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

  在評價歷史人物方面，古代史家歷來注意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二者的區別與聯繫。上文舉出的關於君主論的幾種見解：荀悅論「六主」，著眼於歷史評價；魏徵論「明君」、「暗君」、君主「十思」，著眼於道德評價；司馬光論君主的「道」、「德」、「才」，是顧及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結合。

  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論》，是專論帝王之書，而著重於擇其明者可為規範、昏者可為鑑戒的君主進行評論。下面一段評論，涉及對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之關係的認識：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君主稱得上是「明主」？虞世南認為，只有「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的君主，才可稱為「明主」。根據這個標準，他認為晉武帝算不上「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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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所謂「立德」，講的是道德標準；所謂「立功」，講的是功業標準。對於君主來說，「立德」不止是個人的道德修養，還要顧及與個人道德修養有關的政治行為；「立功」無疑指對於社會歷史所作的貢獻。用「立德立功」的標準，或者用司馬光的道、德、才的標準，去評價歷史上的君主，應當說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因此，從司馬光以下，史學家們對於前朝的君主一般都不以「明主」相許，嚴肅的史學家甚至對本朝有作為的君主也不輕許以「明主」、「明君」的稱號。還有一種情況，即便是在「功」與「德」兩方面都有可稱者，但尚未達到「可大可久」的程度，似也不能以「明主」相許。《帝王略論》即有此例：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盪，江東凋殘，編戶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敵未夷。文皇聰明睿智，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為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廣，推心待總，可謂寬仁之主焉。[202]

  史家沒有否認陳文帝、陳宣帝的「功德」，稱前者有「承平之風」，稱後者是「寬仁之主」，這是較高的評價了，但終不以「明主」相稱。《帝王略論》對魏孝文帝的評價也類似於此：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

  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瀍澗，解辮髮而襲冕旒，祛氈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世）之才，豈能至此。比夫武靈（按指趙武靈王），不亦優乎！[203]

  作者對北魏孝文帝改革給予高度評價，讚揚他「卓爾不群」，並把他稱為「非常之人」和「命世之才」，但也只是說他優於戰國時的趙武靈王，沒有以「明主」相評論。這些事例表明，史家對於君主的評價，在事功方面和修養方面，都有非常嚴格的標準。這個標準甚至達到苛刻的程度，這正表明了中國史學在歷史評論上的嚴肅性。

  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史學家們經常會遇到同一歷史人物在功業上和道德上的不協調性或不一致性，即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以至於相悖。面對這樣的問題，史學家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功與德都確有可論的，二者都論；二是功與德只有其中之一有可論的，即論其一。這裡說的「論」，可以是肯定性的評價，也可以是否定性的評價。舉例來說，如《帝王略論》之論諸葛亮和司馬懿：

  公子曰：諸葛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馬懿）之雄謀妙算，其孰能當斯勍敵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然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為？以此偽情，形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204]

  虞世南一方面肯定了司馬懿「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的「文武之略」。另一方面尖銳地指出他「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及其種種「愧心負理」的行為。而諸葛亮在功業上的局限，是因為蜀國與魏國相比，並不具備「力均勢敵」的條件，否則，「孔明之節制」當會戰勝「仲達之奸謀」。當然，這只是一種假設而已。後來唐太宗評論司馬懿，一方面說他「文以纘治，武以棱威」，另一方面說他「飾忠於已詐之心」，「前忠而後亂」，「欺偽以成功」[205]。這跟虞世南的評論是一致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對司馬懿的評價，是注意到把歷史評價標準和道德評價標準區別開來的，即肯定他在歷史上的功業，而批評他在德行上的奸詐。同時，我們也清晰地看到，史家對司馬懿的評價，又是注意到使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相結合而展開的，即不因其德行的奸詐而否認其功業的成就，也不因其有功業上的成就而諱言其德行上的奸詐，從而做到了對一個人作全面的評價。這是史學家所作出的第一種選擇。

  史學家還可以作出第二種選擇，即根據被評價對象的具體情況，重點評價其功德的一個突出方面，「至於守文承平，無咎無譽」，非規範、鑑戒所由者，則不必強作評論。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是十分謹慎的。他父親司馬談確實說過「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的話，司馬遷也確實向父親保證，「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206]。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漢興以來「明主賢君」的評論，卻是極注重分寸的。他在《高祖本紀》後論中，沒有對漢高祖本人直接發表評論，而是說：「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這實際上是充分肯定了漢高祖的歷史功業。對於呂后統治時期，司馬遷在作總結性評價時，沒有涉及呂后及諸呂的種種劣跡，而是著眼於當時的社會生產秩序來作評論，他寫道：「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207]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對於惠帝、呂后事功的評價吧。司馬遷對漢文帝的評論是意味深長的，他引用孔子的話加以發揮說：「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208]他又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209]所謂「德至盛」、「施大德」，這是對漢文帝的「德」給予了崇高的評價。在這個評價中，也暗含著對漢武帝大行封禪的批評。而司馬遷對漢景帝本人，幾乎沒有作任何直接的評論。由此可見，司馬遷在評價本朝君主時，在歷史認識上是嚴肅的，在評價方法上是有分寸的，堪稱史家評價君主的典範。這可以從班固、虞世南的相關評論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帝王略論》這樣評論班固對成、康與文、景的評價：

