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炎黃象徵與歷史共識

  在中國史學上，人們對多民族國家歷史的認識，常常是同認識它的歷史源頭或它的民族象徵聯繫在一起的。而黃帝、炎帝就是這個源頭，這個象徵。

  在中國歷史上，秦漢、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統時代的幾個突出代表，也是歷史上多民族不斷遷移、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幾個大時代。這幾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鮮明地反映出炎黃和炎黃文化精神的民族凝聚作用。

  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而《五帝本紀》又以黃帝居其首。這對於太史公司馬遷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馬遷寫歷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61]。那麼，「通古今之變」這個「古」從哪裡開始呢？這是司馬遷首先碰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史書撰寫中「正其疆里，開其首端」[162]的大事。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這一段話，明確地規定了《史記》的上限與下限。關於下限，自不待言；關於上限，司馬遷為什麼要從黃帝寫起呢？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對此作了認真的說明。司馬遷這樣寫道：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所謂「本紀書首」，就是《史記》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變」這個「古」的起點。在這段話中，司馬遷關於「五帝」、黃帝，他分別講到了學者、百家、薦紳先生、孔子所傳、本人所訪，以及《春秋》、《國語》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記有關內容的關係。應當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司馬遷是作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的結論。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這段話的重要。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來至西漢時期，人們對古史的追尋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頗重視關於黃帝的傳說，從「學者」到「長老」對此都予以關注，反映出一種比較普遍的歷史文化心理，這一事實給予司馬遷以極大的影響。其二，司馬遷毅然突破《尚書》的界限，把黃帝「著為本紀書首」，從而在中國史學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確認了這種歷史文化心理，以至於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陶冶著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儘管清代以來有些學人出於求實的要求，對此提出疑問，並做了不少很有價值的考信工作，但《史記》問世後所產生的這個影響，卻是真切的事實，並且成了一種歷史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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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五帝本紀》認為：「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帝禹為夏後而別氏。」《史記》記述了秦、漢統一皇朝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於《匈奴列傳》則說：「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這是把黃帝、帝禹、匈奴聯繫起來了。《史記》對多民族國家歷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馬遷在民族關係上的這種觀念，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對中華民族的發展也有不小的影響。這兩種影響，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所謂「上記軒轅，下至於茲」，不僅在本紀中反映出來，在《史記》的表、書中也各有反映。《史記·三代世表》序說：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時代，故此表當從黃帝記起。上述兩段話是反覆說明「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而歷代譜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是不可憑信的，故司馬遷採取了比較穩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文中還表明了司馬遷對孔子的「疑則傳疑」的史學原則與方法的推崇。

  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說：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司馬遷沒有對「五官」作說明，故後人多所推測，不得要領。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司馬遷在《五帝本紀》後論中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在《曆書》序中又說「神農以前尚矣」，說法不一，處置方法也有不同。但是，一個總的目的卻始終貫穿其間，那就是「上記軒轅」。本紀，記大事；表，譜年爵；書，寫制度。《史記》從這三個方面來反映「上記軒轅」，這是把關於黃帝的零星的傳說納入到比較廣闊的和有序的歷史視野之中，從而對後世的作為觀念形態的炎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東漢班固斷代為史，寫出了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皇朝史著作《漢書》。但是，《漢書》的表、志繼承了《史記》「通古今之變」之「古」的起點。《漢書》創《古今人表》，將古今人物「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它以「上上聖人」為第一等，首敘伏羲、炎帝、黃帝。《古今人表》的目的是「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反映了鮮明的等級意識和倫理觀念，同時也反映出民族的歷史文化心理。《漢書》的志，有幾篇是從炎帝講起的。《律曆志》序認為，在黃帝、堯、舜時已有了「律度量衡」了；其敘「世經」，引《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諸語，認為「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地理志》序說：「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劃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書》雲『協和萬國』，此之謂也。」這些說法比司馬遷所論更加具體，更往前延伸，用司馬遷的話來說更為「尚矣」，更為「難言」了。因此，《漢書》所論炎黃的意義，主要還是在於它對人們的歷史文化心理方面的影響。

  《史記》、《漢書》是中國封建社會「正史」的奠基之作，不論是在史學上還是在人們的心目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它們所反映出來的炎黃或炎黃觀念，在大約2000年中對中國的史學和歷史產生了影響。

