介紹。中國思想家中，康有為、譚嗣同是較早受到進化論影響的人物，而嚴復則是在介紹和闡述西方進化論方面最有貢獻的人物。康有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的「大同」、「小康」思想，同進化論結合起來，闡說他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的歷史進化理論，作為他主張變法、建立君主立憲制的理論基礎。他在《論語注》中說：「人類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漸至立憲，由立憲而漸至共和。」「蓋自據亂進為昇平，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他一方面強調「驗之萬國國」，一方面認為「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就是推進化之禮而為之。他在《大同書》里又說：「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這就是康有為把中國「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而形成的進化思想。同時，康有為又在這種進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變通」思想，從而把它同維新變法結合起來，提出歷史必變的觀點。他說：「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今日不變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227]變，是時勢之必然，是國家命運所必需，「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228]。在康有為這裡，西方進化論被賦予了中國的形式，而中國變法維新則不僅從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中找到歷史根據，尤其是從西方進化論中找到了理論根據。

  康有為的進化理論包含了許多弱點。他是以尊聖、附會的方法來宣揚歷史進化論的。同時，他只主張漸變，所以他宣揚的歷史進化論，反映在社會思想上只主張改良，反對革命。

  從歷史觀念的變革及其理論價值來看，嚴復對西方進化論的介紹和闡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極》、《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進化哲學的基本觀點，倡言變法、救亡、自強的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譯述的《天演論》正式出版。《天演論》一書本是赫胥黎宣傳達爾文主義的通俗讀物，嚴復譯述此書的主旨是「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229]。嚴復在《天演論》譯述的按語裡，推崇斯賓塞的《綜合哲學體系》，宣傳它的普遍進化理論。但嚴復深覺斯賓塞所謂「任天為治」的論點不妥，故譯《天演論》以正其謬，強調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原則。這同「自強保種」的社會目的，是密切關聯的。嚴復所介紹和闡述的進化論思想，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梁啓超在講到康有為、嚴復所宣揚、闡說的進化論時，認為對「以史學言進化之理」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嚴復所倡言的進化論，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進」的階段，同康有為一樣，都帶著庸俗進化論的性質。其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才突破了這個局限。嚴復在他的著作中，還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把自黃宗羲、唐甄以來對君權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義的程度。他在《辟韓》等文中激烈批駁君權神授的腐見而倡言民權思想，認為民是天下的「真主」。這些見解，在歷史觀念和史學批判上引發了對「君史」、「民史」的劃分，即批判「君史」而倡言「民史」，這也是歷史觀念變革中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十九世紀後期問世的中國史家撰寫的外國史著作中，尤其是在王韜的《法國志略》（1871年初撰，1890年重訂）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中，作者都以充分的歷史事實闡述了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所取得的成就，都認為中國應當面對世界，改變故步自封的面貌。特別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給人們這樣的啟示：「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政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230]這樣的歷史著作，事實上已包含著進化論的思想和歷史變革的思想。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史學上出現了較早的按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撰寫的中國歷史著作，這就是1904年至1906年商務印書館分三冊出版的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反映了歷史撰述的新面貌。此書以章節編次，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歷史階段。上古以西周以前為傳疑時代，春秋戰國為化成時代，中古以秦漢為極盛時代、魏晉南北朝為中衰時代，隋以下未及卒述。這雖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國歷史著作，但它表明：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和表現形式上，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