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英雄」與「時勢」

  一、君主論的幾種主要見解

  對歷史人物的認識、評價，是歷史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司馬談留給司馬遷的臨終遺言，最後幾句話是：「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174]這裡就很強調歷史人物的重要。司馬遷創立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突出了人在歷史活動中的地位，因而對歷史人物的記述和評價，日益為史學家所重視。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說：「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他又說：「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175]他既指出了記述、評價歷史人物的重要，又指出了對記述、評價歷史人物應持謹慎的態度。這是古代史家關於歷史人物在歷史編纂上的方法論。

  在傳統的歷史人物評價的對象中，君主占有重要的位置，君主論也就成了歷史人物評價的重要方面。這裡列舉君主論的幾種主要見解。

  為什麼要有君主？東晉史家袁宏認為：「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176]這話，見於他撰寫的《三國名臣頌》，它道出了君與民、君與臣的關係。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治理天下的，歷史上有種種不同的君主。東漢末年史家荀悅提出了「六主」、「六臣」的見解。「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從「王主」到「亡主」，逐漸等而下之。「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也是逐漸等而下之。荀悅認為：「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177]這是荀悅結合西漢的歷史所提出來的論點，這個論點的中心，是著眼於君主的作用。他顯然是告訴人們，可以用這樣的標準去評論西漢時期的君主。他撰《漢紀》一書時，正是漢獻帝被挾至許昌之時，他發如此的議論，足以反映他的難得的膽識。

  唐太宗君臣曾經就「君道」進行過討論。史家吳兢記述了他們的討論：

  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178]

  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主要是從君主的個人修養和待人接物的原則來判斷的，比較明顯地著眼於道德方面的評價。魏徵所舉的幾個「偏信」的君主如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都是歷史上很典型的。魏徵認為，君主只有做到了「兼聽納下」，就不會被「貴臣」所「壅蔽」，而「下情」也就可以「上通」。一個能夠經常聽到「下情」的君主，至少不會被佞臣、諛臣所蒙蔽和愚弄，就可以減少一些昏聵之舉，把政事辦得好一點。

  魏徵認為，君主自身的修養，對於在政治上達到「大道」具有關鍵的作用。他具體地提出君主應當做到「十思」：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魏徵認為，君主能夠做到這「十思」，就能夠「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就會造成「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的政治局面，達到「鳴琴垂拱，不言而化」[179]的境界。這樣的局面和境界，無疑是過於理想化了，但魏徵所提出的君主「十思」，是把提倡君主的道德修養闡述得十分具體了，從而把重視君德這個歷史觀念推上了政治實踐的道路。

  魏徵的歷史觀念和政治思想同唐太宗有不少相通之處。唐太宗所撰《帝范》，包含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十二篇，主要也是著眼於君主自身的修養。《帝范》概括了唐太宗本人對為君之道的認識，是賜給太子李治作為座右銘的。唐太宗在《帝范·序》中寫道：「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180]唐太宗認為：「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181]這裡，他至少在理論上是把「民」和「國」都放在「君」的前面，這很難得。他同魏徵討論「舟」與「水」的關係和「君」與「民」的關係，與此是相聯繫的。唐太宗認為《帝范》所列「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皆在茲乎！」[182]這當然誇大了君主自身修養的作用，但他告誡太子「崇善以廣德」，做一個像樣子的君主，用心是可取的。

  史家從比較全面的觀點來探討關於君主的理論，司馬光是有深入思考和明確闡述的。他在《歷年圖序》中寫道：

  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知國家之大體，然竊以簡策所載前世之跡占之，輒敢冒死妄陳一二。夫國之治亂，盡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183]

  司馬光說的「人君之道」，是「用人」。他說的「人君之德」，是「仁」、「明」、「武」：「三者皆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皆無一焉，則亡。」他說的「人君之才」是「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這跟荀悅說的「六主」很相似，都是著眼於君主的作用。司馬光把「道」、「德」、「才」三者綜合起來論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亂；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惡，故世有興衰。」[184]在古代史家中，司馬光對歷代君主有系統的評價，而他的君主論，可以算得上是出色的理論了。

  歷代正史的本紀和歷史評論專書，都包含了豐富的君主論。宋人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王欽若等編纂的《冊府元龜》這兩部大類書，薈萃了宋代以前的有關君主的資料。前者含「皇王部」41卷，所記君主自秦始皇至唐哀帝，可視為一部歷代君主簡史。後者含「帝王部」181卷，分128門記君主事，以「帝系」門起首，以「惡直」、「疑忌」、「無斷」等門結末，臚列了大量的跟君主有關的人和事。這兩部書都是資料性的，但其分門起例，也包含了君主論的因素。近人易白沙略仿類書體例，於1921年纂成《帝王春秋》一書，分人祭、殺殉、弱民、媚外、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多妻、多夫、悖逆12門。每門末了有「論曰」，表達作者的歷史見解和政治思想。本書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者對古代君主制度的批判精神，與古代的君主論有本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