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作為歷史人物評價的一個方面，古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君主論，多誇大了君主的歷史作用，即誇大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這是一種典型的「英雄」創造歷史的歷史觀念。同這種觀念相近但又並不完全相同的，是強調各種人才在歷史上的作用。

  司馬遷在評論劉敬、叔孫通的時候，這樣寫道：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挽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185]

  司馬遷所引用的這段俗語，以「千金之裘」、「台榭之榱」來比喻，說明夏、商、周三代的歷史存在不是「一士之智」可以達到的。這個樸素的比喻，包含了進步的歷史觀念，即歷史不是一個人可以創造出來的，它需要許多人的才智參與創造。這裡並沒有說到民眾參與創造歷史，但顯然已不同於對君主作用過分誇大的那種歷史觀念。它強調的是眾人的作用。

  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這個認識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引用這段俗語是很自然的事情。通觀《史記》，司馬遷所肯定的，豈止是劉邦創立帝業時手下的大將、謀臣，豈止是「建萬世之安」的劉敬、「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在司馬遷的歷史觀念中，他是充分肯定了人在歷史活動中的作用，從帝王將相到遊俠、傭耕，從儒林學人到工商業者，都在他的視野之內，都在他的評價之列。司馬遷的人物論，實已遠遠超出「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或「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的範圍。這在古代史學上是難能可貴的了。

  基於上述觀點，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稱道李諤等人各有所長，「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188]，充分肯定他們各自在某個方面的專長和作用。魏徵誇獎李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協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189]，高度評價了李德林的才華出眾及其在隋皇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滅陳、統一全國的事業中的將領，指出：「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190]他讚嘆他們在這歷史性的事件中所發揮的極不平凡的作用。總之，魏徵認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隋朝的建立，本是各種各樣人才發揮作用的結果，並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於他們在歷史上都作出過貢獻，因而他們的事跡將「留於台閣」，不可磨滅，並不因為隋朝的滅亡而使這些「北辰之眾星」失去光輝。魏徵能夠用這種觀點去評價前朝的歷史人物，的確是十分難得的。同時，他也希望鞏固唐代開國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們的歷史功績。唐太宗以凌煙閣為名臣圖形，應當說就是基於與魏徵相同的認識。

  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胄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吳兢的這段記述，從「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歷史觀念來看，可謂一個絕妙的例證。從當時人之論當時人來看，稱得上是精彩的人物評價。唐太宗稱讚王珪「識鑒精通，尤善談論」，也是知人之言。

  在中國史學上，反映「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這一歷史觀念的著作和言論很多。如各種名臣傳記，便有較多的反映。元代史家歐陽玄序《元朝名臣事略》說：「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又說：「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又如論史、考史之書也有這樣的反映。清代史家趙翼既考史，又論史。他提出的一些問題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漢使立功絕域」、「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武后納諫知人」[191]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這種歷史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