  炎黃文化作為文化觀念和社會心理的存在形式，它在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上所起的作用，確有愈來愈強的趨勢。這裡，可舉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情，來說明這個很重要的大道理。十六國時期，建立後趙朝廷的羯族人石勒，在一次宴請使臣的時候，帶著酒興同大臣徐光有一番問對：

  （石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163]

  這件小事不只是生動地反映了石勒對一些帝王的評價，以及他的自我評價，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這位羯族出身的皇帝對於軒轅（黃帝）的崇敬，認為軒轅的崇高、偉大是不可比擬的。這種歷史文化心理，在各民族大遷移、大融合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並不是個別的現象，也不只是表現在某一個方面的現象，它在許多方面都有所反映。隋唐時期，「天下一家」的觀念的提出和發展，同這種歷史文化心理是有密切的聯繫的。

  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詔》和唐太宗的《修晉書詔》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強調自黃帝以來的歷史發展的古老性和連續性，所謂「伏羲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並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就是不僅看到了歷史的古老，而且看到了歷史的連續。這是對《史記》、《漢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第二個特點，是對南北朝時期南、北諸多皇朝作同等看待而不強調、渲染華夷之別，認為各朝史書的撰成，都有「激一代之清芬」、「備百王之令典」[164]的價值。唐代史家撰《周書》，稱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165]。《周書》還認為，稽胡是「匈奴別種」，庫莫奚是「鮮卑之別種」[166]。唐代史家撰《隋書》，其論周邊少數民族，認為「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室韋，契丹之類也」[167]。它還認為，「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168]。在唐代史家看來，這許多民族的由來，都可以追溯到炎黃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繼承了《史記》的傳統，上限都要從黃帝講起。如馬總撰《通曆》10卷，起「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下迄於隋，「粗述君臣賢否」。又如姚康撰《統史》300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169]。《統史》已經失傳，《通曆》今存後7卷。它們說的「太古」、「五帝」、「開闢」云云，人們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們卻反映出了炎黃觀念影響的久遠與深入。

  《通典》所記歷代典章制度、前人論議，「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170]。在唐人看來，「上自黃帝，至於我唐」，這跟司馬遷說的「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變」。唐人的這種文化心理、歷史觀念，比起以往的人們來說，更加強烈了。當然，《通典》在具體的記述上，卻是十分鄭重的。其《食貨典》序稱：「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因此，《通典》所記黃帝事，極為簡略，反映出杜佑嚴謹的治史態度。在這方面，他頗具太史公司馬遷的遺風。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黃帝」的歷史文化影響。然而，《通典》的價值還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它對中華民族文明的發展提出了在當時來看是達到了最高認識成就的見解。杜佑對「中華」、「夷狄」文化同源提出這樣的認識，「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171]，「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72]。

  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認識的基礎上，杜佑從地理條件的差別來說明夷、夏文化發展的程度上的差別，並以此來批評一些人的民族偏見，這確是當時最正確、最進步的認識。

  元朝統治者對待遼、金、宋三朝歷史，又頗有些唐初統治者的那種氣度。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漢族統治者為漢族、鮮卑族及其他各族統治者所建皇朝撰寫「正史」，元代是蒙古族統治者為契丹族、女真族、漢族統治者所建皇朝撰寫「正史」。撰寫「正史」的史學傳統把各民族的歷史聯結在一起，恰是中華民族的客觀歷史進程在史學上的反映。從比較具體的問題上看，還有一些值得深長思之的事情。如元朝的史臣們在論述契丹族的先祖時寫了這樣一段話：

  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按指唐修《周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按遼朝史官）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按指耶律儼所撰國史《遼志》）晚出，盍從周《書》。[173]

  《遼史·太祖紀》後論也說：「遼之先，出自炎帝。」元朝史臣以《周書》早於《遼志》，故於兩說之中采早出者為是。這一方面顯示出元代史官們的機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700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的歷史影響之大。而更使人感到一種深層的歷史意識是：在上引這段話中所謂「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云云，若出於漢、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於元代史家之口，顯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於私家歷史撰述，無疑反映了民間的傳統認識，而其出於官修正史，顯然反映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從這兩層意義上看，此話可謂一字千鈞。它所具有的內涵，又遠遠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於黃帝還是炎帝的範圍，而有一種更廣泛的歷史認識價值。從這裡，人們可以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炎黃和炎黃文化所蘊含著的偉大的民族凝聚力。