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

  中國史家在講到歷史進程或歷史轉變的時候，往往要提出「時」、「勢」、「時勢」這樣的概念；他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也往往會提到這些概念。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中常用的範疇。

  柳宗元反覆論證「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92]。蘇軾認為：「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193]在他們看來，「時」和「勢」是客觀存在，人們不能製造它，只能認識它和利用它。「聖人」的一個高明之處，就是「能不失時」。這裡講的，是「聖人」同「時」、「勢」的關係。「聖人」以外的大多數人，也同「時」、「勢」、「時勢」有關係，也是在把握「時」、「勢」、「時勢」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有許多人被時勢造成「英雄」，成了歷史上的傑出人物。

  時勢造就了傑出人物，這是中國古代史家歷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司馬遷在闡述《史記》的內容和體裁的時候，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就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194]司馬遷是要向人們說明，能夠被他寫入「列傳」的古往今來的歷史人物，都是一些善於把握機遇，即「不令己失時」，從而「立功名於天下」的人。或者說，司馬遷是要提醒讀者，他寫的這些「列傳」，是著重寫出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是如何去把握時機，「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不論是何種情況，司馬遷都強調了「人」對於「時」的主動性。所謂「不令己失時」，就是表明人在「時」的面前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人是可以去把握「時」的。他寫劉敬「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就是寫出了劉敬把握了漢皇朝如何確定定都這個「時」。他寫叔孫通「卒為漢家儒宗」，就是寫出了叔孫通「制禮進退，與時變化」，沒有錯過時機。因此，在司馬遷的歷史觀念中，人是具有主觀的創造性的，這種主觀的創造性往往會成就驚天動地的事業。

  司馬遷說的「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還包含另一層意思，即「時」對於人們建功立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司馬遷的這一認識，在他論漢初將相如蕭何、周勃、樊噲等人時，闡述得十分清楚。他論蕭何說：「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位冠群臣，聲施後世。」[195]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是借劉邦、呂后為名，而實指當時的時勢。同是一個人，因時勢的變化而其又把握這變化的時勢，就會從一個碌碌無為的人變成了「立功名於天下」的顯赫人物。他評論周勃時寫道：「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196]周勃本是一個編織養蠶器具兼做吹鼓手的普通人，後來竟然完成了「匡國家難，復之乎正」的大事業，一個重要契機就是因為遇到了「從高祖定天下」這個時勢。他又這樣評論樊噲、夏侯嬰：「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197]早年，樊噲屠狗，夏侯嬰販繒，都是極普通的平民，後來都「垂名漢廷，德流子孫」，不也是遇到了跟隨劉邦「定天下」這個時勢嗎。司馬遷說的「依日月之末光」、「從高祖定天下」、「附驥之尾」，都是就一定的時勢說的。司馬遷認為，能夠「立功名於天下」者，自身的修養、德行固然重要，但也必須有適當的時勢才行。他舉公孫弘為例，指出：「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198]這就說，在「立功名於天下」這個問題上，素質一般的人固然需要時勢，素質優良的人也同樣需要時勢。

  總之，是時勢造就了那些「立功名於天下」的傑出人物。如范曄之論「中興二十八將」，他寫道：「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199]范曄是不相信天命、佛鬼的史家，故對所謂「上應二十八宿」的附會之論，說是「未之詳也」，而肯定他們的「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立功名於天下。又如《隋書》史論更是進一步從楚、漢之爭到隋朝統一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來闡述時勢同傑出人物的關係，其論曰：

  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200]

  文中說的李圓通、來護兒、張定和、麥鐵杖等，或是隋朝平陳之役中立功的將領，或是隋朝統一後屢建功勳的人物，而他們都出身平凡低微。《隋書》史論的這一段話，意在說明在考察歷史人物的時候，必須注意到客觀環境對歷史人物的影響，即傑出人物的出現，除自身的條件（如李圓通等「皆一時之壯士」）外，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遇其時」）。這顯然是在理論上的總結性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