  公子曰：班固雲「周雲成、康，漢稱文、景」，斯言當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遺蹟，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贏之弊猶有存者，鑿顛抽脅尚行於世。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懍懍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慚德。[210]

  班固竭力宣漢，故對文、景評價甚高。虞世南則不然，他認為漢文帝幾乎近於「王道」，而漢景帝則不能與周康王相比，這跟司馬遷的評價是很相近的。這個比較證明，怎樣看待歷史人物，史家在認識上的差異和評價上的分寸，是有明顯的不同的。這一方面給後人帶來了困惑，另一方面也激發了後人研究的興味。

  史家對君主功與德的一個突出方面進行評價的方法，也包括對失德君主的評價。《帝王略論》在評價宋孝武帝、宋明帝時寫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翦支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乖釁，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緘縢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嘆，鼎祚傾渝，非不幸也。[211]

  像這樣的君主，談不上誰比誰賢的問題。以「誅戮賢良」為能事，以「斷翦支葉」為快慰，這樣的統治怎麼能維持下去呢？「鼎祚傾渝」，實在是咎由自取，談不上是他們的不幸。

  以上這些評論，大致可以反映出史家在評論君主時的第二種選擇。

  司馬光寫了一篇長達120餘字的史論，對唐朝的皇帝從高祖、太宗至僖宗、昭宗作了系統的評論，這可以說是他評價君主三條標準道、德、才的實際運用，全篇貫穿著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結合，也勾勒出唐朝興亡的軌跡。可以認為，它既是一篇「唐朝君主論」，也是一篇「唐朝興亡論」[212]。

  史家在歷史人物評價中，把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既相區別又相結合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君主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為各階層代表人物立傳，是要寫出他們「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也是顧及立節有為、建功立業兩個方面。《史記》寫出了許多「立功名於天下」的人。也寫了不少在德行上大可稱道的人，他評論道，「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藺相如「能信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袁盎、晁錯「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田叔「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公孫）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汲黯「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遊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213]；等等。都是著意於德行的評價。司馬遷作為紀傳體史書的創始者，他在這方面的歷史觀念，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當然，司馬遷畢竟是視野廣闊、思想深刻的偉大史家，所以他也注意到了「各有所長」的佞幸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的滑稽人物、「各有俗所用」的占候時日的人物，以及「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214]的工商業者。可惜他在這方面的見識，鮮為後世史家所繼承和發展。

  在評價歷史人物問題上，儘管史學家一般都不會離開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範圍，但或因時代的變化，或因史家所處環境的不同及史家器局上的差異，史家對功業高下的判斷和道德規範的理解，往往會有歧異，並造成對同一歷史人物的不同評價。如司馬遷評論秦始皇說：「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215]他評論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侯王，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216]。他評論陳勝說：「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217]又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218]這些都是極有見識的評價。然而，班固是恥於以漢史「廁於秦、項之列」[219]的，而劉知幾也不贊成司馬遷對項羽、陳勝的評價[220]。班固還批評司馬遷「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221]，由此可見，在道德標準的判斷上，馬、班可謂大相逕庭。又如史家之評價武則天，歷來爭議頗大。唐代史官吳兢撰國史，列武則天為本紀。唐德宗時，史官沈既濟撰長篇奏議而非之，並建議把武則天寫入皇后傳，題為《則天順聖武后》，「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222]。看來唐代史家對此本有不同評價。後晉時作《舊唐書》，仍以武則天為本紀，一方面說她有「奸人妒婦之恆態」，一方面肯定她「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223]。北宋時撰《新唐書》，對武則天既寫入本紀，又列入后妃傳，是取了一個兩全的做法。但歐陽修的評論，同前代史家相比，似有明顯的不同：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224]

  歐陽修的這一番評論及其所反映出來的價值取向即所謂「著其大惡而不隱」，跟孔子、司馬遷、班固、吳兢、沈既濟及《舊唐書》作者等人相比，都各有不同，是不好強為一說的。

  總的說來，歷史人物評價中的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從來都是歷史評論中的一個繁難的問題，古往今來，它困擾著史學家們的撰述，也激發著史學家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